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将陳伯鈞是1927年跟随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元勳之一。烽火硝煙，世事更疊，然而青史上卻殷殷記載他和毛澤東之間存續多年、且鮮為人知的深厚友情。
1910年，陳伯鈞出生于四川達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曾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1926年底，他又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舊址
在這裡，陳伯鈞不僅受到了嚴格的軍事訓練，而且接受了嚴肅的政治教育，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毛澤東曾到校演講農民問題，這是陳伯鈞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盡管這位剛滿16歲的國小員并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但在陳伯鈞的心靈中，已經初步有了“毛委員”的印象。
1927年，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蔣介石背叛大革命，年輕的陳伯鈞一度感到痛苦和迷茫，但他很快認識到：要想打倒強權，建立平等政權，隻有中國共産黨可以辦到。
1927年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叛變，率部進攻武漢，武漢分校的學生奉命編入中央獨立師參加戰鬥，陳伯鈞在作戰中表現得非常勇敢，引起了組織的注意，很快就在鹹甯前線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陳伯鈞
此後陳伯鈞随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1927年8月中旬，他随部隊到達了銅鼓，準備參加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9月10日，毛澤東來到了銅鼓籌劃起義事宜，陳伯鈞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了解了陳伯鈞的情況後親切地說：“好啊，上過黃埔軍校，還入了黨，我們黨很需要你這樣的幹部！”
此後陳伯鈞跟随毛澤東參加了秋收起義，并上了井岡山，此後他曆任排長、連長，紅四軍成立教導隊時，毛澤東任命他為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叮囑他好好讀書、帶好隊伍。
在1928年春的一次戰鬥中，陳伯鈞繳獲了一支手槍，因槍有鏽斑拉不動槍栓，教導隊隊長呂赤開玩笑說：“什麼破槍，‘半斤鐵’，扔了算了！” 但陳伯鈞舍不得扔，把手槍零部件拆開，找來煤油反複擦拭，終于鼓搗好了。
有一天，陳伯鈞見到呂赤後，就笑着拿槍對他比劃說：“我這槍可不是‘半斤鐵’了。”随即拉動了槍栓。
但他萬萬沒想到槍栓帶動了撞針，擊發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彈，“砰”的一聲響，子彈正好擊中呂赤的頭部，呂赤應聲倒地。
陳伯鈞大驚，連續呼喚呂赤的名字，可他已經沒有了呼吸。呂赤和他是四川老鄉，也是黃埔軍校生，又和他一起上的井岡山，平時兩人的感情也非常好。陳伯鈞闖下大禍後，心情極為沮喪，迅即被關了禁閉，等候上級處理。
此事傳開以後，大家議論紛紛，士兵委員會的人扭着陳伯鈞去見毛澤東，再三要求槍斃他。毛澤東對呂赤的死也非常難過，但他沒有馬上做決定，而是叫來了士兵委員會主任張令彬，問他說：“你們呂隊長被陳伯鈞誤殺了，你看不殺陳伯鈞好不好？”
紅軍時期的毛澤東
張令彬說：“很多人都要求殺。”
毛澤東于是把部隊集合，對大家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隊長開玩笑，槍走火誤殺了人。他們一個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一個是黃埔武漢分校出來的，表現都不錯，軍事上也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很缺呀！我們能不能隻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人還不好追悼呢！”
下面有人問：“難道陳伯鈞殺了人，就不了了之了嗎？”
毛澤東嚴肅地說：“當然不能不了了之，我們不讓他償命，但是要懲罰的。呂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陳伯鈞一個人加倍完成。另外再打他一百闆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毛澤東看下面的人都沒有反對意見，于是讓自己的警衛員來親自打闆子，但隻打了20幾下就收住了，陳伯鈞不喊不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懲罰。事後，他被調離教導隊，降為副連長。
這件事也讓陳伯鈞和毛澤東結下了生死之情，在以後的日子裡，他作戰更加英勇，職務也進步很快，到1930年12月時，他已經當上了紅三軍第七師師長。
