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張先生，徐先生，各位同僚，線上線下同學們，大家下午好！剛才聽到郎有興先生說，我們今天主要是讨論張厚安先生的學術思想，是以也想找一些線索，與張先生建立某種聯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張先生對我來說主要是一個傳奇，因為我與華先生建立了真正的學術聯系，他在2011年至2014年期間跟随徐先生擔任博士後生。在此之前，從2005年開始，我打算做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鄉村政治的，是以我開始閱讀中方學者的相關著作，包括張先生的幾本書。再往前走，1998年，當我還是大二學生的時候，我們組織了一個村級的民主社會實踐小組，小組的一些成員還去中文老師拜訪了徐老師，當時徐老師給了我們很多指導，還發給我們發了一份剛剛出版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然後我在調查的基礎上寫了一份調查報告， 《經濟因素對村級民主建設影響的簡要分析》，後來發表在《中國農村觀察》第4期上，同期還有張厚安先生關于水月月村"村治"實驗的文章。是以，我覺得這與華中師範大學"理論農業"的傳統有一定的聯系。在此，我首先要向張小姐表示敬意和祝福。
在傳統的農村基層治理模式中，黃宗志先生談到了三個次元，第一個是半正規管理，第二是第三個領域，第三個是集中式簡單治理。當時，行政機關是這個成員的多數，沒有官方地位，跟這些人做事，這些人都來自農村基層社會，國家會用農村基層的相關規則來治理社會，哪裡有國家和社會有建設性的互動空間， 作為背後空間越來越小，越來越壓縮，農村治理越來越正規。三是集中簡單治理，全權農村、國家集中，國家與全國的融合就是這樣，但畢竟是處理糾紛、合作這些問題，還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執行。是以，中央集權極簡主義治理運作的社會基礎是當時經濟社會本身的一套機制，在這種機制的影響之後，整個國家的參與可能會發生變化。農村基層治理變革的圖景大緻就是在這些時期，清朝初到中後期基本上是"單純治理的中央集權"，到民國時期是土贊奇的研究提出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内化"，也就是這個時候國家在下移，但并不理想， 沒有形成一個非常有效的國家控制農村基層社會和建立公共規則。以毛澤東時代更為特殊，毛澤東時代是經過政治普世制約，再加上政治動員，在強控的基礎上引導農村，改造農村，但即使有一些基本面，這一時期還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村裡人人所熟知， 因為當時人口流動太弱，村民之間的聯系還是傳統聯想，自然村作為行動機關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到20世紀80年代，官方國家權力已經倒退到鄉鎮一級，村實行了村民自治，振興了農村社會。也就是說，張厚安先生提出的"村治"模式，基本上可以說是在某種意義上回歸到"集中化的簡單治理"，至少一部分是接近的。在這種架構和背景下，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直到稅制改革之前，這一時期應該說，村民的自治得到了大力推進，但農村管理的趨勢也越來越強，村莊本身的問題越來越多，當很多治理任務時，還是依靠鄉鎮行政權力來向村莊擴張來解決。
稅改後，有學者發現，村級組織正規化，一些村幹部如公務員拿固定工資和按時上下班，國家與農民的互動出現了變化，國家從吸收資源向農村轉移，增加了公共服務，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稅改後，農村治理開始，出現了某種"制度停擺"，國家能力減弱，基層滲透能力不足，但很快我們跳過了這個階段。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以政黨為主力的上司力量的新的全面幹預，包括從"精準扶貧"到現在的鄉村振興，全國都已全面進入。這大緻是形成高度集中和高度基層滲透模型的那種脈絡。在這個模式中非常明确，一是治理重心的整體下沉，二是政黨制度在基層社會的全面延伸，現在強調的是黨的建設上司，整個農村治理是由黨組織帶動的，這是基層的一大變化。三是下鄉法則。規章，包括黨紀和黨規都倒下了，監督特别多，檢查也特别多。第四是思想、符号和意識形态的整體沉淪。而第五，治理手段和治理技術這一塊越來越複雜，非常強調資訊和技術的使用，這是專門針對人類的資訊應用，後者的平台也非常發達。我想總的來說，整個村子這個包括監控管理技術的發展，以前很難想象，總體趨勢是社會自治空間越來越小，但畢竟還是有一些，到農村工作，或者利用熟人和當地人的知識來這一套。在第三個領域，這個街區也有結構性的轉變，即在權力對比和格局上有所變化，現在整個村越來越形成對黨政制度的依賴關系，而不像以前這種相對平衡的互動關系，現在的農村自治比較薄弱， 因為它對國家很強，國家向國家幫助國家，給予更多的資源，話語權也很強，這種趨勢。
最後補充一點，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學術研究做得更遠一點，想得更深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多做一點"狠"的反思，首先是目前這樣高度集中、高度基層滲透的模式，是否還存在一些治理風險？就其可持續性、成本消耗和效益而言，還包括早上張先生提出的，是否真的有通過農民的充分表達，是否有與他們充分溝通并征得他們的同意，或者黨和政府是否要取代他們來做決定。這些問題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中得到展現。是以，我認為，我們的農村在真正實作鄉村振興之後，還應該有某種穩定的自主性。二是目前的下沉模式，可能模糊或抑制農戶自治，導緻農民信任地方和基層，信任中央政府，這種模式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是以，最後的總結是，未來需要審慎定位"集中極簡主義治理"在農村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和作用。高度集中化、基層滲透率高的大架構是前提，但"權力下放極簡主義治理"作為相輔相成，應妥善考慮和安排，這或許仍有利于農村基層的長遠治理。這就是我要說的地方。謝謝！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地方政治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村發現轉自：田野政治微信公衆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