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李達稱著書、教書的日子為“守寡”

範文瀾在北平中法大學教書時，正值日本侵略軍危及平津。他應學界要求，為大中國小生分别開有一份讀書目錄：國小生讀明劉宗周《人譜》；國中生讀《論語》、《孟子》；高中生讀《韓非子》、《綱鑒易知錄》；大學生讀《杜甫詩集》。

石瑛在任武昌大學校長時，講究作好會議記錄，記錄者必須把自己也當作當場演講人。他說：“記錄人像演員一樣，先念熟劇本，不可任意杜撰，自作聰明，不論悲喜劇、正反派，男女角色一定要忘我。”有學生問：“有沒有記錄範本?”石答：“有，《論語》、《孟子》都是孔孟的學生追記的，這就是範本。”

曾先後擔任過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湖南永州人，教育家、馬列理論家，中共“一大”代表），稱著書、教書的日子為“守寡”。

抗戰初期，李達在大學當教授，他為人幽默。有學生問道：“李先生，平津是不是還是中國的呢?”他慢吞吞從容地說：“這是辯證法，因為是中國的，又不是中國的。”

楊佑之抗戰初執教于四川大學，每天步行十幾裡上峨嵋山給學生上課，雖大雪封山之日，亦準時到校。

在昆明西南聯大上經濟思想史課時，趙迺抟有天宣布，本學期打算點名三次：第一次不到，假定你去了重慶；第二次不到，假定你去了桂林；第三次不到，便假定你已到了滇緬公路。

【中國當代經濟學家——陳岱孫】

陳岱孫在西南聯大開經濟概論課，一聽到鐘聲，即将所講主題，用英文書寫于黑闆上，講述時，一句一義，從無廢詞。同學伏首疾書，下課略加整理，即為一完整的講稿。學生認為當時昆明購書不易，圖書館書也少，如能将此筆記熟讀，就能通過考試了。

陳岱孫有次講經濟學概論課，突然下起了大雨。因為房頂是鐵皮做的，雨打鐵皮聲把講課聲全淹沒了。他就在黑闆上寫了頂天立地的四個大字：“下課賞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