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毛澤民時間最長的妻子錢希鈞
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澤民被背信棄義的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于監獄中，為偉大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僅有47年的短暫人生中，毛澤民共有過三位妻子，即為他生下女兒毛遠志的發妻王淑蘭，陪他從上海到江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曆長征到達延安、再到新疆的錢希鈞，以及在他生命最後幾年陪伴他，并為他生下最小的兒子毛遠新的朱旦華。
其中，雖然不曾與他有孩子，但卻陪伴他時間最長的，是第二位妻子錢希鈞。但是，本以為會與毛澤民攜手走到最後的錢希鈞，卻在兩人一起到新疆後選擇分手并回到延安，并在幾年後與他人另組了家庭。
毛澤民與朱旦華和兒子毛遠新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 data-track="5">從“童養媳”到革命者的妻子</h1>
錢希鈞是我國建國初期紡織工業的主要上司人錢之光的妹妹，1905年出生于浙江紹興諸暨牌頭鎮一戶非常貧窮的家庭。在她出生之前，家裡就已經陷入吃了上頓愁下頓的窘境了，是以，在她剛滿月的時候，父母就不得不忍痛把她送到附近水下張村張乃榮家做童養媳，未來的“丈夫”是這家的三兒子，比她大7歲的張秋人。
其實，在那個民生普遍凋敝的年代，張家的境況也隻是能夠勉強度日而已。是以，錢希鈞從小就開始做各種農活，小的時候撿柴、喂豬，大一點了就要放牛、割草、洗衣、縫紉……生活的艱辛過早地把她打磨成了一名幹練的農村婦女。
如果是革命思潮萌發之前那個沉寂的舊時代，錢希鈞很可能就和舊中國大多數童養媳一樣，在“婆家”長到十幾歲，然後結婚、生子，相夫教子以了此一生了。從這個角度來說，錢希鈞又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她原本的“丈夫”張秋人很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參加了我黨早期的建黨建團活動，是以堅決反對舊式的包辦婚姻，而隻是把從小生活在自己家的錢希鈞當親妹妹一樣看待。
1928年2月犧牲的革命烈士張秋人
1922年春，17歲的錢希鈞收到張秋人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讓她擺脫包辦婚姻的枷鎖，到上海去讀書。正是這封看似平常的家書，徹底改變了錢希鈞一生的命運。從此，她投身于時代的滾滾洪流，成了無數為解放勞苦大衆而不懈奮鬥的革命者中的一分子。
錢希鈞很快到了上海，在張秋人的介紹和幫助下進入我黨主辦的上海平民女校學習，并開始參加一些革命工作。經過兩年的半工半讀，錢希鈞不但學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還在實踐中掌握了不少工作經驗。1924年，錢希鈞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并于第二年轉為共産黨員。
1926年，随着革命形勢的高漲，由毛澤民負責的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上海書店的工作量猛增，黨中央決定增開一個秘密發行所，還是由毛澤民負責，不過，此時的毛澤民化名楊傑。錢希鈞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安排進入中央出版發行部協助毛澤民工作的。
剛剛走出校門的錢希鈞到發行部機關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她的上司“楊經理”。“楊經理”看完錢希鈞遞過來的介紹信後，熱情地向錢希鈞交代了她的工作任務和性質，不但要做報紙、書刊的發行，還要擔任地下交通，去一些中央機關和上司同志的家裡。是以，工作時不但要靈活，而且更要保密，盡量減少社會關系和與外界不必要的接觸。
年輕時的毛澤民
