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辍學後，19歲的北京女生袁偉涵三次經曆了"高三"的鹹甯重讀學生徐佳，12歲設定了賺1000元的目标後，甘肅山女郎馬百軒，三位大師的人生軌迹聚集在一部名為《走出路》的紀錄片中。六年來，他們一直在尋找出路。6月23日，2018上海國際電影節紀錄片《走出路》将通過"大象點"平台在全國上映。
"走出道路"海報
《走出路》曆時六年，追尋來自不同城市、不同社會階層的三位英雄，記錄了他們夢想與當代中國現實的碰撞，以及來自不同地區的中國年輕人從學校走向社會的成長故事。有影迷看完後認為，影片最大的意義就是把自己放在現場，在鏡頭下觀看人物的生活和命運，而不同的觀衆在每個英雄的身體裡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導演鄭瓊擔任紀錄片制片人多年，經營紀錄片節多年，但在40多歲時選擇從零開始擔任紀錄片導演。在整部電影中站在角度之外，用鏡頭冷靜而真實地記錄下别人的人生軌迹。
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出路，無法想象别人的生活
《走出路》的内容，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下觸動無數人焦慮神經的"階級"一詞。然而，當它在六年前拍攝時，這個話題并不像今天這樣被廣泛讨論。鄭瓊導演拍攝的初衷也源于意想不到的機會。
《走出路》話劇 袁偉涵
2009年，作為《半邊天》欄目的導演，袁偉涵的母親和鄭瓊聊起了自己女兒的故事，這樣一個才華橫溢、自由放養的女孩，17歲從别人夢中依附醫院辍學。袁的母親想讓鄭瓊跟着女兒走，在母親看來，這是一個"天才女郎追求自由成長"的故事。而鄭瓊眼中看到的，是一個人可以面對的選擇的差異。
鄭瓊對拍攝這個素材很感興趣，但不能簡單地拍攝一個人，是以他又找了兩個拍攝對象。開始做研究後，回到鄭瓊重讀的高中，找了幾個孩子，終于找到了徐佳。因為同樣的經曆，徐佳是鄭瓊在拍攝中頗具共鳴的物體。此外，甘肅的馬是在公益組織的幫助下發現的。
在槍擊案發生後的六年裡，來自北京的袁偉涵17歲辍學，三年後前往歐洲各國，就讀于自己喜歡的藝術學校，2015年回國實習，在北京注冊藝術投資公司高中生，重讀三遍終于拿到了兩本書， 畢業工作2年，2015年與4年的女友決定結婚;夢想着去北京上大學，卻在2013年辍學，15歲獨自一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卻因為年齡和教育水準太低，多次碰壁，最終早婚，成為村裡"普通"的女人。
馬百軒作品，2012年
三個不相幹的人在紀錄片中相遇，六年來他們都知道對方的存在，卻無法想象和了解别人的生活。特别是，馬女士說，她對别人的生活完全不感興趣，甚至無法回答導演試圖提出的任何概念問題。"她隻能陳述簡單的事實。
鄭瓊在片中也問袁維涵自己對所得到的一切的看法，袁維涵的回答是："如果我先生，就能站在天上，看看我選擇了哪一種好，那麼這叫做機會。我也做不到。"
"我不想過多地談論階級治療，但生活本身就是神奇的。比如，有的朋友在投行工作，一年賺幾百萬是正常的，而馬百軒一家2008年之前一年花的錢不到50元，她的夢想是去北京上大學，拿一千塊錢的工資，買面條給家人打井。鄭說。
即使影片叫《出路》，鄭瓊也無法預置未來出路的主題。"當我做研究時，我就開始拍攝，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為什麼要制作這部紀錄片，以及我要制作什麼樣的紀錄片。任何紀錄片都不是随意制作的，它是一種有計劃的藝術。具體細節并沒有真正弄清楚，但總會有一些合乎邏輯的生活期望。"
當被問及她對這些人的困境有何看法時，鄭說："我們不是他們命運的創造者，我們也不是上帝，我們可以用同理心了解他們，然後接受他們的成長。如果看完電影後有一種無力感，因為上帝的立場，想要改變整個局面，但實際上，作為導演應該很清楚，我們是一個記錄者，隻是一個導演，需要做好工作，這樣作品才能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刺痛。"
