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楊立華：如何看待“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讨論？
中新社北京9月6日電 題：楊立華：如何看待“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讨論？
作者 李晗雪 劉玥晴
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學術架構也在與西方近現代學術的相遇中，遭遇外界與自我雙重的審視和反思。“中國有沒有哲學？”正是這一背景下出現的讨論之一。中國古代思想家們用和西方哲學家不同的方式述說主張，是否就意味着中國沒有哲學？如何了解中國哲學的性格及其在今日中國的影響？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立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探讨了上述話題。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問“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讨論是如何開始的？對此，中外學界産生過哪些重要的正反面看法？
楊立華：“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讨論，其實從“中國哲學”這個學科出現時就有。“哲學”這個學科的名字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中文本身沒有“philosophy”的對應詞彙。日本有位叫西周的學者，是最早用“哲學”兩個漢字來翻譯“philosophy”的；後來“哲學”被轉介到中文世界裡，用它來指稱中國的根源性思想。
“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寫作随之逐漸展開。1912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正式成立，是中國第一個哲學系，當時名稱是“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其中設有“中國哲學門”。馮友蘭先生等是中國哲學門的第一屆學生。
當時是陳黻宸先生講課，胡适回來之後，又有了新的講法。陳先生是從上古講起的，據記載，他講了一學期才講到周公。而胡适從老子開始講，他引入了實證主義的、思想史的方法。後來胡适很快就出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但是隻寫完了上冊，下冊沒有再寫，因為他的心思變了——他開始認為中國沒有哲學、隻有思想，是以後來他基本不再講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大綱》也隻有上冊。
但這個問題一直有争議，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兩卷本裡講：“叙述一時代一民族之曆史而不及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如培根所說。研究一時代一民族之曆史而不研究其哲學，則對于其時代其民族，必難有徹底的了解。”在馮先生看來，哲學是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精華。是以當然要強調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在比較早的時候就開始受質疑，在中國哲學的研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有人繼續質疑、讨論。近20年中，對“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讨論，主要集中在2000年左右。這個讨論怎麼起來的？有幾個背景：
第一是哲學本身的發展趨勢。整個20世紀，在歐美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學居主流。相當一部分分析哲學研究者或者分析哲學家傾向于把其他哲學都貶低為不是哲學，這在20世紀産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但即使如此，分析哲學也不能占領整個哲學的場域，因為哲學的脈絡裡顯然還有歐陸哲學的傳統。比如按分析哲學的說法，黑格爾是不是哲學家呢？
另一個背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可以了解為一個文明高度的問題。有一部分學者否定中國哲學是要否定我們這個文明的高度，也就是認為中國文明沒有根源性的思考，或者說無法證明存在這樣的思考。從文明論的背景來說，中國有無哲學就是一個必須回應的問題了。
近代以來，随着西方文明逐漸居于優勢地位，他們就越來越傾向于把别的民族、别的文明貶低為次等級的文明，甚至是不文明。19世紀末日本學者福澤谕吉的《文明論概略》裡，就顯現出一個非常強的文明論傳統，即認為西方文明是最高等級的，而東方文明、特别是中國文明是低級的。這個心态也可以說是“中國有無哲學”問題背後的焦點。雖然這話很多人并沒有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從根本上要否定中國文明高度的。
以上是我認為“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問題出現的背景的線索。
資料圖：福州一地學生舉行傳統儒家拜師入泮儀式。中新社記者 呂明 攝
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較起真來，“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得先有一個标準形态的哲學，才能這麼問。要是有這樣一種思想形态叫哲學，并且是唯一的，而且中國的思想傳統中發現不了這種形态的思想，可以說中國沒有哲學。但是西方哲學傳統裡有标準形态的哲學嗎？沒有，到今天都沒有，以後也不會有，是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有無哲學”根本上是個假問題。
另外一點，他們認為中國哲學不思辨、不論證，是以哲學品格比較弱。而我們自己的一些中國哲學研究者也用“境界”“精神形态”這樣一些含糊其辭的說法來講中國哲學，等于在某種意義上配合了上述說法。不思辨、不論證怎麼會是哲學？就說先秦這個時代，我們可以發現：哲學史上要面對的、提出的重要哲學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普遍都被提出，并且被以理性的、思辨的方式加以思考、論證和辯論。中國的哲學家在證明自己的觀點和思想的時候，往往并沒有采用嚴格的論證形式，但實際上是有自己論證的理路的。
其實還有一個誤區是大家以為西方哲學是在“論證”，但認真去看西方哲學史，有幾個真正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論證？又有幾個哲學家提出的觀點是按嚴格的形式論證的方式得來的？是以大部分人其實都是人雲亦雲，隻是一種印象式的概括，而且西方哲學裡還有大量象征性的說法，比如著名的“流溢說”。
