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錢戀水
“他戴那個帽子不會掉下來的嗎？”這是新鮮人的視角，習慣這頂帽子的人根本不會想到這個問題。黑色小帽就像長在張玮玮頭上一樣自然。10月23日晚他在上海交響音樂廳演出，合作樂手有搖滾三大件加小号及弦樂四重奏兩套編制，也算是從新鮮角度重看張玮玮。
做了半世優秀樂手，曆經美好藥店、河樂隊、野孩子等樂隊，張玮玮三十六歲大器晚成出道當歌手，發專輯，後退出所有樂隊，扔掉又撿起手風琴。他的音樂簡明淺白，幽微豐美，低回反複，身上既負九零年代民謠一代的語碼，又不甘于此，上下求索，讓人覺得親近。
張玮玮擅寫作，一貫以作家的敏銳警醒剖析自己——哪一部分理性，哪一部分感性，該不該遵循規則，要不要放縱欲望的走向。人若是對自己不留情，分析得鞭辟入裡，會引起痛苦和他人的欽佩。張玮玮就是這樣對自己，發了新專輯，滿足了嗎？放下手風琴練吉他，開心了嗎？退出集體的庇護一個人，害怕了嗎？很久不登台，渴望了嗎？
他有很多沖突，一邊走，一邊解。今年七八月份開始，很久不演出的張玮玮終于放空了肚皮，餓了。音樂會取名“風筝和飛鳥”，出自《霧都孤兒》裡一句歌詞：“向左向右，風筝和飛鳥，站在荒野上看天色變暗……”還有一首也是《白銀飯店》裡的，“弟弟說，哥哥你看，我們像不像是斷了線的風筝”。（《兩個兄弟》）
風筝有線，飛在章法裡。飛鳥無繩，直沖入雲霄。手風琴和弦樂四重奏拉巴赫《a小調無伴奏長笛組曲》的《阿勒芒德》開場，觀衆和張玮玮一樣緊張，就像在衆目睽睽下考級，全場肅然。一曲一曲，奏完巴赫，他給自己的挑戰和心願達成，“度過這個階段就是度過人生的至暗時刻”。接下來唱自己的歌《花瓶》《真相》，“放飛自我”。歌的調式、色彩和旋律都是長久以來民謠張玮玮的印象，傷感、黯淡、迷茫，馬要回到古代，鮮花渴望幹燥和枯萎。弦樂的清晰和諧化作蝴蝶翩飛，巴赫世界晴明的秩序瓦解。
弦樂四重奏和樂隊的《沙木黎》可以看作轉場。弦樂、電吉他、貝司、鼓、小号先後登場，層層塗抹，前緊後松，蕩啊蕩，蕩入一個更廣闊的音樂空間。
演出前他寫了一篇文章，說一直向往迷幻氣息，一直沒能呈現出來，這次和這批上海本地樂手碰出來了。轉場過後，合成器循環螺旋聲，台上一隊人馬很像老電影裡登場的樂隊，有強烈的置身往事中的感覺。小号手豐玉程原來都是即興，他提供非常優美純真的東西，在groove最酣時亦保持了幾分置身事外的超然。距離遠，看不清，總覺得張玮玮都臉紅筋凸的時候，一個小号手好像還氣定神閑，真是難得。
那晚有兩種張玮玮，一種我們更熟悉，唱蘇聯味兒的歌，咬合緊密，旋律憂傷，精巧的小樂句環環相扣。一種開闊疏朗，海潮起伏，編織幻境。上交的環境原為原聲樂器而設，他們插了電，電噪時不時滋滋在頭頂流過。聲音發蒙，耳朵有時出戲，想念郭龍的手鼓，恍惚不知身在何處。
還是聽張玮玮自己來說吧，手風琴、巴赫、往事、低谷、北京，音樂的畫面和色彩，人跟樂器的關系，饑和飽，怎麼落了單，音樂要去哪裡。
兩年前退出所有樂隊後的那個春節，張玮玮去了一次北京，想找年輕時激情力量的來源，沒找着，一個人看電影把自己看哭了。回到老地方，卻找不到老物什，“除了鐘樓，誰都不認識我了”。他出電影院就寫了篇歌詞，副歌裡有一句話很老套：“誰也無法為誰停留”。新歌叫《北平》，前奏很大聲，有時代曲的意思，他特别喜歡。