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錢希鈞才知道，原來“楊經理”的真名叫毛澤民，是中央出版發行部的部長。為了工作友善起見，他們曾多次假扮夫妻，化裝成不同的身份出入于中央機關和上司人的住所，順利完成了大量工作。
随着二人接觸和了解的不斷深入，錢希鈞被毛澤民的精明能幹深深吸引，毛澤民也非常欣賞錢希鈞仔細、機靈的性格。1926年底，30歲的毛澤民和21歲的錢希鈞在上海結為伉俪，共同書寫了一段革命夫妻苦中作樂、相濡以沫的佳話。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 data-track="11">東奔西走搞印刷</h1>
婚後在上海工作期間，錢希鈞不但要負責紅色刊物的發行和地下交通工作，還要盡可能地分擔毛澤民的一部分工作，同時擔負起照顧毛澤民生活的任務。
原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
毛澤民雖然是湖南人，卻由于患有胃病而不能吃辣椒，錢希鈞就想方設法發揮女性特有的優勢，用他們本就不多的津貼，變着花樣為他準備可口、養胃的飯食。毛澤民則抓住一切機會，向錢希鈞無私地傳授自己的工作經驗，幫助她提高業務水準和能力。在毛澤民的幫助下，錢希鈞的業務能力得到飛速提升。
由于工作需要，毛澤民和錢希鈞在結婚後四年多的時間裡，不停地輾轉于武漢、長沙、天津和上海等地。
先是1927年年初，上海書店暴露了，他們經過黨中央準許，前往革命形勢較好的武漢辦了一個性質相同的長江書店，把上海書店的書籍巧妙地轉移到那裡；7月下旬，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後，他們在投奔哥哥毛主席的途中受到反動勢力的阻礙，便暫留長沙，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1927年年底，毛澤民和錢希鈞接到中央指令，讓他們回上海“重操舊業”，繼續主持地下印刷廠的工作，二人又立即赴命，在白色恐怖籠罩的環境中密切合作，使我黨的紅色書籍源源不斷地印出來，送到革命群衆手中。
毛澤民（右一）與錢希鈞（右二）
就這樣過了一年多，地下印刷廠還是被敵人發現了。但是在毛澤民和錢希鈞夫妻倆的默契配合下，印刷廠的裝置被迅速而巧妙地運往天津，并在當時英租界的廣東道辦起了新的印刷廠。為了掩人耳目，新的印刷廠對外承接發票、表格和請柬等的印刷業務，實際上則印刷黨的機關刊物、檔案和傳單等内容。
所有需要印刷的檔案，都要先送到他們租的一棟作為機關的小白樓裡，然後再由錢希鈞親自送到印刷廠排版印刷。在他們小心翼翼的維護下，直到1931年初，二人在黨中央的訓示下離開天津再次傳回上海，這個秘密印刷廠也沒有暴露。
繁忙的工作，加上常年在不同的城市之間轉移，使他們根本沒有條件生養孩子。1930年11月14日，毛澤民的兄嫂楊開慧在長沙浏陽門外的識字嶺被軍閥何鍵殘忍殺害，留下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形同孤兒。
1931年初，毛澤民和錢希鈞一回到上海，就立即請示黨中央把孩子們接到上海來，寄養在我黨辦的大同幼稚園。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在他們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媽李崇德的護送下，從湖南經武漢來到上海。見到小小年紀就失去母親，父親又暫時不在身邊的侄兒們，毛澤民、錢希鈞的悲痛和疼惜之情溢于言表。
毛岸英、岸青和岸龍三兄弟（劇照）
淚目之餘，錢希鈞給孩子們做了新衣服，把他們安頓在位于戈登路（現江甯路）的大同幼稚園，一有時間就去看望他們。
然而，革命時期總是時時處處危險重重。1931年4月，随着“中共曆史上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的叛變，上海的黨中央機關和黨組織頃刻之間徹底暴露在危險之中。毛澤民和錢希鈞不得不接受黨中央的訓示，在一個公園裡與毛岸英兄弟匆匆告别後，就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辟工作。
