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戰争：從“總體戰”的殘暴到“核恐怖平衡”之下的和平

現代生産力和科技的高度發達，使武器裝備與戰術手段飛越式發展，一架現代戰機，對地攻擊力超過二戰時代整個空軍聯隊。（李僑/圖）

歐洲的曆史發展程序與東方不同，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直到近代才發展到類似東方的戰國時代，标志是“三十年戰争”，歐洲諸強嘗試成為帝國，并開始向“一統歐洲”的方向去努力。

但妄想“一統歐洲”，可不是一般的“貴族戰争、諸侯實力”所能企及，需要超強武力。到19世紀後期，德意志統一後，随着德國軍力的發展、帝國野望的擴張，德軍第一軍需總監（相當于副總參謀長）Von Ludendorff上将，提出了“總體戰”思想。

其理論大緻是：将整個國家和社會，完整包裝為戰争機器，強迫每個人都必須以各種形式參與戰争（或當兵，或生産，類似于秦政“耕戰”），全民齊心合力，将國家和全社會推入毀滅性戰争的地獄，以追求終極戰争目的。這目的不再是有限利益博弈，甚至不能止步于成王敗寇，而務必追求将對手徹底擊敗、國家滅亡、社稷毀壞、斬盡殺絕，甚至種族滅絕。

在“總體戰”思想指導之下，德國短短三十多年之間，就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傷亡數以億計，使科技與生産力高度發達的20世紀上半葉，卻變成人類曆史上最黑暗、野蠻、殘暴、恐怖的時代之一。納粹戰犯漢斯·弗蘭克在臨刑前忏悔：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這種野蠻而殘暴的戰争模式之遺禍，從大屠殺、集中營，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盧旺達内戰、很多教派戰争，都出現了數以萬計甚至數以百萬計的種族大屠殺慘案。

現代生産力和科技的高度發達，使武器裝備與戰術手段飛越式發展，一架現代戰機，對地攻擊力超過二戰時代整個空軍聯隊。而對峙陣營，各有幾千架戰機，互相充滿惡意，枕戈待旦、虎視眈眈。

核武器更加可怕，現在世界，五個核大國共有約1.5萬枚核彈頭，而1980年代初“冷戰”巅峰時代，核彈頭總數超過6萬枚。1艘戰略核潛艇能運載上百枚核彈頭，1艘就能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打殘，而全世界，擁有這樣毀滅能力的戰略核潛艇，約有47艘。

人類的軍事思想，如果繼續延續從古代發展而來的戰略戰術，那麼，下一場“總體戰”，隻要動用一部分核力量，其結果就不是誰勝誰負、誰輸誰赢的問題，而是人類這一物種滅絕、回到地質曆史時代、生物重新開始進化的結局。

禍兮，福之所倚；否極泰來；亢龍有悔……現實世界，充滿着這種黑色幽默般的哲學詭異。恰恰是核武器這種終極毀滅手段，迫使大國的政治、軍事上司層，不得不冷靜地思考毀滅性戰争的可能性，以及自己和家人的未來……這類關乎切身利益的問題。

1950-1960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器，都發展到了足以将對方及其整個陣營徹底消滅幾次的水準，但誰都無法確定瞬間徹底消滅對方的核反擊力量，以避免自己遭到對方報複性核打擊。

因為自己和對方的城市，都是巨大且固定的目标，核武器非常容易毀滅之。現代社會，城市化率有的高達80%-90%，隻要“核平”城市，就不僅是亡國，甚至就是滅種了，剩下少數（暫時性）幸存者，有幾人能逃過随後的“核冬天”和生産力全滅的“核戰後世界”呢？

而自己與敵方的潛射飛彈，都是機動性、隐蔽性非常強的隐藏目标，在廣闊的海洋深處隐蔽機動，根本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内将其全部擊沉，是以也就無法徹底剝奪對方的核反擊能力。

是以，大規模核戰的結局，隻能是同歸于盡。是以，軍界才形成“核戰無赢家”的基本觀點。

基于這一基本觀點，艾森豪威爾政府提出了“核恐怖平衡戰略”。意思是：對立陣營基于對對方核武庫的恐懼，不敢輕易發動核大戰，使雙方在“核恐怖”基礎上，保持長期的制衡與對峙狀态，也就保持了持久和平。

蘇聯上司層心裡也明白這道理，既然美國政治上司層把這一共識說透了、窗戶紙捅破了，馬上就順水推舟，開啟了赫魯曉夫與美國總統肯尼迪的高層會晤，直接面談在“核恐怖平衡”基礎上的共同行為規則，以避免核意外、核災難。

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的演講，進一步闡述了英-美保守主義政治派别的“核威懾”觀點：人類社會的總體和平，基礎源自力量制衡，而非人類善意。由于懼怕全面核戰，使大國領袖們的行為更加謹慎，不得不尊重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嚴格限制己方行為，尤其要有效控制各自軍人的動武沖動，誰都不敢輕易發動戰争，因而造就了二戰之後長達四十多年的總體和平。

這在哲學上，可能是“陰陽互易、相克相生、善惡互相轉換”的思辨課題。而在政治家而言，則是非常現實的政治選擇。即基于“核恐怖平衡”的“核威懾”，反而確定了人類社會主要大國之間長期的總體和平。

曆史程序，進一步印證着撒切爾夫人的觀點。至今，自二戰之後，主要國家已持續享有了約76年的總體和平。

（作者系曆史、軍事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美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