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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瀾先生曾言：“‘五四’運動以前二千多年裡面，所謂學問，幾乎專指經學而言。”作為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在各個時代也呈現出不同的思想風格，它興盛于兩漢，變革于宋代，複興于清世。清代的主流學術為經史考證學，它是繼漢魏經學和宋明理學之後，主張“回歸原典”，“以複古求解放”，對儒家傳統學術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總結的內建之學，其主要标志便是乾嘉時期考據學派的興起，以及《四庫全書》及其《總目提要》的成功編纂。今人常言“乾嘉漢學”一詞，也是以而得以确立。
在乾嘉漢學的名義之下，自來又有“吳派”、“皖派”和“揚州學派”的争議，形成以地域為标尺的三個學脈體系。但三派之間有一定的時間差，其關系又交叉、消長而融合。其中，居中執要的“皖派”承上而啟下，在治學的思想和方法、成就與地位方面，也最具特色與影響，自然也就成為乾嘉時期考據學三派的核心與主力。
一 “皖派”的成因與特色
乾隆帝立朝之初，即以稽古佑文、崇儒重道為首要，強調“學問必有根柢，方為實學。治一經必深一經之蘊，以此發為文辭，自然醇正典雅”。随着四庫館的開設及《四庫全書》的輯成，漢學考據之風漸臻極盛。而此時江南地區的鄉野學術，也正上行而下效，尊經複古，崇尚經術。
梁啟超曰：皖南為故朱子産地也，自昔多學者。清初有歙縣黃扶孟治文字學，專從發音上研究訓诂；雍正間則休甯程綿莊、歙縣黃宗夏皆學于李恕谷，而宗夏兼師王昆繩、劉繼莊，顔李學派之入皖自此始；同時有休甯汪雙池以極苦寒出身，少年乞丐庸工自活而遍治諸經，以程朱學為制行之鹄，又通音樂醫方諸學；宣城梅勿庵崛起康熙中葉，為曆算學第一大師，其弟和仲、爾素，其孫循齋并能世其學。而集其成者為江慎修，蛻變而光大之者則戴東原（參見《飲冰室文集·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
區域性的人文環境往往是影響和成就一代學術大師的重要因素。徽州地處偏僻，卻鐘靈毓秀，群山所環之中，民風樸惇而廉勁，學風堅實而條理。黃生的文字訓诂、徐文靖的曆史地理、梅文鼎的天文曆算、方以智的質測通幾、程廷祚的躬行實踐、江永和戴震的經術緻用，這些人大多終生布衣，所學直核通貫，出乎流俗。
戴震自述：“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居，商賈東西行營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節婦家傳》）徽州人為了圖謀生存，科舉仕途和四處經商便成為主要的手段和途徑，故其民勤苦善治生，學者也少為裨販，涉曆南北，闾裡奸邪、米鹽瑣細盡知之，其堅韌刻苦的性格和铮铮鐵骨的“徽駱駝”精神，“蓋地理感化使然也”。
乾隆初年，歙縣富商汪氏的不疏園就曾孕育出了一批笃志好古、崇尚經術的學者，其中“傳江氏（永）之學者，首稱休甯東原戴氏震，歙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希原、金氏蘂中，六七君子皆知名”。可以說，“皖派”學術既是儒學本身内在發展的結果，也與明清皖南地域文化的積澱和徽商經濟的繁榮有着密切的關系，更多的還是與朝廷的意識形态同步契合的結果。
地域文化的熏陶與激發，對學者思想理念和治學方法的形成定有相當的影響。從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到明代的朱升、程敏政，再至清代的江永、戴震，清晰地顯露着徽州地域儒家思想發展的一脈相承。随着時代的發展，程朱理學“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的弊端也日益凸顯，徽州學人也與時俱進，“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實”，專力于朱子“格物”一路。
故江、戴之學由國小而入經學，“由訓诂而求義理”，并緻力于天文曆算之法、推步測量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沿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管律之術。
