作者：趙偉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國幸存者》（以下簡稱《六人組》）是一部受人尊敬的電影，它的價值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一部電影，它重塑了一部中國曆史。這部電影由英國導演羅飛和美國記者兼作家施萬克創作。兩人合作的第一部紀錄片《海神事件》（The Sea God Incident）可以被視為六人組的先驅，挖掘了1931年中國沿海沉船事故的真相。在此之前，羅飛的首部紀錄片《陽關三棧》，描述了幾位退休演員在上海生活的真實生活，《六》延續了影片對人物心理活動的微妙探索，賦予了人物的藝術風格。
網際網路并不一定與事實相反。真相隻有一個，而在網際網路時代，我們得到的"真相"通常是資訊博弈加上自我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唯一的真相本身。有趣的悖論出現了：我們知道的越來越多，但可能越來越少。作為一部充分利用網際網路挖掘真相的紀錄片，《六人組》無疑做出了振奮人心的宣言：真相依然存在，我們仍然有機會用時間和智慧接近它。
Schwank的"偵探團隊"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網際網路是他們挖掘，檢查和交流的基本工具。如果沒有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電子和共享檔案，該項目将不會花費10倍的時間來完成。當然，影片中間的重要檔案仍然需要去紙質檔案存放處擷取，但網絡提供了許多關鍵線索。至于《六人組》第一主角方榮山的最初線索，從網際網路論壇上私下釋出的"小新聞"來看，故事的主線幾乎是從這一點開始的藤條摸瓜。同時，影片也展現了面對大量資訊假真實的困難：需要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及保持不信任的态度，獨立确認或虛假的堅持。在《The Six》中，網際網路被還原為技術和工具本身，人類的選擇決定了它所提供的資訊在揭示真相方面的價值。網際網路和真理不一定是對立的，盲目服從才是真理的真正對立面。
在紀錄片中講故事有不同的力量。在"六人組"之前，除了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泰坦尼克号》和1958年羅伊·沃德·貝克執導的《冰海沉船》之外，還有兩部關于泰坦尼克号沉沒的劇情片。六人組将泰坦尼克号的沉沒進一步帶入了六名中國幸存者的故事。作為一部紀錄片，它與上面提到的兩部劇情片具有相同的強度，但實作震撼的方式卻不同。
"對我來說，一部電影使用什麼并不重要，無論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電影理論先驅謝爾蓋·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說。一部好電影應該展示真相，而不是事實。然而，他并沒有說，紀錄片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所能擁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它更接近事實本身的自然潛力。
從《冰海沉船》到《泰坦尼克号》再到《六号》，人性在災難中的堅韌不拔得到了凸顯。我被《The Six》中的一段話所震撼，這段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劇情片的詩意描述形成鮮明對比：Schwank模拟了遊泳池中的情況，并進入水中親身體驗，以便親身體驗幸存者掉入大海後被冰冷的海水包圍的感覺。當他完成測試時，坐在遊泳池邊凍得無法控制的顫抖，那種冰冷的感覺不顯眼，但非常真實。方家前輩無意中提到了方榮山寄來的一首詩："天海波，一根棍子救了我，兄弟們一起有幾首，擦幹眼淚，笑起來。"這種真實、簡單的人性的力量與虛構劇情片的力量截然不同，後者在藝術上是精緻的。不同的是，在紀錄片和真相本身更近的距離上，通過《六人》對其人生故事的追查，方榮山在九死中，就是用"笑哈"繼續走着依然很艱難的人生道路，這種"笑哈"關系到人類生存最基本的尊嚴， 一步到位，讓我心碎。
1997年在中國上映的《泰坦尼克号》删除了一組鏡頭，這些鏡頭是五艘哈羅德·洛（Harold Lowe）指揮的救生艇營救了一名漂浮在門闆上的中國人。大多數中國觀衆隻記得傑克和羅斯失散已久的愛情，但不知道泰坦尼克号與中國人有什麼關系，更不用說他們對登船的八個人和最後六個幸存的中國人的了解了。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沒後，有六名中國人被污名化。在紀錄片中，現存的報紙檔案中關于沉船的報道幾乎都把他們描述為貪婪和害怕死者，甚至說她們假裝是救援船上的女性。他們從死裡逃生後，被美國拒絕入境，再次被連根拔起。"六人"不僅用有力的證據還了他們的清白，還揭露了西方排斥在海外遭受不人道待遇的中國勞工的曆史。在這段曆史中，華僑尋求生存空間難以想象的艱辛，隐秘，令人難忘。此舉的原因是紀錄片更接近曆史真相。
曆史的客觀部分是過去時間的真實發生，不能完全知道，隻能散落在各種物體上，記錄的資訊要盡可能接近。人們所接觸到的曆史，一般是主觀部分，即對客觀部分的描述。這種闡述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出于不同原因的歪曲，追求真理是全人類共同的心理訴求，在曆史的主要目标之間造成了鴻溝，需要重塑。利用膠片作為重塑曆史的工具，屬于現在的形象時代。影片的優點不僅在于它具有非常直覺的細化能力，更重要的是，作為大衆娛樂的一種方式，影片的内容也可以得到快速、廣泛的傳播。（趙偉）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