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北京大學李玲教授于7月10日在四川大學經濟學院舉行的2021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發表演講。
李玲：
中國共産黨的百年慶典是在新的皇冠爆發的背景下舉行的，可以說是現代世界從未遇到過的挑戰。到目前為止，疫情已使全球超過1.8億人患病，其中近400萬人死亡，美國近十分之一，超過3300萬人被感染，超過60萬人死亡。
這次疫情不僅為中國共産黨百年慶典增添了時空坐标，也讓我們反思了為什麼中國能做到？
回顧共産黨長達一個世紀的鬥争，中國今天的成就，尤其是這次疫情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覺得我們作為經濟研究的人，有點汗流浃背，因為實踐已經遙遙領先，而我們的政治經濟理論提煉還遠遠不夠。
去年，中國迅速控制了疫情，經濟複蘇，增長2.3%，美國下降3.5%。
我當時看到這個資料，以為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去年中國有一個小小的半年，大家呆在家裡做飯，而家常菜是沒有GDP的，因為家務勞動不是市場活動，而美國和歐洲他們要出去吃飯、喝咖啡，這些經濟活動讓他們的GDP都很高， 而去年年底，美國的死亡和感染需要治療，也創造了GDP。
我們隻有不到8萬人被感染，死亡人數超過4000人，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控制了疫情，但這些積極影響并沒有反映在GDP中。
是以，去年，我帶領我的團隊，我們嘗試做了一個關于中國抗疫的經濟效益的研究，中國成功控制了疫情，比對國外有多少個國家避免了發病、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就生命的價值而言，創造了多少價值。
我們對結果感到驚訝，這些結果對我們來說太大了，但實際上這些結果并沒有反映在我們的GDP中，這意味着目前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測量方法是有問題的。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經濟基本上癱瘓，尤其是因為疫情爆發。前兩天特别的感覺，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美國國慶節是7月4日，在我的印象中是很美的時光。1980年代、1990年代，我在匹茲堡大學讀書，校園裡有大片草坪和噴泉，7月4日，大家自發地到廣場鋪上毯子，坐下來吃喝玩樂，聽交響樂，燃放煙花。
當時，我覺得那隻看不見的手，讓社會處于一種平衡的狀态，是非常好的，但現在我看到紐約州處于災難狀态，因為槍擊事件太嚴重了，美國現在處于癱瘓、無序的狀态。
另外，關于抗擊新冠疫情，我們學者紛紛發表過關于經濟研究的文章，用資料比較中美兩國的情況，相比美國好多了，因為美國的錢是發給個人的，卻不看宏觀上美國花了多少錢， 美國已經花費了近6萬億美元，中國總共花費了5000億元人民币，專項國債加起來約為3萬億元人民币。
我們花的錢比别人少得多，我們做得好得多，但我們不能在經濟研究中表現出來，是以我認為我們的理論一定有問題。
在學習經濟學這麼多年後，我認為西方經濟學隻是微觀的，而是缺乏宏觀和中觀經濟學。例如，消費者理論、市場均衡等都站在微觀視角上。
其實，西方經濟學不講中間觀點，更談宏觀了。我也和我在海外的同僚談過，他們仍然在那裡等待測量傳回結果，并說明為什麼戴口罩可以幫助對抗這種疾病。我們中國人我們是多麼聰明，我們不必等待回歸資料。第一次全部人隔離，病毒窒息，這是宏觀調控的結果，宏觀是1，用這個1就把全部0都甩在後面。
美國有錢，有人有技術，但缺乏宏觀調控，是以美國疫情有漲有跌，不确定。你現在看到三角洲病毒，"萊姆達"也來了，一波又一波。
我認為我們應該用中國的實踐經驗來改寫現代經濟學，不能學一點西方經濟理論，作為經濟學的整體。
通過這次疫情，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首先是宏觀利益，是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我們第一次實行民族隔離，也充分展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那麼，中觀是行業結構、區域協同效應，比如我們目前對科技産業、新能源産業的投資，當時有很多經濟學家在批評，現在他們也意識到，趨勢是正确的，短期成本效益可能不高，但卻是長期效益。
微其實隻是我們現在的經濟學談論市場、企業、消費者利益，但我認為這次爆發，讓我們看到西方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個人效用最大化、國家安全損失、60多萬人喪生。
美國有近3300萬人患病，我們可能低估了這次疫情對整個西方和人類的影響，而在新的日冕疫情爆發後，雖然死亡率沒有那麼高，但新冠患者産生了非常大的後遺症。
現在，《柳葉刀》的研究表明，三分之一的人有精神後遺症，而像美國槍擊事件這樣的惡性事件與這些影響有關。
如果隻考慮微，我們改革開放，我們都知道"賺比買，買比租好"。1978年，我還是一名半導體實體專業的學生，當時中國半導體在世界上屬于第一陣營，因為我們的"兩彈一星"都是自己造的，當時不是我們封閉或半封閉，是别人擋住了我們，不是賣給我們，就像今天一樣。
但是，為什麼這背後的半導體行業都被清除了呢？因為半導體行業投入很大，當我們的半導體用于兵役時，它沒有民用，是以它的生産能力不夠，投入研發成本非常高，肯定是虧損的，80年代和90年代，虧損企業倒閉了，是以半導體行業是完全清楚的。
我們剛才說的是好的GDP，壞的GDP。去年，美國的GDP僅下降了3.5%，但其中大部分是糟糕的GDP，許多病人都得到了治療，所有這些都是GDP。我們設法控制了疫情，沒有在醫療保健上花費那麼多，但我們沒有很高的GDP。
從這次爆發中，我們看到，宏觀效率絕對不是簡單的微觀總和，也就是說，沒有宏觀調控，沒有"1"落後其實就是"0"，要麼加起來，要麼社會效益最大。
而我們都在經濟學中假設有一個社會規劃者，每個人的效用就是社會的全部效用，其實這是創始人增長理論的創始人保羅·羅默的觀點，他長期以來一直質疑，個體的最好并不代表整體的最優， 我想這一次基本上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徹底決裂，這是第一代經濟理論。
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羅默。圖檔來源：百度百科
亞當·斯密（Adam Smith）引入"看不見的手"的背景是小規模農業和小規模作坊時代，而不是大生産時代，是以1930年代整個北美金融經濟的金融蕭條被證明是無效的。
這次在美國爆發的疫情造成60多萬人死亡，沒有人負責，你找"看不見的手"去，發現找不到。不幸的是，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家仍然把上個世紀失敗的理論作為我們改革的标準。
