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非常大衆化和世俗化，寫小說需要才華，但對才華的過度強調有時會遮蔽寫作訓練的重要性。”昨晚的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著名作家、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受聘為“駐校作家”，并開啟了文學課，首講聚焦“小說的構成”。
抛出“小說是什麼”的問号後，王安憶如是解析：小說就是用文字語言去塑造另外一個物質，表現現實生活。“語言其實是非常單一的文字，而且掌握語言需要很多準備，它并不直覺。但是我們卻要用它來表現生活。其實藝術就是這樣，它有修辭的意義在裡面，要用一種材料做成另一種東西。這兩種材料裡面有一種對比，小說就是這麼一個工作，要用語言這麼單調的東西來表現生活。”王安憶說。
相較于電影手法的豐富，有聲光電修辭手段，畫面寫實生動，王安憶直言：“小說隻有文字，而用文字表現這麼複雜的生活，工作量其實是很大的”。文字這種材質抽象曲折，并不具體；要求讀者也必須是識字的人，有一定的想象力，和相對的生活經驗，否則就不能把文字還原成現場，這是文字本身的限制性。那麼小說的好處在哪呢？王安憶認為，它可以描繪一些間接的東西，比如一個人的心靈感情。
在她看來，小說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語言功能，就是說它可以把日常瑣細，經過文字轉述後，變成另一種存在，變得燦爛和華麗。“如果沒有小說存在的話，生活的意義可能都很難釋放。小說就是一個叙述的文類，依靠語言去記述。它的叙事方式不直覺，而是沿着時間進行，依附在時間上。時間的形态轉瞬即逝，很難滞留，也很難固定。小說家常會有一種企圖，雙重叙事齊頭并進，其實是做不到的。因為它是一個線性的東西，非常單一，你隻可能有一個順序。”
談到小說對時間的處理，王安憶以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為例，之是以選這本書，它不像别的小說用人物、情節、結構，重設時間的狀态，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或麥家的小說，裡面的故事其實已經把時間瓦解了，重建立立了時間。而《追憶似水年華》沒有幹預時間，讓它直接展現出來，也就形成了獨特風格。
“這套經典大部頭雖然讀起來有障礙，不太容易從閱讀中獲得愉悅，但富有研究價值，小說把時間打回原形，把時間變成主體。我是一個寫實作家，需要把時間變形，是以對這種時間處理方式充滿好奇。這部小說展現出來是時間最原始的狀态，它順着這個時間走，而且還遵循時間的一個本質，那就是回顧性。小說的困難在于如何把隐藏的故事形式發掘出來。每一個小說暗藏着一個形式。”王安憶談到，每種藝術都有天然的一個形式，《追憶似水年華》小說開頭第一句話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早早就上床”，也寫了很多睡眠狀态。
她認為，其實我們今天談時間，都是人為給它的刻度。如果沒有人為刻度，沒有鐘表，時間就是一個混沌的、無頭無尾的狀态，每個人給時間的刻度都是不同的。還有一件事和時間關系緊密，就是散步。“比如小說中有個角色的散步從貢布雷的教堂開始，再向兩個方向去進行。一個方向是到斯萬家的那邊，另外一條路是到貢布雷的地主家。這兩條路線中有着非常豐富的描寫，這樣的寫作合乎時間的定義，兩個人物的安排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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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互動環節，面對蜂擁而至的學子，王安憶分享說，自己與杭州其實有着很深的淵源，她的母親茹志鵑雖出生在上海，但祖籍在杭州，當年還特意回杭州尋訪老宅。“在母親心裡面，她就是杭州人，是以我對杭州也是有特殊感情的。”
王安憶自認成長過程中很幸運，因為身處一個有标準的年代，“編輯老師會告訴你這樣寫是不對的，應該更好一點，這也讓我們有了美學上的追求。”她說，如今過于寬松的創作環境其實值得青年創作者警惕，在創作上太寬松，就會放松自我要求。“即便誰都不來批評你的時候，也需要自我批評。”
接下來的七講中，王安憶将從《坎特伯雷故事》《傲慢與偏見》等名著以及美國紀實小說、俄國小說、中國當代小說等類型入手，解構小說的“四梁八柱”。恰如她所說的，經典需要細細品讀，所有的藝術都是細節的藝術，小說就是由細節組成的。“作為寫作者來講，真正打動人的細節一定會留在心裡，在觀察之中輔之以創作者的想象，如同人的軀幹和肌膚，是最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