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1956年元月生于古城黃州。湖北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說《鳳凰琴》《秋風醉了》，長篇小說《聖天門口》（三卷）、《蟠虺》，長詩《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出版有小說集《劉醒龍文集》、散文集《寂寞如重金屬》等，共五十餘種。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說《挑擔茶葉上北京》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散文《抱着父親回故鄉》獲第七屆老舍散文獎。
近日，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雙獎得主劉醒龍新作《如果來日方長》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劉醒龍用親身經曆和處于一線的在場感受，寫出這本長篇紀實散文，書中以理性客觀的視角，較長的描述親人、朋友、同僚、鄰居，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中人，與疫情決一死戰的具體細節，用大量事實和實際行動表現了武漢人民在抗擊疫情中的“拼命”精神，使人了解為何武漢是座“英雄的城市”，武漢人民為何是“英雄的人民”。
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武漢封城76天，身處武漢的作家劉醒龍的胡子也留了這麼多天。最初蓄須是因為封閉在家裡不用出門，是以不修邊幅，但沒想到事态發展到後來的情境，劉醒龍說自己就有些與新冠病毒賭氣：“想看到底是新冠病毒害人的時間長，還是自己的胡須長得長。”
想不到，劉醒龍的胡須竟然蓄了兩個半月，76天，在武漢解封的那一天——2020年4月8日零點，劉醒龍毫不吝惜地剃掉了。劉醒龍開玩笑地稱自己當不了“美髯公”：“我的爺爺長着一把山羊胡，我自己如何能逃得脫爺孫之間的遺傳？”
回望2020年，劉醒龍說：“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鏡子，照出來的人間百态，沒有一樣是特殊的。對人的癡迷，不是生，也不是死，是從生到死的過程中，人道的苦行，人性的裸奔。”
2020年的水仙花不開
疫情之下，花且有靈，何況是人
散文集定名為《如果來日方長》，是因為劉醒龍之前曾為戰“疫”歌曲《如果來日方長》作詞，“被譜成曲後，反響還不錯，自己索性将一些斷斷續續的文字，重新構思寫成一部18萬字的長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來日方長》。從老母親在疫情高峰時患重病起，到二叔因為疫情次生災害病故，盡可能從細微處入手，表現‘封城’之下一個武漢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
在歌曲《如果來日方長》中，劉醒龍寫到了2020年的水仙花不開，寫到了母親的夢驚窗扉，父親的酒才半杯。劉醒龍說困守孤城，2020年水仙花不開，是疫情後的那段日子裡他最早寫的句子。他透露，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節都會提前寄來水仙，正好在過年時節開花，可是2020年春節收到水仙後，養了多時也不見開花。“《如果來日方長》譜成曲唱開後，有幾個朋友說，原以為隻是自己家裡的水仙不開花，沒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開花。”
歌詞中的“父親的酒才半杯”，是有感于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的女兒是醫生，要上一線了，朋友拿着酒杯，說是給女兒壯行，隻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過身去，落下的眼淚，反而比喝下去的酒還要多。劉醒龍說：“疫情之下，花且有靈，何況是人。朋友一家後來全都安好，對于這兩句歌詞，我們從不觸及。人心之敏感，隻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有很多。”
劉醒龍還講道，協和醫院的一位醫生，将這首歌與戰“疫”期間親手拍下的各種圖像一起做了一個短片，用于自己醫療團隊的一個活動。“她在微信裡隻說，同僚們都覺得這歌真好聽！我當然曉得這話是不能說第二句的，便隻回複謝謝二字。因為再說下去，必然是淚如雨下。疫情期間，我們家直系親屬中總體情況還算不錯，就是老母親病重，沒法上醫院，讓人揪心。疫情剛過，老母親一連三次報病危，特别是第三次，連ICU室都放棄搶救了，讓轉回普通病房，好讓家人們在一起陪伴。熬了四十多天後，最終還是挺過來了。老母親出院時，在場的醫生護士都朝她鼓掌，連連聲稱是奇迹。望着老母親臉上重新出現的慈祥笑容，真的覺得母親身上從頭到腳全是奇迹。”
戰“役”拼的是人間煙火，守的是市井街巷