張玮玮又進入那種狀态，刻苦練琴，睡夢裡都在寫歌。人生曲線，是否又到了要揚起來的時候。
澎湃新聞：散場了我問朋友，為什麼要聽張玮玮拉“賦格的藝術”？她說，因為可愛啊，那幫搞古典音樂的哪有他那麼可愛。你覺得有Richard Galliano這樣的行家在，幹嘛要聽小張拉巴赫？
張玮玮：Galliano的《BACH》是我特别喜歡的一張專輯。昨天演的這幾首是我最喜歡的幾首曲子。真的就是一種圓夢。喜歡器樂的人總想在台上演奏樂曲。
在我心裡面，除了歌手的部分，還有一部分是演奏者，還是很喜歡純演奏器樂。這對我來說也挺麻煩的，導緻我一直沒法全身心投入樂器，也沒法全身心投入到寫歌、唱歌裡。是以，就是這樣吧。
聽我拉，觀衆的感覺可能是多重的，不會像純演奏者那麼純粹。可能觀衆會自己附加一些東西，不好說。反正這就是個人的行為。
澎湃新聞：什麼時候開始迷巴赫的，為什麼是巴赫？
張玮玮：我是小時候我爸逼我學鋼琴，鋼琴初級教程裡都有巴赫的小片段，當作練習曲。我爸跟我講，這個是巴赫，賦格，十二平均律。當時不喜歡，因為小孩兒真的了解不了。它是很特殊的音樂類型，不是那麼情緒，那麼美，完全不是旋律化的東西。但腦子裡就有了這個人和賦格、十二平均律這些東西。
後來慢慢大了，開始明白這個音樂為什麼過了四五百年，還能在所有演奏者、音樂愛好者心裡有那麼高的位置，因為它太厲害了。巴赫的音樂基本上都可以一生一世去演奏、去鑽研。
我一直都喜歡聽古典音樂，因為小時候上學在西安音樂學院上過一段時間。那會兒小，那個環境給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白天，琴房那棟樓全是一個一個小房間。走進那棟樓全是練習的人，一個小時一個人，從早上排到晚上關門。那個場景很美，那麼單純，每天練一個樂器，是以我一直很欽佩那些練古典的。後來我沒往那條路上走，十六七歲就開始喜歡搖滾樂，吉他。
像弦樂四重奏，特别喜歡，是個特别好的樂隊形式。還有中亞、阿拉伯的彈撥樂組合，搖滾樂隊，阿根廷的探戈樂隊，東歐的吉普賽樂隊，都是很好的樂隊組合方式。
弦樂四重奏是個非常美的組合，就四個人，是個很極緻的東西。它的形式感和内容特别優雅，背後還有深厚的音樂文化。這次上交約我演出，就直接想到了弦樂四重奏，它和民謠也很容易搭在一起。
澎湃新聞：排練九天，是從零開始，還是事先有個大緻方向？現場四節，你怎麼考慮的，怎麼評價？
張玮玮：排練排了九天，但演出一個多月前就開始準備。我是9月12日先來了一趟上海，确定樂隊班底，在小的演出地演了一場，就開始分頭準備。樂隊的編曲稍微晚一些，先準備四重奏的編曲。我在雲南做好demo，發給弦樂的老師，他來編。同時和樂隊溝通了一個大緻的編曲，因為我們樂隊編曲不太會提前固定的，一般還是喜歡人跟人在排練時碰，是以之後九天的排練主要是在排樂隊。弦樂都是排好的，主要是在找呼吸、熟練這些。
這四節的第一節是我的一首手風琴曲，一首吉他。手風琴是巴赫的《阿拉芒德》，吉他是我自己的一首歌。這個開頭就是“風筝和飛鳥”。巴赫的曲子特别嚴謹，你隻有拉得特别好這一條路，對他的作品完全地了解，完美地诠釋。
我自己的歌彈吉他唱民謠，随時都是對的，隻要自己的感情到了，速度快慢、拍子的小節數、旋律的唱法、它的斷句、包括歌詞段落的更改，都可以在現場随着那一刻的發生改變，就像是很自由的東西。