如《清史列傳》對于徽州學者的總體評價皆指向其國小、曆算和典章制度方面的貢獻，認為江永之學“凡古今制度及鐘律聲韻，無不探赜索隐，尤深于《三禮》及天文地理之學”，其《禮書綱目》和《推步法解》很早就為朝廷所征用；戴震學術“由詞以通其道”，而持之最力則在于禮學、數學與輿地，其《勾股割圜記》與《考工記圖注》首為紀昀所青睐而得以及時刊刻；金榜的《禮箋》一書，“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貫串群言，折衷一是”；淩廷堪治學“無所不窺，于六書、算曆，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靡不條貫，尤專《禮》學”，其《禮經釋例》、《燕樂考原》成為清代禮制和樂法研究的扛鼎之作。
尤其是程瑤田，生平潛心實學，尤肆力于古器物的鑒别，由六書九數貫通考古，成為近代以來金石考證之學的先驅。其全部著述題名《通藝錄》，收書二十餘種，内容不外乎名物訓诂、制度象數、天文地理、谷食服飾之類。他不取“通經”而用“通藝”，其中之深刻用意也不言自明。
由此可見，“皖派”學者的學術起點和重點大都在于實用性質的字學、算學和禮制之學，他們首先是國小、曆算和禮制學家，其次才是經學家、哲學家。他們走出徽州後，首先以自然科學的成就顯揚于世，成就大家，引領風氣。與其過多關注于吳、皖兩派思想方法的“求古”、“求是”之别，毋甯檢討一下其間治學領域上的顯著不同。
其次，“皖派”學者大多“亦儒亦賈”，“賈而好儒”，這種先治生，後治學，先“術”後“學”的人生艱途，本是生活環境所給予，卻為其學術的經世緻用埋下伏筆。錢穆對此曾有獨到見解：徽人居群山中，率走四方經商為活。學者少貧，往往操賤事，故其風亦笃實而通于藝。徽學原于述朱而為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錢氏所言，良有以也。
作為朱熹的鄉邦後學，“皖派”學者确乎“從尊宋述朱起腳”，不僅着力于“道問學”，也同時銘記“尊德性”。他們繼承宋儒疑古考實的人文統緒，注重客觀實證，主張“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賢之義理明；聖賢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由此而超越漢宋、陸王之辨，“舍名分而論是非”。
譬如，江永撰述《禮書綱目》，以傳統的吉、兇、軍、賓、嘉禮，突破朱子的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和王朝禮的格局，“以五禮标題，其下又用《儀禮》冠、昏為首。雖曰祖述朱子，實非朱子以禮教人、修齊治平之微意也”（夏炘《述朱質疑》）。江氏著述意在用探究原始儒學的禮制考證，來糾正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搜羅不備，疏密不倫”，以期回歸古聖賢的禮學秩序。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即由疏證理、欲、性、道諸字義入手，貫通孔孟聖賢經義，撰成“正人心之要”之作，“一方複活先秦之古學，一方又加以新解釋，此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味之事，亦唯一可記之事也”（王國維語），成為與朱熹、王陽明“平分位置的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
程瑤田的《宗法小記》、《論學小記》和《讓堂亦政錄》等，也是以文字訓诂闡釋古聖賢的格物窮理、誠意中和之學，認為“中”為大學，“和”為達道，聖人之教，惟主于“讓”。即治天下者以禮不以理，禮辨辭讓，理辨是非；理足以啟争，而禮足以止争也。“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者，情極其和，而化其執一之理者也”。
可見徽州學者“通經緻用”和“反理學”的思想，确乎驗證了梁啟超“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一大反動”的精到之言，也展示出“皖派”學者既具“人文的關懷”，又懷“科學的精神”，善于“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不僅富有修齊治平的時代擔當，以實學開物成務，關心民瘼，且能以思想的卓越影響于當時，用學術經世之法為時代注入豐富的思想内涵，故梁氏贊之為清代學術“全盛期”的“正統派”之傑出代表。
二 “皖派”的名義與影響
梁啟超雲：“吳、皖派别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故“皖派”名義的出現直接受惠于章太炎，又可追溯至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從江氏該書所分人物的篇卷來看，“吳派”、“皖派”和“揚州學派”之目确實已籠統呈現，其史料基礎也充分奠定，所言“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複旦”，也成為當時學術界對徽學特色的普遍認同。如姚鼐坦言“國朝經學之盛在新安”；段玉裁稱“國朝經學，首推徽州”；淩廷堪詩雲“國朝多通儒，吾郡尤粹深”。揚州學者更是秉承餘緒而齊聲宣揚，焦循曰：“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且“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黃承吉曰：“自漢晉以來，經學內建于本朝，而邃學者尤以徽、蘇兩郡為衆盛，即吾揚諸儒亦皆後出。”諸如此類的并世言論，俨然已肇“皖派”之說。