在《如果來日方長》的“代後記”部分，記錄了劉醒龍對于《文藝報》《中國新聞周刊》《楚天都市報》《南方周末》的“答記者問”。劉醒龍講述說，“封城”之前，他患了眼疾，“封城”後沒法醫治變得日益嚴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以前睡眠很好的劉醒龍在疫情期間經常失眠，而為了補充能夠增強免疫力的蛋白質，劉醒龍說自己在那段時間毫無忌口，吃下去的脂肪也比平時都多，結果熬到後來，體重居然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三公斤，由69變為66公斤。那段時間他還曾因為一次食物中毒折騰了十幾個小時，“那種狀态極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人幾乎要崩潰了。”而他一位年輕朋友是預備役軍官，奉命帶領預備役軍人支援火神山醫院。“從火神山醫院開建，到火神山醫院封閉，整個過程用不着他出力幹粗活，隻需要在那裡值守。從火神山撤下來後，從頭到尾沒病沒痛的朋友整整掉了20公斤體重，“唯一原因是高度緊張”。
武漢“封城”期間，劉醒龍稱自己家是“家大口闊”，一家三代六口人，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這麼久。“特别是頭三個星期，方方面面都沒做好準備，日常起居的不适應，生活物資相較缺少，心理狀态的不到位，這麼多人在一起，有時候幾個小時沒有一點動靜，甚至該吃飯了，連喊幾聲也沒人答應。那樣的沉默讓人深感不安。“好在身邊有8歲的小孫女，總有機會将家裡弄得像是開心樂園。加上家裡人人都有活要幹，有主持網站工作的，有替國外一所大學翻譯急需資料的，有冒着疫情天天到機關上班的，還有上大學網課和國小網課的。正月十五以後，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緩過勁來。”
在劉醒龍看來，武漢曆史上曆經多次劫難都挺了過來。但從出人、出力、出物來講，從來沒有像這樣，無論你是什麼角色，處在何種位置，每一個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從未見過的病毒、從未有過的疫情抗争。面對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隊式的沖鋒，但絕對人人都是上甘嶺一樣的死守。一千多萬武漢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個細胞進行拼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沒必要多唠叨。千家萬戶全都在一線抗“疫”。
劉醒龍的家人也在做志願者，患了眼疾的劉醒龍自感“累贅”，也隻有“在家庭防線上還能起點作用”。于是在夜深人靜之時，他将自己從頭到腳穿戴好，拎上一家六口的生活垃圾“慷慨”出門，“孩子們不讓我幹這事，但我自己仍一次不落地堅持做到‘封城’的最後一天，也算是為戰‘疫’出了綿薄之力。一個人的健康無恙，就是封城戰‘疫’的強大戰鬥力。每次放完垃圾，用一分鐘時間，仰望夜空，深深吸一口氣。隔着口罩，仍然感覺到星雲之下，清新無比，如同那天夜裡，一千多萬人對着窗外同喊一聲‘武漢加油’。”
劉醒龍表示，武漢在過去，對他來說是兩江四岸的武漢三鎮，是生活與存在，在經曆疫情之後，則是生死之交：“2020年元月中旬，為了治療眼疾，連續多天，沒戴口罩，光着嘴泡在醫院，不知多少次與新冠病毒擦肩而過，當時的那種後怕，真的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心驚膽戰，好在終究還是平安無事，這些記憶加經曆，使人對這座越來越時尚的城市多了一些滄桑之感。”
最讓劉醒龍感覺到刻骨銘心的是大年三十，一架緊急運送抗“疫”物資的大型國産運輸機降落在天河機場。劉醒龍和孩子都是軍迷，看到電視畫面時，齊聲叫道：“運20”來了！一聲叫畢，禁不住熱淚盈眶。劉醒龍說：“從‘封城’的那一刻起，全國人民就齊心協力，傾盡家底，給予支援。後來得知作為大國重器的‘運20’，全部都在飛往武漢，那種震撼感不是軍迷很難完全體會。疫情期間，自己因為眼疾當不了志願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漢降為低風險地區後，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給我送來錦旗和感謝信，我借故沒有見面，就放在省文聯辦公室裡，至今也不好意思打開看。有人建議送給抗‘疫’博物館，我也不想那樣做，那會更加不好意思。”
劉醒龍認為，武漢戰“疫”拼的是人間煙火，守的是市井街巷，凡塵世态，點點滴滴，不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不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這些不經意的由衷表達，顯示出這座城市的細胞還很鮮活，人人都還是那麼熱愛生活、善于生活，壓力再大也不會喪失對生活樂趣的追求和享受。一千萬人都喊武漢加油，其實是在為自己加油。一千萬人都寵愛熱幹面，其實是在集萬千寵愛于自己一身。”
那天夜裡，去江漢關送别“老對手”