我的用意，前兩首就是風筝和飛鳥，貫穿整場，指的是做音樂的人的自由和嚴謹，編排好的和打破編排的東西。這是當時取标題時設定的一個線路。
弦樂四重奏和我的合作也是這個模式，前兩首巴赫，後三首是我自己的歌。前兩首需要很标準，後三首大家其實是在完成一個線條形的東西。後三首我自己唱的時候，心裡是很自由的。
樂隊有自己的呈現，也有和弦樂合作的。弦樂合作都是提前和樂隊編好的，樂隊演的時候有很多是即興的，像《星期三的故事》，中間solo是純即興的。《米店》除了我的唱和我的吉他，其它部分都是即興。小号從頭到尾都是即興，而且是事先跟小号手說好的，就是盡量讓他不要去規範，很多東西就是放着去打破的。
小号手豐玉程非常厲害，是上海音樂學院很老的畢業生。畢業以後沒去做古典，做過爵士樂團，離開以後給小号加效果器吹，做很迷幻類的音樂，在很多個領域跳進跳出特别厲害。我很喜歡他，第一次聽他吹我就加了他的微信。他在樂隊就是負責完全“飛”的東西。
澎湃新聞：感覺現場你的歌有兩種，一種是蘇聯味道，咬合緊密憂愁的，一種疏闊開朗，編曲很蕩漾。這兩種歌的表現方式似乎也不一樣，編曲的意圖是不是也有點區分？
張玮玮：我聽的音樂比較雜，像你說的蘇聯味兒是因為我特别喜歡東歐音樂、吉普賽音樂、中亞音樂。蘇聯包括了這一大塊地方，當時把很多地區的著名民歌改成蘇聯歌曲，小時候肯定受到這種影響。我的歌裡經常有這種東西，它有點兒悲情，有點革命浪漫的味道。
你說的開朗的這些，是因為我特别喜歡公路感的歌。它的律動一起來，就有了公路上開起來的場景感。我是三拍子的狂熱愛好者，我的大部分歌都是三拍子。三拍子也傷感，但它的傷感稍微晴朗一點。
做音樂，寫歌編曲，都需要自己去調配這些。一場演出的曲目、專輯的曲目、每個階段寫的歌，都需要調配。好比這個階段想找幽暗的，彈出來晴朗的也不會彈它，反之亦然。大部分時候是随機來的，但到了最後呈現的時候，還是會有理性的區分。
澎湃新聞：新歌的歌詞其實聽不大清楚……《北平》那首，還是孤獨無人識的狀态，怎麼會？“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是不是這樣，就算吃得飽，人的各種欲望總是難滿足？
張玮玮：《北平》是一首我特别喜歡的歌，朋友也都喜歡。這歌是前年春節寫的。前年退出所有樂隊停止演出。當時狀态不太好，對演出，對很多東西都産生疑問，感覺自己進入困境還出不來了，必須停了才可以。那陣情緒非常不好，看不着方向，不知道該怎麼繼續在音樂的路上往前走，自我懷疑。
就是正常的低谷曲線，人生的曲線到了落下去的時候。春節的時候哪兒都不想待，也不想回蘭州，就一個人去了趟北京。春節北京人很少，初四初五的樣子，在北京待了三天。
我特别喜歡北京，年輕時候待了多年，對北京有心靈寄托，那個地方像激情力量的源泉。年輕的時候那麼激蕩，總覺得那個地方還會給我那些東西。結果到了北京特别凄涼，因為朋友也都不在，春節也不太好去打擾人家。我也沒主動去聯系誰，去了更孤獨了，特别孤獨。
那年電影院在放韓寒的電影《飛馳人生》，看着看着就看哭了。不是被電影給感動，不是特别喜歡那電影，但自己已經到那個點，随便什麼就能給點破。從電影院出來的路上寫了歌詞。它的副歌是：“誰也無法為誰停留，電影裡他們掉下的眼淚，假的很真，真的卻很假。”
電影裡演員在掉眼淚，他們是假的，演的，你感受的卻是特别真的感情。你的眼淚是真的，但知道是被設定的東西催出來的，是以就是假的很真，真的卻很假。這歌就是這樣，詞很短。我本來想把它當作動機，加深多寫，後來覺得沒必要，幾句話就夠了。