章太炎後出轉精，撰作《清儒》一文，認為清初學術雖有耆宿大儒屹立于世，“然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讕言。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且直言三吳“笃于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意”，皖南則“分析條理，皆缜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章氏的條分縷析也成為民國學界“褒戴貶惠”、“揚皖抑吳”之論，并以“作者”與“述者”、“求是”與“求古”作為其間高下優劣之定谳。
1924年，揚州支偉成衣缽章太炎之說，認為“清代學術以考據為中堅，其精至之處，殆千餘年所未有；若理學，則殊短發明，自不得如樸學之能卓然獨立”。又“因念清儒治學之法饒有科學精神，而淳樸之風尤足為後人矜式，益廣其範圍，輯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一書。複就章太炎先生炳麟商訂體例，斟酌去取，是書之系統淵源，乃益秩然就理”（參見《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之“凡例”和“叙傳”，嶽麓書社1998年版 ）。
支氏博學而好古，枕經葄史而外，尤善考鏡學術源流，于是着力選取清代漢學考據一路，特為表彰其科學精神與淳樸之風。“全書起順、康，迄光、宣，凡曆三百年，分吳、皖、常、湘、浙、粵數派，區經、史、國小、地理、金石、校勘目錄、諸子、治事、曆算、博物各家，前列先導大師，後殿提倡顯達，都凡三百七十餘人”，從顧炎武到王先謙，“摘要胪陳，以存征信”。其中，以第五、六卷“皖派經學大師列傳”和“皖派經學家列傳”為主體，并領有“國小”、“曆算”、“校勘目錄”諸家，凡八十餘人，顯要地樹立了以黃生、姚際恒為先導，以江永、汪绂、戴震為大師，以金榜、洪榜、程瑤田、淩廷堪為主幹，以段玉裁、王念孫、“績溪三胡”、汪萊、俞正燮為中堅，以朱筠、紀昀、阮元為護法的學脈系統，建構起以地域特征為根本，兼以師承影響和志趣相近的樸學群體。其中特别之處在于不立“揚州學派”，而以任大椿、焦循、“寶應劉氏”和“儀征劉氏”等，歸之于“皖派”之赓續，稍為後世所争議。
但支偉成的如此做法，實乃遵循太炎先生的信劄垂示，即“儀征劉孟瞻本淩曉樓弟子，學在吳、皖之間，入皖可也。陳碩甫專守《毛傳》，尚與吳派不同。蓋吳派專守漢學，不論毛、鄭，亦不排斥三家。碩甫專守《毛傳》，意以鄭箋頗雜、三家不如毛之純也，仍應入皖”。其他如“寶應劉氏三世，既遵示移吳入皖”，及“張惠言師傳在皖，仍可入皖”等，皆可認定為對于章氏《清儒》一文的實證和具體化，以及對吳、皖分派和揚州學者群的派分處理。章氏作為清末漢學殿軍和古文經學的代表，所言自然是寝饋其間，切中肯綮。
如果說“揚州是徽商的殖民地”，那麼徽州與揚州兩地的學者也當屬密不可分。事實上，無論是“寶應劉氏”抑或“儀征劉氏”，也确實與“皖派”融合無間。如寶應劉氏一族，傑出者如劉端臨、劉寶楠、朱彬等，皆與“皖派”學者長久交好。
阮元稱“（端臨）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編修程晉芳外，休甯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禦史大椿、王給事念孫，并為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劉端臨先生墓表》）。而寶楠《論語正義》和朱彬《禮記訓纂》更是私淑皖學而成不朽之作。儀征劉氏一族，更是自我标榜于“皖派”之下，并引以為榮。
劉壽曾曰：“乾隆之初，老師略盡，儒術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窮鄉，修述大業，其學傳于休甯戴氏。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高郵王氏傳其形聲訓故之學，興化任氏傳其典章制度之學，儀征阮文達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師說。風聲所樹，專門并興，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先大父（劉文淇）早受經于江都淩氏，又從文達問故，與寶應劉先生寶楠切劘至深，淮東有‘二劉’之目。并世治經者又五六家，是為江氏之三傳。先征君（劉毓崧）承先大父之學，師與劉先生，博綜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視文達為尤近。其遊先大父之門，而與先征君為執友者，又多綴學方聞之彥，是為江氏之四傳。”
