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德才兼備，民間一直流傳着許多關于他的奇聞趣事，而其中有些傳說顯然是與事實有所出入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一、民間關于蘇轼科舉考試的傳說</h1>
民間流傳着蘇轼第一次進京參加科舉考試就一鳴驚人的故事，而且其過程跌宕起伏充滿了戲劇效果。
話說，當年蘇轼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同進京趕考。蘇轼以一篇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讓主考官歐陽修及其它考官都大為贊賞，一緻認為這篇文章應當獲得第一名。
但當時的考卷都要“糊名”，是以歐陽修并不知道這篇文章作者是蘇轼，反倒認為這麼優秀的文章必定出自他的得意門生曾鞏。
歐陽修做事一向謹慎，生怕别人說他偏袒自己的門生，覺得有必要“避嫌”，于是就将這篇文章判定為第二名。當他得知該文的作者是蘇轼而不是曾鞏時大為驚詫，此後便不遺餘力地推舉蘇轼。
對于蘇轼《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中，考官們還有一點相當疑惑，那就是其中引用的“典故”：
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将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縱使考官們博學多才，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這個典故的出處。但沒有任何一個考官敢對此貿然提出異議，因為萬一這個典故是真的，别人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豈不是贻笑大方？這些老學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于是都默默承認了這個“典故”。
後來，蘇轼在拜謝恩師時，歐陽修終于忍不住向他詢問“堯與臯陶”典故的出處。起初，蘇轼隻是搪塞道：“出自《三國志·崔琰傳》。”
做事一絲不苟的歐陽修認真翻閱典籍數遍，也沒找到蘇轼所說的典故。于是，當再次見到蘇轼時，歐陽修又詢問此事。蘇轼見隐瞞不下去，隻好給講了一個故事：當年曹操把袁紹兒子袁熙的妻子甄宓賜給曹丕，孔融輕蔑地說了句“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來暗暗諷刺曹操，曹操追問這個典故出自何處？孔融說他是根據曹操的所作所為來推測古代的事情，是“想當然耳”。
接着，蘇轼誠懇地說：“我所用‘堯和臯陶’的故事，也是想當然而已！”
歐陽修本來就是個文學革新派，看到蘇轼如此敢于破除陳腐，不僅不追究他考試杜撰典故的過錯，反而更加大力地推薦培養他，使得蘇轼在京師名聲大噪。
這個故事在民間傳頌了近千年，老百姓向來奉蘇轼為文曲星轉世，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真的，而且經過無數次的演繹，其故事的戲劇效果愈發濃厚。
這個故事究竟是否真實？傳聞因何而起？史實到底是怎樣的？這一連串的問題雖然已經難以核實，但通過對曆史資料的分析，我們也能大緻推斷出其中的奧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二、蘇轍為兄長寫墓志銘含糊其辭</h1>
上面這個故事的流傳應該始自蘇轍為蘇轼所寫的墓志銘。
蘇轼一生波折不平，最後在北歸途中于常州逝世，他墓志銘撰寫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弟弟蘇轍身上。蘇轍也是一代文豪，在墓志銘裡洋洋灑灑，将蘇轼生平描述得詳盡而精妙，突出了蘇轼的成就，同時也盡可能隐匿了他的不足。
在提到蘇轼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時，蘇轍是這樣描述的：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從這段文字，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蘇轼當年在科舉上表現優異，認為考官梅聖俞和主考官歐陽修都被他的策論《論刑賞》所折服，想評該文第一名，但歐陽修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門生曾鞏所作，為避嫌就将這文章判了第二名，而對于其他科舉考試的細節，墓志銘裡沒提到。于是讀者也就想當然地認為蘇轼在當年科舉考試中得了第二名。