在第一次反“圍剿”戰役中，陳伯鈞率部首先在龍岡打響了圍殲張輝瓒師的第一槍，與兄弟部隊一起取得了全殲該師、活捉張輝瓒的重大勝利，并繳獲步槍2000餘支，機槍46挺，受到了毛澤東的嘉獎。
張輝瓒
1932年6月，陳伯鈞被任命為紅十五軍軍長，但此時毛澤東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陳伯鈞也因堅定地支援毛澤東的主張，被免去紅十五軍軍長職務，調到紅軍學校學習。
此後陳伯鈞又因為堅持對反“圍剿”的錯誤打法提出意見，激怒了“左”傾上司人，不僅受到了批判，而且被降成紅十三師師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央指令陳伯鈞指揮紅十三師負責殿後。此時他一直打着擺子，但仍然身先士卒，還把戰馬讓給了傷病員，親率部隊與敵人苦戰一天，掩護中央紅軍度過了湘江。劉伯承元帥後來評價：“十三師是我最放心的師！”
劉伯承
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重掌紅軍指揮權，陳伯鈞也被任命為紅五軍團參謀長，此後的長征途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後，始終與數倍于己的敵人進行戰鬥，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被紅軍成為“鐵流後衛”，陳伯鈞也赢得了“鐵屁股”的美譽。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陳伯鈞跟随張國焘的左路軍行動，但張國焘卻想分裂紅軍，擅自決定讓左路軍傳回阿壩，陳伯鈞知道以後大怒，他找到張國焘說：“你要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決這些問題，以挽救危機。”
張國焘卻假惺惺地說：“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論，未徹底解決，總部機關也不一緻，若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自上而下地予以糾正。”
張國焘
陳伯鈞義正辭嚴地說：“黨中一切事件，紅軍中黨員當可提出意見，但在未解決前，絕不允許随便亂鬧，分裂團結！”
談話最終不歡而散，張國焘為了報複，指使親信把陳伯鈞的戰馬和望遠鏡扣下，還毆打他的馬夫和警衛員，但陳伯鈞始終沒有屈服。
1936年7月，陳伯鈞調任紅六軍團軍團長，揮師北上，10月15日，當毛澤東得知紅六軍團即将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非常高興，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
“伯鈞同志：
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幹才！你的身體好否？同志們都想念的。我們都好，相見之期不遠，願共努力！
此緻革命的敬禮！”
被毛澤東成為“幹才”，這個評價可謂是非常之高了。
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後合影，右二為陳伯鈞
陳伯鈞在長期的革命戰争年代養成了寫日記的良好習慣。在紅軍長征的兩年征程中，他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兩個月采取幾天集中寫一篇外，其他時間都一天不落地堅持記日記。這些文字成為了記錄我黨我軍光榮曆史的重要資料。
1937年8月25日，陳伯鈞所在的紅六軍團改編為八路軍120師359旅，陳伯鈞任旅長，并負責駐防洛川，他深知責任重大，專門寫了一段話告誡自己：
“過去我因隻負責簡單的軍事工作，對政治問題深思熟慮不夠，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夠深入，趨于浮躁。個性方面亦欠冷靜，今後應加強政治學習。”
但沒過多久，陳伯鈞就因為自己的暴脾氣惹禍了，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學校要派車去延安辦事，陳伯鈞請司機捎359旅的會計去延安領軍費，但對方始終不答應，陳伯鈞在多次勸說無效後，終于火了，擡手打了他一個耳光。
但打完人以後，陳伯鈞就後悔了，他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
“真是魯莽不該！但司機這種既無政治立場，又無組織觀念的态度，亦實可恨！”
此事很快在延安傳開了，并很快傳到了毛澤東耳朵裡，他對陳伯鈞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說：“此事一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二是二是由于一切問題尚未完全提到原則性來看，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對片面與全面，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未确實了解并統一起來。”
毛澤東
對于毛澤東的批評，陳伯鈞心悅誠服地接受，不久以後，陳伯鈞被調到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6月，陳伯鈞被任命為抗大訓練部部長。