劉壽曾不僅統屬揚州諸學者入江、戴之門，且尤為強調自己是“江氏之五傳”，曰：“江氏（永）生于孤特，不假師承，猶且開揚州之風氣，以大昌其學術。今距四傳之時，淵源濡染，近不越十餘年，歲會月要，锲而不舍，其為江氏之五傳，蓋無難也，諸君子其志于是哉。”（劉壽曾《傳雅堂文集•漚宧夜集記》）至壽曾侄劉師培撰成《南北學派不同論》，更是祖述前言，避而不言“揚州學派”說，而自我納入“皖學”之餘脈。
鑒于揚州學者自隸江、戴麾下，“皖派”人數則勢必大增。支氏辨脈析流曰：“自戴震崛起安徽，皖派經師，頭角嶄露。顧其同學及弟子，率長于《禮》，獨程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谷食之學。及戴氏施教京師而傳者愈衆。聲音诂訓傳于王念孫、段玉裁，典章制度傳于任大椿。既淩廷堪以歙人居揚州，與焦循友善，阮元問教于焦、淩，遂别創揚州學派。故浙粵诂經、學海之士，大都不惑于陳言，以知新為主，雖宗阮而實祧戴焉。若大興二朱、河間紀昀，又均服膺戴說，後洊高位，莫不汲引樸學，皖派因益光大。曲阜諸孔，複傳其學于山左。武進張惠言久遊徽歙，主金榜家，乃取所得，流衍南方。晚近尚有俞樾、孫诒讓、章炳麟丕振墜緒。人才之盛，誠遠邁他派矣。”（參見《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叙目”）
至此，“皖派”譜系之源流，人數之衆多，影響之久遠，确乎社會所公認，學界所敬仰。此譜系與其稱為“學派”，毋甯視為“學脈”更為切合實際（派與脈為同源字，可通用）。是以，“皖派”的界定重在學術旨趣的相近，而不以地域為限，它是以江永和戴震為核心，以徽州為發祥地，逐漸向江浙燕冀之地擴散延伸而成的漢學研究群體。随着江、戴弟子和私淑同道的與日俱增和四處擴散，及至《四庫全書》開館之時，“皖派”群衆及其“淵乎古訓，缜密嚴瑮”的學風，已蔚成規模，由鄉野而登廟堂，成為乾嘉漢學的中堅力量。
三 “皖派”的明體與達用
乾嘉學者多以經學考證為職志，貫通經史，旁及百家，次及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輿地及曆算律呂之學，尤以“皖派”為突出。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通過與“吳派”的異同對比，來顯示“皖派”的治學思想與方法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卓越地位與深遠影響，認為“皖派”是“清學”的真正代表，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漢學”可以涵蓋，其治學領域也絕非以考訂故實和訓诂名物可以定性，實乃貫通古今中外之科學，為近代學術規模之全面開拓者。因為“它代表了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也為我輩學問研究之程式及近世科學賴以成立之規則也”。
然而，由于某些曆史原因，人們鄙視乾嘉漢學者埋首故紙，皓首窮經，認為是“專志精微，反緻陸沉；窮研訓诂，遂成無用”。對此，章太炎有所指正：學術無大小，所貴在成條貫制割；大理不過二途：一曰求是，再曰緻用，下譣動物植物，上至求證真如，皆求是耳。近人專守一術，诋他人為無用，此未知舟、車之異宜也。若以其所好，吡所不知，是為中德，乃兇德之首矣。餘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王國維也在《國學叢刊序》中極力推崇乾嘉學術曰：世間學問既無新、舊，也無中、西，更無有用、無用之說。凡立有用無用之名者，皆不學之徒也。
阮元指出：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此與稽古之學異曲而同工，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對于純粹學者而言，有用莫若學在體國經野，考古時留心民生；志“為生民立命”，故以通經緻用為本。綜觀“皖派”學者，大多精通算術，明于曆法，尤重水利和方志研究。論天算，必切于官曹民事；論水利，必益于風物民用；撰方志地圖，必以山川物産田賦、民情風俗為首要。