可是，他們前腳到達香港，顧順章後腳也跟了過去。無奈之下，毛澤民和錢希鈞喬裝打扮，經過月餘的辛苦奔波，終于在7月到達了閩粵贛革命根據地，并于秋天抵達紅色首都瑞金。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 data-track="15">風風雨雨長征路</h1>
一回到組織懷抱，錢希鈞他們就馬不停蹄地投入到根據地的建設當中。鑒于在上海工作期間積累了豐富的辦報和發行經驗，錢希鈞被任命為我黨刊物《紅色中華》的發行科長，負責把刊物暢通無阻地人們手中。
由于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經濟封鎖和不斷的軍事圍剿，中央蘇區的财政極為困難。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民臨危受命，籌建國家銀行。1932年3月，國家銀行正式成立，毛澤民出任第一任行長，錢希鈞則是國家銀行剛成立時僅有的五名從業人員之一。
為貫徹毛主席“統一财政，籌款支援前線”的訓示，毛澤民以接收金庫作為開端，在統一蘇區貨币的基礎上，把戰争中的戰利品也收歸銀行統一管理，終于在1932年底，實作了蘇區财政和貨币的統一。期間，作為妻子、同志和戰友的錢希鈞，協助丈夫做了大量具體而細緻的工作，使得毛澤民能夠心無旁骛地為整個蘇區經濟的恢複和建設“操盤”。
由于嚴重缺鹽，錢希鈞曾經和同志們一起化裝成乞丐到白區去乞讨，把買到的鹽裝在讨米的袋子裡帶回來；也曾把糞桶做成雙層，利用到白區挑糞的機會，把鹽藏在下層挑回來；甚至把棺材也改造成雙層，和同志們裝成送葬的樣子，把鹽從白區運回來……
擔裡藏鹽
隻要對丈夫的工作有幫助，隻要對蘇區的經濟建設有好處，錢希鈞總是一馬當先，義不容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蘇區的經濟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毛澤民也受到戰士和群眾的一緻認可，成了整個蘇區及後來長征路上乃至延安時期紅軍不可或缺的“大管家”。
在中央蘇區，由于親人的增多和工作環境的驟然放松，錢希鈞不再需要像之前在白區工作時那樣随時保持緊張的神經。在這裡，她不僅與哥哥錢之光得以團聚，而且見到了聞名已久的大哥毛主席。在毛主席兄弟倆徹夜長談時，錢希鈞與大嫂賀子珍也成了情同姐妹的至交好友。
舒暢的心情總能使人感覺如沐春風。在中央蘇區的那段日子，各方面條件雖然艱苦，但對錢希鈞來說，卻因為工作以來從未有如此多的親人在旁而成了她生命中最為快樂的日子，說她連走路都踏着歌聲與歡笑也不為過。
由于沒有孩子，在難得的閑暇之餘，錢希鈞常常把賀子珍的兒子毛毛抱到家裡，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百般疼惜。可惜，在後來的長征中，由于形勢所迫，這麼多親人也沒能護住這個孩子的周全，他還是在戰亂中與牽挂他的親人們失散了。
1934年10月，錢希鈞夫婦随中央紅軍一起開始了長征的艱難跋涉。為了守護紅色政權微弱的經濟生命，保障紅軍的物資供給，他們和被編入運輸縱隊的其他戰士們一起，用160多副扁擔挑子，肩挑手扛地把黃金、白銀、等物資和印鈔機、鑄币機等裝置一起帶上征途。
作為長征中僅有的30多名女戰士之一，錢希鈞先是在幹部休養連任政治幹事，後來又任政治保衛局的檢查員。她不僅要組織雇傭民夫、協助籌集糧款，還要向沿途的百姓們宣傳紅軍的主張，并通過他們了解敵情和民情。雖然與毛澤民同在中央縱隊，但他們并不在一起行軍。有時候見面了，也隻是互相打個招呼，算是聯絡感情了。
部隊在遵義休整期間，為了補充紅軍的物資需要，錢希鈞先是協助毛澤民發行蘇區貨币，通過把繳獲來的大量食鹽低價出售，使紅軍手中的蘇區貨币具有購買力，同時也活躍當地市場；離開遵義前夕，為了使老百姓不至于因為紅軍的離開而遭受經濟損失，錢希鈞他們又每天用扁擔挑着大量的銀元換回老百姓手中的蘇區貨币。正是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着想的精神，使得共産黨始終與勞苦大衆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那段時間，錢希鈞雖然總是見到丈夫忙碌的身影，但是兩個人卻難得有機會說上一兩句話。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4" data-track="20">從陝北到大西北，誰變了？</h1>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曆盡艱辛，終于到達陝北。一安頓下來，錢希鈞就進入毛澤民主持的國民經濟部工作，并于1936年進入紅軍大學學習。