陳伯鈞在抓學校教學時，一直嘔心瀝血，把教育訓練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他教授的戰略學是抗大的“招牌菜”。他會寫作，口才極佳，擅長演說，在抗大一次演講兩三個鐘頭是常事，有一次竟然一天内講了8個小時。
1938年秋末，延安開始流傳一個消息：毛澤東與從上海來的演員江青談戀愛了，還有的說他們已經在一起了。
毛澤東和江青
此事後來傳到了陳伯鈞的耳朵裡，他覺得很接受不了，又專門和郭化若說起了這事，他們越說越覺得不合适，于是陳伯鈞決定給毛澤東寫信，勸他不要這麼做。
陳伯鈞很快寫好了信，他想找幾個老同志來和他聯名，但其他人都不願意這麼做，于是他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将這封信發了出去。
幾天以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轉來了毛澤東對陳伯鈞的回信，毛澤東并沒有怪罪他，而是在信中說：
“親愛的伯鈞同志，謝謝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心，天塌不下來……”
毛澤東和陳伯鈞（中）
1942年5月22日中午，陳伯鈞有事找毛澤東談話，剛走到窯洞外，便聽到他和江青争吵的聲音，這讓他很有感慨，于是當晚在日記裡寫道：
“嗚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蓋身為統帥，将無數之将，統百萬之兵，全國大事舉棋若定，而獨與一婦人女子竟如此之難應付，吾人于此豈可不更加警惕哉！”
幾十年後的事實證明，陳伯鈞當時的想法絕不是杞人憂天。
毛澤東也深知陳伯鈞有這個心直口快的毛病，在1941年10月1日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教誨他要“以不浮、不露、不躁‘三不’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實的精神，着重實行，則過之改必易”。
陳伯鈞看到信以後深受啟發，他專門在日記裡告誡自己：“心直口快，誇誇其談的老毛病，今後在自我修養的日程上應随時注意痛絕之。”
在毛澤東的督導下，陳伯鈞也更加成熟，他在建國後協助劉伯承組建了南京軍事學院，任訓練部副部長、副教育長兼軍事學術研究部部長等職，1955年，他擔任了學院的副院長，并被授予上将軍銜。
1957年，陳伯鈞因為曾在南京軍事學院的工作經曆，和劉伯承一起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對此他明确表示保留意見，卻被視為“心懷不滿，抵觸嚴重”。
盡管如此，但陳伯鈞依然盡心工作，1960年4月14日，他出版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軍事思想》一書，積極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1962年，他又撰寫了《毛主席率領我們上井岡山》一文，回憶了跟随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的經過，将自己與毛澤東患難與共的“将帥情”公之于衆。
“文革”爆發後，陳伯鈞也受到了沖擊，但毛澤東還是積極地保護了自己的這位愛将，1967年的五一節，他被邀請到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看見他後說：“伯鈞呀，聽說你病了？”
晚年的陳伯鈞
陳伯鈞回答：“是的，謝謝主席關心。”短短幾句話，道盡了他們40年的情誼。
1968年10月，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問一位代表是哪裡人，對方說是四川達縣人，毛澤東說了一句：“哦，那是伯鈞同志的老鄉啊？”
那位代表沒聽清毛澤東的話，又問：“是哪位同志？”
在場的周恩來立刻明白毛澤東是要以這種方式保護正在挨整的陳伯鈞，他馬上解釋說：“主席講的陳伯鈞同志，是一位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毛澤東的話果然有用，以後再也沒人敢整陳伯鈞了。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毛澤東專門托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上司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和遺體告别儀式。
陳伯鈞去世的報道
陳伯鈞去世後，他的好友莫文骅将軍曾作詞悼念他：“半世紀來随主席，征南北，讨西東。血灑禾黍綠蔥蔥……”這可以說是毛澤東和陳伯鈞40年來将帥情的最好描述了。
1987年6月，《陳伯鈞日記·文選》正式出版，聶榮臻在書的序言中稱：“這是一位紅軍老戰士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和艱難險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貴史料。”徐向前題詞：“陳伯鈞同志的光輝業績是永不磨滅的。”
《陳伯鈞日記》
陳伯鈞将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