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初步建構了協調高效的組織運作體系、系統整合的政策體系體系、公平的公共服務體系、嚴格防範風險的群體防範和群控體系、自治規範的社會動員體系，形成了邊境民族地區全方位、多元度、深層次、立體化的社會治理格局。
溫|王長山龐明光，《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環境好，改造更新後的街區變成了網紅街區;32歲的孫玉萌指出了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南強街的變化。兩年前，她加入了南強街"網紅"小吃攤老闆團隊，賣小卷粉，不僅是南強街社會治理和改造的推廣受益者和見證人，也是參與者——成為黨員志願服務，為社群建設和社會治理服務。
孫玉萌的經曆是昆明社群享受社會治理成果的縮影。近年來，多民族邊境省會城市昆明大力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探索了社會治理"五級"模式、社會治理定量評估等一批有效實踐，破解了社會治理力下沉困難、資源碎片化、考核科學标準化不足等。 等等，并繪制了共同治理和共同思想圈的共同制度。
昆明市中心風光（2019年8月15日拍攝）秦慶正/本期
共同治理首先提高幸福感
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昆明素有"春城"之稱，這裡也是一個多民族的邊境都城，社會治理正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壓力。記者從昆明市社會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社會工作委員會）了解到，提高生活品質和環境保護、物業管理、交通擁堵等群衆普遍關心的問題，需要多部門協調，各方廣泛參與，妥善解決問題，建立健全的"協同高效"， 綜合促進"的體制機制十分迫切。
"建設基層治理社群，實作在昆明生活，愛昆明，建設昆明的美好願景。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表示，昆明已邁出探索創新機制的一步，建構多主體、共同治理共享的治理格局。
現在，南強街幹淨整潔，店鋪規模一個規模。"2019年街道開通後，日均客流量2.5萬人次，年營業額超過1.8億元，昆明夜景經濟代表地。"昆明五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趙必義說。
幾年前，南強街在趙家眼中是一個頭疼的問題：街道兩旁是一個大院子，數百名居民住在低矮破舊的房子裡。小區院子裡沒有公廁，街道坑坑窪窪，巷道多是破損路，社保差。
趙說，這是老昆明風格的地方，公司原本想買幾個院子開一家餐廳，最後在五華區和國民警衛街黨工委的支援下，結合社會治理規劃，以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模式，接管整個街區。
投資兩棟建築，讓400名老居民打包入住，老房子如被複制改造，水路改造，民俗文化、非遺物文化投入建設，打造昆明旅遊地标性文化夜市......趙碧軒現為南強街黨支部書記，以黨建為主導建立紅色文化交流平台，包括紅院劇場、紅講壇、紅茶館等，該劇場推出《第一心》等劇目，演出累計演出600餘場，7萬餘人觀看。
社群是城市細胞和社會治理的重心和着陸點。昆明和南強街道一樣，通過共同治理和共享，拉同心圓，促進和諧發展。近年來，昆明創新建構"小區-街道-社群-居民群建設"的社群五級治理模式。該模式在傳統的"小區-街道-社群"三級管理制度下，在居民群長和建築長度下，激活社群治理末期神經，通過最後一米實作社群服務功能。
全街成立"大工業委員會"和區機關，全面參與黨建聯盟，社群成立"黨委大"，建立黨建聯席會議制度，完善黨組織上司，村民自治、民主協商、群組驅動、社會參與機制，社會治理重點面向城鄉社群， 實作基層黨組織全覆寫，使管理和服務力下沉。
昆明還加快智慧城市建設，利用大資料平台提供社會治理支援，建構群體防範和群控體系，将社會治理從事後處置轉變為源頭治理，探索沖突糾紛多元化調解體系，實施建十家制，優化社群資源配置， 培育孵化的社會組織，打造社會工作者的人才，逐漸形成社群組織發現居民需求、協調設計項目、承接社會組織、參與專業團隊的工作體系。
目前，昆明社會治理從"大水淹"向"精準服務"轉型，實施"一網四中心"政府服務模式，政治民間互動共同解決群衆焦慮焦慮的問題。
從"政府端菜"到"人民點菜"
此前，盤龍區明通巷47号院子120戶隻有一個公廁，大家意見不大。社群多次引導居民開會後，居民自發成立院子自管委員會，形成居民委員會規則，動員居民籌集86萬元，從公共機關籌集1萬元，解決了居民"友善"事件。
"在以前的工作模式中，廁所問題很難解決。盤龍區委副書記朱金玉表示，民生小事撬動基層動員：盤龍區密切關注社會各界群衆高度關注的痛點、難點和攔路點，每年梳理一批民生事實，在街頭、社群黨組織指導下，組織居民團體努力， 整合資源，綜合實力，借助上級，以居民為主體，推動"民生小實事"的實施。
以前，通過行政動員、指令等服務，政府承擔着沉重的負擔，但也往往得不到群衆的認可。現在，盤龍區依托"五級治理""十家聯保"機制，發揮班組長、樓長、十家首領等"宣傳""資訊工作者"的作用，引導群衆訴求從個人權益向集體權益轉變;建立健全人民協商、民治、理财、人民責任、有效民議的長效機制，積極推動居民主動自發解決公共問題。強化群衆自治權，推動政府從單向管理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雙向努力，從"政府菜"向"人民點菜"轉變。