1937年初，國際勞工階級為了支援我國革命，募集到了一筆數額可觀的美鈔，從巴黎秘密運至上海。由于上海是敵占區，而且美鈔隻有兌換成當時通用的法币才有可能安全抵達延安。考慮到工作經驗和對上海的熟悉情況，黨中央讨論再三，決定把取款、換币、秘密運送的任務交給毛澤民、錢之光、危拱之和錢希鈞等人。
到達上海後，毛澤民夫婦開了一間紙行作為掩護，毛澤民對外稱紙行的“老闆”，錢希鈞則是“老闆娘”。毛澤民先從在上海的中共負責人潘漢年手中接過那筆巨款藏在住處，然後裝扮成商人或老闆的樣子，每天出入于各大銀行和交易所，一點一點地把美鈔兌換成黨中央指定的法币。
毛澤民時常化裝成老闆
接着，錢希鈞和錢之光、危拱之等人則不斷地在上海和西安之間來回奔波，負責把兌換好的法币運送到西安。錢希鈞時而裝扮成國民黨的軍官太太，時而裝扮成到西安城裡燒香拜佛的富商妻子，與盤旋在各個關口搜查的敵人進行巧妙地周旋。
在幾個人的通力合作和默契配合下，他們終于在8月中旬上海淪陷之前完成了全部的兌換和運送任務，把款項安全送到了西安的紅軍聯絡處。
這年冬天，由于長期過度勞累，毛澤民原有的支氣管炎和胃病加重，折磨得他難以正常工作。1938年春，黨組織安排他去蘇聯養病、學習，錢希鈞也随行前往。在途徑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時，由于中蘇邊境鼠疫橫行，交通中斷，他們不得不滞留在那裡，暫時住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
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大打“親蘇擁共”的大旗，不斷向我黨示好，并多次邀請我黨派幹部，尤其是财經幹部到新疆工作，幫助他管理新疆的财政。為了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黨中央此前已經派遣了上百名幹部到新疆工作。
背信棄義的新疆軍閥盛世才
鑒于毛澤民夫妻已經抵達迪化，而且一時半會也難以離開，黨中央研究後決定将毛澤民夫婦留在新疆，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财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後來又當了一段時間的民政廳長；錢希鈞則擔任新疆新兵營的圖書館主任。
在新疆，毛澤民還是不顧疾病纏身，一如既往地忙碌，希望盡自己的能力為新疆人民做些實事；錢希鈞的工作倒是清閑了不少。同時，盛世才表面上對他們熱情周到、彬彬有禮，實際上内心卻極度險惡，對毛澤民夫婦處處設防、暗中監視。
在這種情況下，她一邊心疼丈夫的身體，一邊對黨中央留他們在新疆工作的決定感到非常痛苦和不了解。在她看來，當時蘇聯明明不斷地有物資經過新疆運往内地支援抗日戰争，而他們卻要留在那個荒遠的地方做着似乎望不到頭的統戰工作。
“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裡與軍閥搞統戰。”——《錢希鈞革命回憶錄》
毛澤民烈士
這種不滿的情緒萌生後，錢希鈞回到抗日前線工作的想法越來越強烈，可是毛澤民忙到根本沒有時間與她交流這些在毛澤民看來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因為在哪裡工作都在為人民做事，為理想和信仰而奮鬥。在日複一日的心灰意冷和缺乏交流中，夫妻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5" data-track="24">新疆一别，竟成天人永訣</h1>
1939年6月，毛澤民終于得以再次啟程前往蘇聯治病和學習，錢希鈞則留在了新疆；得知黨中央和毛澤民答應盛世才，從蘇聯治病結束後仍然回到新疆工作的決定，錢希鈞徹底失望了，做出了一個令她多年後後悔不已的決定。年底，黨中央同意了錢希鈞提出的與毛澤民離婚和去抗日前線工作的請求。
她沒有想到，與毛澤民結婚十幾年以來多少次出生入死，無論什麼情況下都沒有長時間分開過的他們，這次一旦離開，就成了彼此生命中與對方的永訣。
