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風雲：東林黨到底起到了啥作用？
盡管東林書院和我國古代其他書院一樣，講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經史著述，但其不論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針對性、實用性較強。
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這一點，在東林書院的組織管理、規章制度、講學和學術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關于東林講學活動情況，以及在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領袖生平言行的記載中，都有比較清楚的反映。諸如：《東林書院會約儀式》第一條強調，會講屬業餘自願性質，是以參加會講的通知不必要求每個人都來參加；第三條規定，舉行會講時，主持會講的會主由大小會公推産生，根據實際需要，由不同學者擔任；第四條規定，每次會講推舉一人講《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即“四書”中的一段内容，然後大家“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第十一條強調要盡量簡化來與會的學人之間的交拜手續，不搞繁瑣的禮節和形式主義。
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幹政，反對礦稅，是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
明朝中期以後，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沖突和鬥争帶來了新的影響。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販運）”。
可是，從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明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明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了反對。山西巡撫魏允貞在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領礦、稅，為民禍害。魏允貞是以受到明神宗的切責。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大學士葉向高，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同年，吏部侍郎馮琦上奏說：這些礦監、稅使不但使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
李三才反對礦監、稅使的言行，在當時影響最大。他于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就任鳳陽巡撫。在鳳陽巡撫管轄的地區内，有好幾個礦監、稅使，殘害百姓。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五月，李三才上疏萬曆帝，揭露萬曆帝派遣稅使、礦監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職鳳陽巡撫期間，曾經嚴懲太監陳增的爪牙，罪大的則加以捕殺，打擊了陳增的氣焰。他還奏劾陳增的重要幫兇程守訓，貪贓數十萬銀兩等罪，使程及其同夥被捕解京，終于伏法，遠近大快。
史書上記載，李三才“以折稅監得民心”。在兩淮地區發生災荒時，他經報請朝廷獲準，對災民加以赈濟，還免除了應納的“馬價”（一種苛稅的名目），是以，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贊揚，聲望日隆，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内閣。
齊、楚、浙黨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閣會對自己不利，就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則駁斥這些讕言，于是雙方又發生了一場筆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李三才不得已自動辭職。這就是當時喧鬧得不可開交的李三才入閣事件。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對礦、稅之弊的鬥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由于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将錄》等檔案上報朝廷，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明熹宗下诏，燒毀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鬥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殺害。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賢被流放南直隸鳳陽府，東林黨人餘人才免遭魏忠賢的打擊。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下令為東林黨人恢複名譽，并下诏修複東林書院。
東林黨人号稱"清流”，影響着天下的輿論。上述皇位繼承權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統治階級内部的權力之争。但是，這并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争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于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機關，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争由原來的閣部之争和門戶之争逐漸演變為黨派鬥争，規模進一步更新，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争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于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産，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緻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既是一起曆史事件，又是一種文化現象。它雖然發生在晚明時期，但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産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推崇它的贊譽為文化盛舉，诋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