為破解資源碎片化難關，2019年3月，昆明成立了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上司的社會建設上司小組，成立了社會工作委員會，各區縣同時成立了社會建設工作上司小組和班組， 并在街道上設立了社會建設辦公室。
昆明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書記楊偉說，社會工作委員會反映，社會工作委員會從市委層面來推動社會建設，不是要取代其他部門的職能，而是要發揮上下關聯的作用，左右協調的整體作用，展現了黨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的上司作用。
在昆明市委、市政府的總體規劃下，原本分散在各部門的治理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黨建上司、街道哨聲、部門報"是典型之一。街道和社群幹部發現問題後，通過"舉報"可以召集區域内相關部門共同處理，實作"問題收集-街頭舉報-部門報告-處理回報-結論驗證-綜合評價"的一站式閉環管理。
目前，昆明市由市委書記到社群（區）主任，建設，形成了高層統籌、協調各方、上下關聯、左右關聯的社會治理組織體系，明确社會建設工作是地方黨委政府的"先指揮"工程。
"昆明把邊族地區社會治理現代化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不斷創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體系，完善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程連元表示，昆明市在社會治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大膽的實踐，增強了協同協作的能力，着力建構組織運作體系，社會治理從九龍水到協作力轉變。
群衆正在關注他們關心的任何事情
畢極廣場是昆明市最大的開放廣場，日均客流量超過1萬人次。清晨和傍晚，到伯克廣場見面跳舞，成為許多老年人的習慣。然而，樂器和音響裝置會産生持續的噪音，往往導緻互相沖突的糾紛。
記者從西山委員會社會工作委員會了解到，針對這種心髒病，西山開出了"四個共同點"的處方：共商、方聲如何下崗"群衆決定";
處方開出後，西山區西苑街道辦公室組織了六次噪音幹擾研讨會，邀請居民代表和文體組組長征求意見。黨員幹部把群衆反映的問題清單變成職責清單，率先對526人進行了深入的問卷調查，80%以上贊成建立廣場文明公約制度。随後，西山地區西法院街道辦事處頒布了《西山畢吉廣場活動文明公約》等規定。
錫山市委副書記、區社工委書記陳網介紹，通過轉變立場，讓方形團隊從原來的管理層到管理參與者，從"我要順從"到"我要遵守"，政府部門從管理主管到組織者、服務提供者， 治理效果明顯。
昆明各區大力建設社會動員體系，社會治理從群衆到群衆的積極參與轉變。社群成立協商委員會，貫徹落實協商民主"五方工作法"，即"提出、合議、合議、決議、審議"，各方廣泛參與解決難題。
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昆明釋出了《加強社會創新治理基層建設規劃綱要（2018-2035）》的檔案和研究報告。制定全市社會建設五年規劃，建構"一加七加N"的政策體系，包括引領昆明社會治理長遠發展的規劃檔案;
"這是我們社會治理創新的政策架構和路徑規劃。楊說，各縣、區也制定了詳細的措施，在推進社會治理、黨的建設作為根本路徑，以服務群衆為核心任務，多元參與是關鍵舉措。
昆明提出了46個社會治理名額，包括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和人民安全感滿意度，分為社會活力、社會服務和社會環境三個次元，通過數學模組化建構昆明市社會治理标準體系，編制并出版了《昆明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數報告》 并意識到社會治理成效可以量化、評價、跟蹤，對市、縣、鄉、村等地的社會治理成果進行綜合評價，與北通光等城市進行橫向比較，是對社會治理進行标準化、标準化、科學量化評價的創新。
專家認為，昆明的社會治理名額體系從城市導向、縣級導向、面向群衆需求三個角度出發，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化社會治理名額體系，堅持問題導向，促進問題解決。
目前，昆明城鄉社群有了新的面貌，環境從肮髒到幹淨，公安從亂到順暢，管理從弱到強，服務從差到優秀，黨群從分散到聚集，各族群衆真正感受到治理成果。昆明初步建構了協調高效的組織運作體系、系統整合的政策體系體系、公平的公共服務體系、嚴格防範風險的群體防範群控體系、自治規範的社會動員體系，形成了邊境民族地區全方位、多元度、深層次、立體化的社會治理格局。去年，共梳理社會民生領域問題93.4萬件，解決率為98.7%，群衆滿意度為92.1%。
"要提升系統內建能力，重點建構政策體系，社會治理從線路探索到系統化轉型。程連元表示，昆明積極探索邊境多民族地區社會治理模式，開展多項制度機制創新，破解邊境多民族地區難題，為我國邊境地區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