2020年4月8日，武漢封城結束，劉醒龍回憶說：“零點一到，家裡人張開雙臂緊緊擁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們有沒有落淚，我顧不上看，松開手臂後，趕緊去衛生間，一邊擦幹淨眼眶，一邊剃去胡須。剃完胡須，家裡人仍舊待在客廳裡，一點睡意也沒有。大約零點30分時，才突然起了去江漢關看看的念頭。我們到江漢關時，已是零點50分，臨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輕人，在那裡一次次騰空跳将起來，讓同伴用手機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1948年春節前，為了逃避國民黨軍警對共産黨地下組織成員的抓捕，在漢口一家布廠當勞工的父親正是從江漢關碼頭上了小火輪，逃回黃岡鄉下。江漢關一帶是經常要來的，以往從來不曾如此聯想過。常說細思極恐，自己這樣子，大概是恐極細思了。我還想到1990年春節過後，自己在江漢關前與一位作家兄長握别，沒過多久，那位兄長就病逝了。從古至今，江漢關一帶由于是大碼頭，不知演繹了多少人間别離。這麼聯系起來一想，2020年4月8日淩晨，大家都去江漢關，怎麼就不是送别那個時常跳出來對人類進行一場全方位大考的老對手？”
疫情結束大家歡呼，問及是否在抗疫期間充滿信心，劉醒龍說:“至于信心，也不是什麼充滿與充不滿，人生本當如此。前些時，央視一個攝制組到我年輕時曾經待了十年的工廠采訪，得知我在工廠中的房間當車工時年年都是先進生産者，感到很驚訝。他們先前采訪過一些當過勞工的文化人，稱得上是好勞工、合格勞工的極少。是以，我了解的信心，無非是真誠面對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勞作的自己與他人，不浮腫，不虛脫，為自己能夠完成當天必須完成的工作而開心。我生性好孤單，武漢‘封城’後，仍有那麼多人主動問候支援。有時候，深受感動也是一種信心。”
劉醒龍感謝很多朋友在疫情期間為他寄送防護物資，他說在“封城”之初，連醫護人員都缺少防護用品，就想着無論如何也要幫他們一把。他将手機裡全部聯系人，從頭到尾重新閱讀一遍。隻要覺得對方可能與醫療機構有關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短信或者微信發過去。“手指刷屏的那一刻，根本沒有去想，自己這麼做，合适不合适。武漢全城危情稍有緩解，心情踏實了一些，再想此前一系列冒昧唐突之舉，竟然得到那麼些作家同行的支援，想來隻有一句話才能解釋：同舟共濟，互相信任！文壇很小，其間三六九個人，大都耳熟能詳。文學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闊無邊。”
亂發肝火，亂用蠻力，太粗魯了就不是文學
疫情結束後最想做什麼，劉醒龍的答案是：“當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為止，做了兩次手術，紮了幾十回針灸，服了一百多服中藥，雖然眼科專家表示，隻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機率，自己還是挺樂觀的。我也不允許自己不樂觀，因為一直想動手的青銅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寫。”
疫情，顯然讓劉醒龍對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他表示，人世與人生，其實一直都在變化之中，隻不過疫情将這種變化放大了，讓人人都能清楚看出過去與現在的不同。人類中的個體，孰優孰劣，标準就在于是進化、退化還是固化了。人的智慧是病毒比不了的，怕隻怕有人将愚蠢當成智慧，所幹下的蠢事，連病毒都會笑掉大牙。
而對于文學的使命，劉醒龍也有了更深的認知：“文學不是作家手中的專用工具，必須是人的靈魂呈現。越是遇上不同尋常的時刻，越是不能因情志不遂，亂發肝火，亂用蠻力，太粗魯了就不是文學。”
劉醒龍認為，記錄這個世界的種種罪惡不是文學的使命，文學的使命是描寫罪惡發生之時，人所展現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愛；記錄這個世界的種種榮光不是文學的任務，文學的任務是表現榮光來臨之前，人所經曆的疼痛、呻吟、羞恥與掙紮。文學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驕陽時，能做到星光滿天也好。甯可眼下像星光般蒼白無力，也絕對不要亂放邪火。
劉醒龍坦承，“封城”之下的文學是自己的一種探索，他找不到先賢留下來的現成經驗，更不知能給後人提供哪些風範。在《如果來日方長》中，他雖然寫了幾位在火線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擔起巨大職責的醫護朋友，但他依然覺得，這不過是身陷火線的我們，用相對一手的文學元素，給未來的某個文學天才做些預備。“是以，我盡可能完整地寫出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護士長，55天沒有與幼小的孩子見上一面，每天在電話裡互訴相思。好不容易從隔離病區出來，走到家門口，孩子卻躲在門後，用發自内心的聲音，奶聲奶氣地不要媽媽進屋，說媽媽身上有病毒。母親也不讓她進家門，隔着老遠遞上幾樣她最愛的美食，她就在門外的樓梯間裡蹲着吃完後，轉身重回醫院。這樣的人性該怎麼審美，這樣的親情該如何抒發？不要說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說不透武漢‘封城’的平常與特殊。”
而對于如何療愈疫情帶來的心理傷痛，劉醒龍回答說：“科學上的難題一般人解決不了，經濟上的問題一般人解決不起，心理與精神上的傷痛，所需要的總是最簡單的辦法最有效：陪伴！我寫這部《如果來日方長》，最重要的體會也是這兩個字。”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曉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