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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份丹麥導演卡爾·德萊耶（Carl Th. Dreyer）逝世後，丹麥電影學會雜志Kosmorama記者歐爾·米歇爾森（Ole Michelsen）采訪了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çois Truffaut）。這篇短小的采訪發表于Kosmorama雜志1968年6月刊。
歐爾·米歇爾森（以下簡稱”OM”）：德萊耶的逝世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çois Truffaut，以下簡稱“特呂弗”）：世界上最偉大的電影人(cinéaster)之一永遠離開了！這個噩耗對我來說有點突然，因為半年前我還在巴黎遇見過他。當時他認為自己身體狀況非常好，還向我談到了他的大部分電影。當時很難将他想象成一個将要過世的人，而且他心情确實很好，我是真希望他能夠再拍攝一些電影。
OM： 他的作品對您自己的電影存在什麼意義和影響？
特呂弗： 這很難說。我是在電影俱樂部和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equet)裡發現德萊耶的，特别是他的《吸血鬼》（The Vampire，1932)和《聖女貞德遇難記》（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1928），而對他其它電影我還是有些距離的。他和其他偉大導演一樣，他們的電影在巴黎随處可見。比如說這個星期人們可以就看到《震怒之日》（Vredens dag，1943），另外《詞語》（The Word，1955）在法國也算是一部經典之作。
我不能說，他作為一個電影人（cinéaste）對我影響很大。他工作中帶着一種能量，是我難以企及的，遠的就像是伯格曼工作時伴随着的能量一樣，他就是屬于這樣一些電影藝術家中的一員，或許在這個世界中隻能找出十個人。像布努埃爾、羅西裡尼、伯格曼和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這樣的人，人們可以認為，他們完全是被電影藝術掌握和選擇的人，他們隻拍攝他們想拍的電影，并且能夠不做任何妥協地将電影導演們的夢想用最佳的方式變成現實。——我知道，德萊耶一直希望他的電影能在好萊塢賣座，雖然這個夢想從來沒有實作過，不過或許正是這點成為他的一個優勢，因為在所有歐洲電影導演中他是最不“好萊塢式”的一個。
我隻能說，他去世的噩耗太令人心痛了！
OM：他想拍攝耶稣電影的夢想也從來沒有實作過。
特呂弗：在這方面他和其他所有那些偉大的電影人沒有什麼差別。他們總是夢想着拍攝不可能完成的電影，就像奧森·威爾斯的唐吉柯德、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的《神曲》（Den guddommelig komedie）。
OM：盡管德萊耶有着北歐背景，不過他在法國得到的接受度和贊譽都遠遠超過他在丹麥的。您怎麼樣看待他與法國之間的這種聯系呢？
特呂弗：首先德萊耶将他大多數電影選擇在法國上映，而法國人在善于發掘天才和智者上擁有良好的聲譽；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又顯得過于不忠和善于遺忘，這種事情曾經發生在伯格曼和布努埃爾身上，當時身在墨西哥的布努埃爾景況不佳。德萊耶非常喜歡法國，幾年前我們和他一起在這裡相遇的時候，他顯得非常開心和激動。完全是出于對他的敬意，那個下午二十幾位從未在一個房間裡相聚過的電影導演為了他而聚在一起，而現場德萊耶的談吐令人歎為觀止。
OM：那麼您的意思是說，德萊耶認為自己的電影難以企及過于艱澀的說法并沒有得到法國人的認同？
特呂弗：并不需要如此。法國有很多像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這樣的導演，我強調的是看他的電影在很多方面也會讓人想起德萊耶，不過我也想強調下他們之間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地方。
OM: 兩者之間有哪些不同？
特呂弗：哦，這很難在細節上進行表述，不過布萊松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演員合作。在表演中他更喜歡嘗試保持一種中立，這不是德萊耶想做的。德萊耶，我覺得他更喜歡戲劇。不，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
另外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對我來說談論德萊耶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我發現他是這樣一個導演，那就是想評論他的電影也很困難。有好幾年時間我曾經作為影評人在刊物《藝術》（Arts-Lettres-Spectacles）發表文章，我有過唯一的一次難以下筆的狼狽感，那就是在我需要評論《詞語》的時候。我發現它是如此完美，但與此同時卻無法找到任何言語去表述它。我再次看這部電影是在倫敦，當時我在那裡拍攝一部英語電影。我對這部電影的一切感到驚訝，人們或許不需要去談論技術細節，不過作為一個電影人而不是一個影評人的身份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發現了一些與衆不同的瞬間，比如當電影裡的主人公死了，家庭裡的其他成員都穿着星期天鞋子（Søndagssko, 指在周末或假日穿的鞋子），與此同時人們可以在電影的前一個鏡頭裡聽到鞋子發出的響亮的嘎巴聲，那種鞋子人們是不應該在這樣的場合穿的。就是像這樣的事情，竟然幾乎讓我當場潸然淚下——這是較之于我難以企及的主題自身還要更高一層的東西。
OM：您的意思是，對于法國新一代的電影人來說，德萊耶存在着一種很重要的意義？特别是普遍被人稱為“新浪潮導演”的他們。
T: 對此我不太确定，即使在戈達爾早期的一部電影裡就有對德萊耶明顯的敬意，那是 《随心所欲》（My Life to Live，1962），安娜·卡裡娜（Anna Karina）在電影院裡看到的就是《聖女貞德遇難記》，電影還在很多方面帶着德萊耶式的安靜和審慎。除此之外我很難确定人們在談論某些影響的存在，不，德萊耶有部分僅僅是屬于他自己的。
｜原文發表于Kosmorama雜志85期1968年6月刊 P172｜翻譯：Tati (@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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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4日-2020年3月5日）丹麥作家和影評人，早年曾擔任法國導演讓-皮埃爾·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導演助理，1985年開始一直擔任丹麥國家電視台電影節目Bogart的主持人，直到2002年節目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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