上個世紀大蕭條之後，凱恩斯主義開始了，但這是經濟學的第二代，需要政府，也是市場的機制。
想想當時的社會情況，政府幹預之後，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是以也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到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又回歸市場的作用更多。
近幾年，不知道人們已經注意到了沒有，經濟學其實正在被改寫，從2007年諾貝爾獎頒給機制設計理論，到2012年是市場設計理論，通常一個理論獲獎一次，沒想到去年的2020年諾貝爾獎被授予市場設計團隊， 為什麼？
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圖檔來源：諾貝爾獎社交媒體賬戶截圖
我想專家們也看到，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這次爆發，傳統經濟理論都有一個巨大的問題需要改寫，市場設計就是用更科學的方式修複市場。
市場可以設計，特别是現在大規模生産、資訊化、智能化的時代，除了小農貿市場，完全可以三家店，實作充分競争。在我們生活的所有市場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失敗的問題。
市場機制設計，其實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規則，這個市場是由你設計的，你可以用我們學到的理論，你需要考慮激勵機制，你需要考慮考慮到各方的利益等等，你設計這套規則，然後比對，最後也能取得有效的結果。
它和看不見的手有什麼差別？這是一個頂級的設計，一個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的系統，實施過程充分尊重個體差異，團隊為什麼從2012年到2020年再次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技術發展為他們提供了出色的支援。
過去的設計到基層使用，雖然設計很完美，但是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有很多問題，因為市場太複雜了，是以我們讓無序相對有序，設計有序，需要随時動态回報，現在大資料時代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三代經濟理論更深刻的意義在于提高人們對這個重要而古老的問題的認識：如何更有效地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結合起來？
這其實就是我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際前沿理論可以給我們提供參考，也就是說，兩隻手可以合作，"看不見的手"其實就是這套機制設定和激勵機制，但首先要做宏觀調控。是以我覺得我們都要做宏觀經濟學，真正寫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因為西方宏觀是假宏觀的。
為什麼市場設計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是我們的時代給了他們機會和大資料。大資料和智能将改變我們人類社會的遠不止工業文明，而且我想我們大多數人認為，仍然停留在工業文明的線性思維中，大資料、人工智能帶給我們的是三維空間思維，未來，人類可能會在三維空間中不斷調整，不斷動态平衡。
大資料、智能化正在帶動世界正在發生劇烈變化，我們中國有天然的優勢，中國已經有了基礎體系，而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效應，這也是大資料時代所需要的。
中國共産黨有9500萬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黨上司最強，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有超級市場規模。所有這些整合、資訊技術将推動中國共産黨在新世紀創造更大的輝煌，真正為人類文明帶來新的形式，不僅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态、社會等方面都将是全新的。
我們趕上了這股浪潮，因為列甯早就教導我們，"勞動生産率歸根結底是使新的社會制度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是以，我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它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重建，是生産力效用，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經濟學真正研究的是生産關系，它需要生産力的比對。西方經濟學隻研究稀缺性，隻研究毛皮，就像我的外國同行仍在研究戴口罩是否能有效控制疫情一樣。這種研究根本沒有意義。
我們也注意到，這些年中國人的幸福、滿足感的加速、新的生産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已經處于智能化的初級階段，今天的中國人生活比過去的皇帝更幸福，家裡點綴着一切，包括防疫過程的衛生密碼。在這樣一種新型生産力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圍繞國家發展目标形成力量整合、綜合決策、動态調整、全監督和科學評價的正回報體系，真正實作"實際了解，再實踐再了解"，形成從有争議的年度計算社會主義到未來智能社會主義的智能國家。
我們的目标是宏觀效率第一，系統，綜合，整體，同時個人和國家利益在短期和長期内是相容和協調的。
這個百年紀念日，我帶着我的團隊來到了中國共産黨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昭同志是我們共産黨的先驅，100年前他寫了一篇關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和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文章。100年後，我們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我們必須加倍努力，回答什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期待與同一個人一起工作，這是理論的需要，當然可以産生時代的理論，這也是對思想的需要，當然也産生時代的思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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