如江永一生不事科舉，課徒之外，擅長制作器物惠及民生，“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于是相與共輸谷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他曾利用先進的數學和水地知識，在婺源江灣汪口村主持修建“曲尺堰”，以保障當地的防洪和灌溉。該堰與戴震在屯溪主持修建的“朱塘壩”一起，成為徽州地區的著名水利工程，時至今日還發揮着重要的儲水和排澇作用。
戴震嘗言：“興水利，除水患，從是求之，思過半矣。故兼及自昔以來引渠灌溉之法，築防疏之功，備詳其下，令衆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務求切于民用。”（《汾州府志例言》）從中可見其通經博古以立身、格物緻知以治生的濟世情懷。同時，因為身處“西學東漸”的猛烈沖擊，此時的乾嘉學者也必然面臨時代的挑戰，隻有重視自然科學，博采西法之長，“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變”，“師夷長技”，扶危濟困。
戴震常言：“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雖然其本人不曾為官，但在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上，對其弟子以及同時人的影響都極為深遠。
如段玉裁铨得貴州玉屏縣，戴氏臨行告誡：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裘行簡少從戴學，入仕後政績卓著，戰功顯赫，深受朝廷信賴，“赴永定河勘工，途次感疾，卒，上深惜之，優诏賜依一品例谥恭勤”；王念孫“精熟水利書，官工部，著《導河議》上篇，及奉旨纂《河源紀略》。川楚教匪猖獗，念孫陳剿賊六事，首劾大學士和珅。疏語援據經義，大契聖心”。他們皆從戴氏學而終有所成，“以經術飾吏治”，明體達用，建功立業。
章太炎是以而言：魏源深诋漢學無用，其所謂漢學者，戴、程、段、王未嘗屍其名。而魏源更與常州漢學同流，妖以誣民，誇以媚虜。如戴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呰苛，不無怨讟，衣食孳殖，可以緻刑措。徽州學者長于算學，善于考核，既非迂儒，也無清談，他們由窮鄉僻壤而起身，知識結構中除了儒家經典之外，更貯存了與生活需求息息相關的字書算學、婚喪禮儀、曆算測量、機械水利、律呂管弦之類的技藝之學。他們在堅守儒家經史之“體”的同時，又能突破“奇技淫巧”的傳統觀念，傾心于群眾的樸實之“用”，進而對于民生利病的關心、山川水地的考論，以及對後學德行政事的教育等方面，都能展現出求真、務實與緻用的精神。
其次，乾嘉漢學的确立乃至鼎盛，是以《四庫全書》的成功編纂為其标志；而此次大規模的修書工程，又以“皖派”學者為其中流砥柱。因為四庫開館之時，“吳派”的惠士奇、惠棟、沈彤和“皖派”的黃生、江永等碩儒耆宿已經去世，在世學者如江聲和餘蕭客等或因功名所限，未得入館；後起的“揚州學派”如阮元、焦循、江藩等年紀尚輕，未能參與。是以“皖派”學者戴震、金榜、洪梧、裘行簡、任大椿、王念孫、胡士震等則适逢其時，扛鼎揭旗，成為編纂陣營中的主體力量。
可以說，“皖派”學者為《四庫全書》奉獻了學識乃至生命，而這部巨著的成功編纂為“皖派”學者光耀門楣，也為乾嘉漢學派張大旗幟。就此而言，清代學術之光明，“皖派”學者與有功焉。
誠然，有清一代的學術形态從來就沒有統一過，既有漢、宋争名，又有文、史競勝，即便在乾嘉漢學如日中天之時，義理、考據、辭章、經濟、西學等也是旗鼓并進，各呈英豪。“皖派”學術雖然隻是乾嘉漢學群體中的一部分，也曾飽受過紛纭複雜的曆史評判，但其究心學術、明體達用的治學精神，“以複古為解放”、“為往聖繼絕學”的人生氣度，已經開辟諸多領域，引領時代學風，成為清代學術滿天繁星中的亮點。
可以說，“皖派”學者的卓越思想和治學方法，在今天仍具有深遠的曆史借鑒和啟示意義，雖有時而不彰，終曆久而不廢。他們留下的寶貴遺産也将永遠嘉惠士林，成為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他們“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誣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于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簡介：徐道彬（1966-），現為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小、經學，發表論文百餘篇，著作有《戴震考據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和《“皖派”學術與傳承》（黃山書社2012）等。
本文來源：近代史研究公衆号
轉自：日本漢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