1940年初，毛澤民還在蘇聯治病期間，錢希鈞獨自回到延安，進入馬列學院學習。學習結束後，進入陝甘甯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合作社工作，同時擔任婦女主任。沒多久，錢希鈞又進入中央進階黨校學習。
錢希鈞後悔獨自回到延安嗎？
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毛澤民和第一位妻子王淑蘭的女兒毛遠志和養子毛華初也來到延安，錢希鈞十分心疼父母親都不在身邊的他們，常常用自己的夥食費為他們改善生活。孩子們也非常喜歡她，每次去看她的時候，都一口一聲“錢媽媽”不停地叫着，叫得錢希鈞喜上眉梢，恨不得對他們再好一些。
1943年10月，噩耗傳來，毛澤民于9月27日被盛世才秘密殺害于新疆迪化的第二監獄。這一消息對于錢希鈞而言猶如晴天霹靂一樣令她難以接受。
原來，毛澤民在蘇聯經過8個月的治療和學習後，于1940年2月回到新疆繼續以“周彬”的名義工作。但僅僅過了一年多時間，盛世才就背信棄義，秘密投靠了蔣介石。1941年7月底，盛世才以周彬身體不适，不宜工作為由對毛澤民進行監視，甚至連毛澤民當時的司機都坦陳自己就是被派來監視他的。
1942年9月17日，毛澤民、林基路、陳潭秋等同志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盛世才軟禁起來，并于1943年2月關進迪化第二監獄，直到9月27日，毛澤民、林基路、陳潭秋等一起被秘密殺害。
錢希鈞大概難以想象毛澤民在他們分開後經曆了怎樣的險惡環境；她大概更難以相信，分開僅僅三年，兩個人從此就要天人相隔，永無見面的可能了！假如知道毛澤民在從蘇聯回到新疆後即将會面臨怎樣的處境，她或許就不會堅定地選擇一個人回到延安了吧！
作為在毛澤民的一生中陪伴他時間最長的妻子，錢希鈞對于與毛澤民分手的決定可曾後悔過呢？答案是肯定的。畢竟他們不是不愛了，也不是性格不合，而隻是對對方當時的工作内容不認可，而且，離婚也是錢希鈞一個人堅持的決定。
隻是很多時候，一次錯過，就足以造成一生的遺憾。晚年的錢希鈞在文章中也曾坦陳過接到毛澤民犧牲的噩耗時的震驚。
“澤民同志犧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時，頭暈目眩，痛苦不已！沒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訣！在這裡，本來我還有很多話要說，但每當這時，悲痛欲絕，淚眼模糊……澤民同志安息吧！”——錢希鈞《從嶽麓山下到西北邊陲—憶毛澤民同志》
他們13年的婚姻曆程，伴随着我國革命從高潮跌至低谷之後最為艱難的歲月，無論是在大革命失敗後，被血雨腥風時刻籠罩的白區，還是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現象環生的長征途中，他們始終心系彼此，同心同德地為革命事業無私奉獻，同時給予對方最為溫暖的陪伴。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6" data-track="29">簡短的結語</h1>
或許是毛澤民的犧牲令錢希鈞突然明白了黨中央工作布局的苦心，1945年中共“七大”勝利召開後，錢希鈞主動申請去危險的白區工作，回到她和毛澤民相識、相戀、共同奮鬥過的上海。
到上海後，錢希鈞立刻投入到忘我的工作當中，先後擔任過滬西區委、浦東區委的組織部長，并于1948年2月初與第二任丈夫周小鼎等人一起上司了著名的申新紡織第九廠的“二二”大罷工，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晚年的錢希鈞
建國後，錢希鈞一直在輕工業部門工作，直到1982年以77歲高齡離休。在第二任丈夫周小鼎長達46年的陪伴中，年輕時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勇立潮頭的錢希鈞，懷念着曾經與她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最終過上了平凡而淡然的生活。
1989年9月11日，84歲的錢希鈞留下一部20餘萬字的《錢希鈞革命回憶錄》，在丈夫的陪伴下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