關于“中國有沒有哲學”争論的背景分析，剛才談到了哲學内部的傾向問題、文明論的問題，以及有無标準哲學形态的問題和對中國哲學的誤解。其中最要緊的就是對中國哲學的誤解。我這些年着力在校正這類誤解，就是要把我們自己的論證以新的形态寫出來。
中新社記者：您自己會如何回答“中國有沒有哲學”的問題？
楊立華：中國當然有根源性的思考，除非是眼睛出了問題，否則怎麼會看不到呢？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根源性的思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這不也是對萬物本根的思考嗎？《孟子》裡“盡心知性”章，不都是對這個世界最根本的思考嗎？《墨辨》裡的光學、幾何學、邏輯學要素是多麼發達！這個世界有一批人是不聽道理的，說什麼都沒有用，比如認為中國沒有哲學、認為中國文明是一個低等級的文明。有人問我中西交流的問題、怎麼去給西方講，我說不用跟他們講什麼，某一天他們想學中文了自然就學了。
“中國有沒有哲學”的提出，尤其是在中國學界内部的提出，并且産生那麼大争議，那麼一大批學者要頑固地把中國思想貶低為非哲學，背後因素不是偶然的。當他們說中國沒有哲學的時候，顯然不是認為哲學是不好的，他們認為哲學是好的，是以中國一定“不能有”。就像有人說中國沒有科學，科學是好的，中國一定不會有。在他們看來，中國這麼低等級的文明就不會有哲學。但是我會不斷地在各種場合有理說理。我隻用“中國哲學”“孔子哲學”，盡量不用“孔子思想”這樣的詞。孔子當然是有思想的，哲學是思想的一種形态。
資料圖：某國小，學生經過校園裡的孔子雕塑并鞠躬。王東明 攝
中新社記者：今天，中國一些經典哲學思想是如何展現在中國人的現代生活中的？
楊立華：到處都是。我這幾年常有一個講法：我們的中國精神，就是這些偉大的哲學家塑造的。這些偉大的哲學家離我們都不遠，像孔子、老子、孟子、莊子這樣的人和他們的思想，就在我們語言的根基處、在我們思想的根基處、在我們感受世界方式的根基處、在我們實踐結構的根基處。我們日常生活裡随便一個舉止、習慣裡，都有孔子。比如中國人習慣于儲蓄，孔子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對世界根本的了解——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不可能永遠單向地向好，這個世界起起伏伏，我們的人生也起起伏伏，即使我們處在比較好的階段，也要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不好而做準備。
中國的這種此世性格的文明，使得我們中國人根底上看待世界的方式跟别人不同。我在《此世品格與知止的文明》這篇文章裡對此有明确的論述。
雖然一代人與一代人不一樣，但無論怎麼變，隻要漢語在，中國思想、中國哲學就在；漢語在，中國品格就在；漢語經典在，中國思想、中國的根就在，就會塑造一代代人。不管家庭結構，不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有什麼新的形态的變化，那個基本價值都在，即中國文明的此世性格和以此世性格為基礎的知止精神。
此世性格是中國哲學品格的根底。哲學、一般性的思想、宗教、藝術……中國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展現出非常強的此世性格。“此世”對“彼岸”，我們這個文明不是以彼岸為追求的。當一個文明以彼岸為追求的時候，“此世”總體上被視為缺陷。如果把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此世的不滿足，投射到一個虛幻的影子上去、把那個東西叫做彼岸，并以彼岸為目标，那麼此世就是過程，是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中國人不是這樣。中國文明根底是：此世是唯一的目的，也是唯一的過程。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和哲學目光。因為彼岸需要太多假設，而此世是直接呈現的，是以中國哲學有個特别根本的性格——此世性格。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根本目光是最少假設的，沒有那麼多虛構，我們不用虛構原罪、上帝創世、天堂地獄、末日審判、伊甸園，這些虛構我們都沒有。是以中國哲學的表達總是簡潔的，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資料圖：圖書館。王笈 攝
中新社記者：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中，也開始使用許多來自西方的學術概念作為分析工具。那麼您認為當代中國哲學學者應該怎樣讓中國哲學講“中國話”、賦予中國哲學新的生命力？
楊立華：我有這樣一個态度：在漢語中思考。所謂在漢語中思考，就是說現在已經沒有純粹的中國哲學概念，也沒有純粹的西方哲學概念，它們都已經進入到現代漢語世界中。時代的語言構成思考的邊界，一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是嘗試去拓寬、或者至少是充分實作這個時代語言的可能性、思考的可能性。舉個例子，“理所當然”這個詞裡還保留着兩宋時期儒家哲學的講法，一旦說“理所當然”，那就是“必然”，在宋明理學背景裡，“當然”和“必然”是統一的。但我們今天談的“當然”和“必然”，是不統一的。這其實就是西方哲學對我們的語言概念的影響了。是以我們重新談論“當然”和“必然”的關系問題時，既不可能撇開中國固有的脈絡，也不可能撇開已經浸透了的西方思想傳統。
當代的學者應該誠實地面對學術、面對知識、面對真理。哲學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責任，其實不是如何去跟其他的學術界交流或者獲得國際的認可，而是真實地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環境、思想環境、語言環境的整體土壤裡思考，盡可能獲得對時代有力量的、紮根于中國古代、有足夠廣闊的現代視野的一種新的哲學探索形态。世界上各種主要文明中，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沒有翻譯進漢語，現代漢語的土壤已經足夠好了，我們缺的其實是種子。(完)
受訪者簡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哲學博士，1971年生于黑龍江省七台河市，大慶市五十六中學畢業。浙江大學工學學士(1992年)，北京大學哲學碩士(1995年)，北京大學哲學博士(1998年)。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研究所學生院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學及魏晉哲學的研究。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