但事實上，蘇轍這裡故意含糊其辭，隐去了其中大部分情況，給人一種蘇轼當年在科舉考試中大放異彩的錯覺。蘇轍為何這麼寫？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2">三、蘇轼考試單科優異，總成績并不突出</h1>
宋朝的科舉制度并不是一錘定音，而是要對人才進行多方位的層層選拔，科舉考試先是要通過鄉試、省試，最後進入殿試，隻有綜合能力強的少數人才能完成所有考核入選進士。
其中省試包含“策、論、賦、貼經及墨義”四場考試，蘇轼在“策”、“賦”這兩場考試中的表現并不突出。宋代學者葉夢得所寫《石林燕語》中說:“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也就是說蘇轼當時不擅長作賦，在“賦”這場考試中應該是沒有獲得好成績。而關于蘇轼在“策”試中的成績，根本沒有史料提及，可見也是平平無奇。
在“論”試中，蘇轼寫了一篇《論刑賞》，其中寫了一個不知出處的“堯與臯陶”典故，讓考官梅聖俞犯難而去請示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看見這篇策論還不錯，也不計較其中典故的出處，判了這篇文章為第二名。至于歐陽修是否因誤以為該文是自己學生曾鞏所作而避嫌，将本應排名第一的《論刑賞》改判了第二名，這就死無對證了。
後來蘇轼又在“墨義”這場考試中拿了第一，四場考試中有兩場考試都比較優異，使他順利通過了省試，進入了殿試環節。整個科舉考試下來，蘇轼最終是得了個乙科進士，莫說前面還有甲科進士若幹，即使在乙科進士裡排起來，恐怕蘇轼也輪不到第一。是以，蘇轼在這次人才濟濟的科舉考試中并沒有獲得狀元或榜眼，隻不過是三百八十名進士裡不起眼的一員而已。
這一屆進士裡牛人太多，曾鞏、呂惠卿、王韶、章惇、曾布、程颢、張載等等都在其列，20歲的蘇轼，年紀輕輕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就能擠進這個行列也是實力所緻。尤其是蘇轼在後來的皇帝加試的“制科考試”中奪得了第三等（第一、第二等為虛設），這是北宋建國近百年來的最好成績，于是蘇轼便有了“百年第一”的頭銜。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3">四、蘇轍的為何在蘇轼的墓志銘裡如此寫？想當然耳！</h1>
關于蘇轼在他應試時的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杜撰“堯與臯陶”典故一事，這确實是闆上釘釘的事。因為這個“典故”除了在蘇轼的這篇《論刑賞》中以外，再也找不到出處。至于後面那些關于蘇轼與歐陽修讨論的為何要杜撰典故的細節，也無從考究，隻能任人傳說了。
而蘇轍明知道蘇轼在科舉考試中并沒有獲得最優異的名次，卻偏偏要閃爍其詞，讓讀者誤以為蘇轼獲得了第二名，并且還要讓歐陽修為其背書呢？
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蘇轍，他所寫墓志銘這段文字後面又緊跟了十四個字：
複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雖然，蘇轍對蘇轼當年科舉考試的結果作了補充說明，但相對前面大篇幅描寫來說，這十四個字太不起眼。讀者被前文的精彩故事所吸引，根本不會細品這後面毫無波瀾的陳述句。于是讀者們争相傳頌蘇轼科舉考試裡的風光片段，而忽略了其并不驚豔的結果，以至于演繹成了一個情節堪比小說的故事。
這就是蘇轍的高明之處。首先，墓志銘這種文章，通常都是揀好聽的來說，不好聽的就不提，畢竟死者為大，看的人也不會去真的計較。蘇轼在當年的省試四場考試中嚴重偏科，好的科目名列前茅，不好的科目不值一提，蘇轍便将最好的寫出來，那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則隐去了。其次，當年歐陽修或許真誤認為該文章是曾鞏所作，但依照他革故鼎新的性格，是不會因要“避嫌”而故意給自己弟子降檔的，判蘇轼這篇文章得第二名應該是合情合理的，蘇轍這麼說不過是給蘇轼沒拿第一名一個台階下，同時也凸顯了他與歐陽修親近的關系，想必歐陽修老爺子在天之靈也不會計較這個事。
蘇轼、蘇轍本就是一對感情深笃的好兄弟，他們的文風也互有借鑒，蘇轼文章不拘泥于史典，活學活用，蘇轍也有仿效。對于蘇轍在蘇轼墓志銘中所寫的那些似有似無的故事，蘇轍大可以用一句“想當然耳”淡然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