《走出路》話劇，馬百軒
老紀錄片是為處女制作的，所有新導演都遇到了問題
鄭瓊曾經說過："一個沒有紀錄片的國家，就像一個沒有相冊的家庭。《走出路》是這位48歲導演的處女作，作為一名"老一輩的新導演"，鄭瓊表示，他決定當導演的時候對年齡沒有困惑，唯一的困惑就是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電影人"。
雖然《走出道路》是鄭瓊的第一部電影，但她早已在紀錄片界，作為光傳媒的創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專職紀錄片發行公司"零頻道"，這是中國第一個獲得官方法律許可的獨立紀錄片論壇iDOCS。
iDOCS的目标是做一個以傳播世界最佳紀錄片為核心的國際紀錄片交流平台，它的建立是一個巧合。早在2009年，鄭文傑就計劃制作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向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IDFA）申請紀錄片制作和推廣專項資金，最終的宣傳資金申請，但制作資金失敗了。同年，首屆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在北京電影學院成功舉辦，另一方面，拍攝計劃被擱置。
而過了幾年的節日，鄭瓊突然覺得，她的心思不是在這些"外圍"的東西上，她感到一種強烈的創造欲望，"你不能欺騙自己，你仍然可以在外面做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iDOCS于2012年停産，鄭也關閉了他的公司。有人說她放棄了制作紀錄片的工作，鄭否認"不是因為紀錄片，她才叫停了公司"。我自己拍紀錄片很多年了，我很清楚紀錄片的現實，我從來不想為了成就一門所謂的藝術而毀掉自己的人生，也不想用自己的生命去賭上莫名其妙的事情，或者為自己創造一個道德紀念碑，向全社會哭泣。我完全不同意任何這種做法。"
但真正成為紀錄片導演比她想象的要困難得多，鄭瓊在2009年拍攝之初隻想記錄下目前三類不同角色的故事，拍攝後直接剪斷了一部電影就上線了，但拍攝後一直沒有時間剪輯，直到三年了。三年後，人們會改變，制作紀錄片的人不會對此視而不見。是以拍攝期在不斷延長。
回憶起槍擊事件，鄭說："新手遇到的所有問題基本上都是我遇到的。"
《走出路》話劇，徐佳
零預算是拍攝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開始也盡量申請一些拍攝資金，最後一分錢沒申請，或者硬頭皮拍攝，拍攝過程隻能靠仔細計算";"你必須繼續合作，才能知道哪一個可以一起工作。甚至到了拍攝後期，甘肅小女孩馬百璇的父親突然把八卦改成了不拍，要求給10萬，溝通調解線不起作用，用一點"錯把戲"才能夠平息。
完成拍攝并不容易，而《崩壞》就是找了20萬後期投資，在德國花了30萬才完成後期制作。2016年與一位法國人簽訂發行協定，發現這隻是一個"大噱頭"，沒有認真做發行，最後算出鄭瓊還欠了2400歐元，國内申請發行一張牌照也沒有落下，"心态已經崩潰，感覺電影花了那麼多心思， 但太看不見了。鄭瓊控股曾以一種不廢話的心态去申請發行許可，影片通過，下一審，申請龍标、技術評審、公開發行許可等流程都比較順利。
說起拍攝過程中的辛苦工作，鄭瓊或心，"拍攝就是不停地審問自己，為什麼自己要拍這個東西，這一定很清楚。鄭瓊說，有時候會覺得很委屈，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如果不拍紀錄片，我真的不用那麼努力。
無論是紀錄片節還是紀錄片，鄭瓊都很直率，"我不知道另一種方式，你的話是發自内心的，即使你說了犀利的話，我也在演講中相愛。"
鄭認為，紀錄片的意義是讓你的心更柔軟，引發你思考，也許你對世界的看法會改變。所謂"眼睛改變世界"，就是"你的視野變了，你的世界變了，不是為了改變世界"。"每個生命都需要被看到和聽到，每個生命都應該被看到和聽到。這是導演鄭瓊對《走出路》六年之久的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