它的第一句是：“親愛的，你可知道這北平，除了鐘樓，誰都不認識我了。”我特别喜歡北京的鐘鼓樓一塊，尤其鐘樓。鼓樓是滿族人的樣式風格，特别紅特别花。鼓樓後面的鐘樓是明朝樣式，有一個很古樸的形狀，顔色是本來的牆的顔色，古樸敦厚，看着特别舒服。鐘樓旁邊有個民宿，我每次去北京都住那個民宿，視窗就能看見鐘樓。
北京這幾年變化特别大。我們多年前在那兒的感覺，街道，所有的東西都不在了。隻有鐘樓還認識我。就是這樣，就是那陣子的心情，落單兒了，離開了集體，自己把自己推到了那樣一個境地裡。
人的欲望肯定是沒法滿足的，滿足了也沒意思呀。就像是吃飯，你特别喜歡吃一個菜，你去飯館裡一次吃三份，吃完了你再也不想吃這個菜了。欲望就是這麼回事兒嘛。它就是得不到的快感。
我對生活的欲望不太高。我生活非常簡單，吃東西喜歡吃很簡單的幾樣，好多東西我都不吃。也沒什麼太多的物質需求。我的欲望都在我想做的東西上。我三十六歲才從樂手轉行當歌手，起步非常晚，出了第一張專輯。
一出道就已經不是小孩兒了，獲得滿足感的點已經不是簡單的那種。第一張專輯沒讓我獲得滿足感。一直到現在都沒得到那個感覺。停了兩年，現在很想，就像吃撐了，隔了一天沒吃飯的感覺。現在特别想演出，特别想排練，做新的東西。
這場演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出來的。
澎湃新聞：有一陣好像是放棄手風琴改吉他了，怎麼又重拾？
張玮玮：我前年停下演出的時候其實是打算放棄手風琴了。那陣子因為在台上演出找不着狀态，是以想停下來，把原因怪罪在手風琴上。離開一年半，基本沒碰手風琴，一直在練吉他，又買了電吉他，是打算往吉他上轉的。但是今年演出一開始，從七八月份開始，好像很自然地就不得不又拿起手風琴。最近天天練手風琴，每天四五個小時以上。
有些是注定的，我和這個樂器的關系，就像人跟人之間的姻緣，你離不開他。
我喜歡單一的生活，生活規律，交朋友的選擇、界限都很清晰。但對樂器完全不是這樣。音樂上我不是這樣，我就是喜歡很多樂器，吉他、手風琴、烏德琴、冬不拉、電子音樂，前陣子還買了做hip-hop的鼓機，電吉他的效果器。
我老是勸自己要專注在一個樂器上，但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我就是喜歡好多樂器，也不打算攔着自己。我就是想，我的最終選擇不是某個樂器，而是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音樂。從演奏者純粹的角度，還是一個更旁觀的視角去看待音樂。因為音樂并不是樂器本身的東西，而是一個綜合的東西。
就像是編曲，我的編曲意圖是：它的基礎是行進感的，像年紀稍大的一個公路片的律動。有律動，但是松弛，不急迫，是開闊的場景。我希望它有畫面感，色彩是為了畫面而服務的。每個樂器、旋律都是一個色彩。
這是我對編曲，對我想做的音樂的了解。是以我喜歡的樂器越多，我越了解這些樂器，越能知道色彩的多樣性，它在整個架構裡能呈現出的可能性。是以可能我的迷惑，也根本不是迷惑。我的無法選擇的東西，也就不用選擇了。
責任編輯：陳詩懷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