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前後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用漢字外，還有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創立拼音文字，即八思巴文。八思巴文頒行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用九疊篆，如“司獄司印”等印，印文均為标準漢文九疊篆。八思巴創立的新字是從藏文發展而來，吸收了宋印九疊篆整齊勻稱、棱角分明的特點，但并不像遼、金、西夏文字那樣與漢字有一定淵源，如“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印”等印。
元 官印 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印 5.6×5.6cm
八思巴文官印的一大特點就是背款皆為漢字，這是我們識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據。此外，元代官印印邊比較寬闊，此為元代官印印面構成的一大特點。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文與印邊往往等寬，宋代中後期印邊開始加寬，至元代竟達印文筆畫寬度的數倍甚至十倍，“陝西四川蒙古軍都萬戶府印”即為代表。
明代朱簡曾在《印經》言：“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漢，濫于六朝，而淪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傳。如元則有吾竹房、趙松雪輩，描篆作印，始開元人門戶。國初尚研故習，衰極始振。”明代甘旸《印章集說》言：“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尚朱文、宗玉箸、意在複古。”以趙孟、吾丘衍、王冕為代表的印人，在元代發起了一場複古運動，力挽魏晉以來印章的靡弱之風。
趙孟頫 松雪齋 5×2.5cm
在元代，趙孟頫無疑是朝野公認的藝術界乃至整個文壇的盟主，其不僅官居一品，而且在詩文、繪畫、書法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在元代篆刻史上，趙孟頫亦占據着重要地位，他的印學理念不僅影響了有元一代，對後世篆刻的發展亦影響深遠。明代甘旸《印章集說》言：“趙子昂善朱文，皆用玉箸篆，流動有神，國朝文太史仿之。”（見韓天衡《曆代印學論文選》，西泠印社，1999年）陳琏《印說》言：“圓朱文，元趙松雪善作此體，其文圓轉妩媚，故曰圓朱。要豐神流動，如春花舞風，輕雲出岫。”（此概為“圓朱文”一稱之由來）。其書法諸體皆工，被後世稱為“趙體”，其用印多親自配篆由印工镌刻，與吾丘衍風格為近，世稱“吾趙”，二人開創的印章風格，後世稱為“元朱文”。這種字形婉約流美、章法緊湊合度的印風，成為明清文人篆刻創作中的一種重要印式。
趙孟頫在元代文藝界具有極大的号召力，篆刻上他崇尚“古雅”“質樸”，反對“新奇相矜”“不遺餘巧”的流俗，這與其在繪畫上提倡的“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是工無益”的觀念是十分一緻的。（《自跋畫卷》）趙孟頫在理論上強調複古，以漢魏印章為法則，但真正反映其篆刻水準的卻是他所開創的元朱文印風，其中滲透了他的審美傾向，元朱文印流暢爽勁的審美效果與其醇和秀麗的書風和頗有古意的畫風相符合。他的朱文印沿用了唐宋官印所通用的那種類似玉箸篆的線條，在強化筆畫的運動感的同時，印文每與印邊相連，并能于疏朗之中捕捉樸茂之氣，給人以穩定和飽滿之感。清代印學家孫光祖在《古今印制》中說：“秦、漢、唐、宋，皆宗摹印篆，無用玉箸者。趙文敏（孟頫）以作朱文，蓋秦朱文瑣碎而不莊重，漢朱文闆實而不松靈，玉箸氣象堂皇，點面流利，得文質之中。明以作玺，尤見規模宏壯。”
吾丘衍 吾衍私印 2×1.9cm
與趙孟頫同時的吾丘衍，也是篆印高手，篆書有“當代獨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的盛譽。當時吾丘衍與趙孟頫一起呼籲印章複歸漢魏印式，但從對漢印風格的倡導來說，吾丘衍較趙孟頫更為實際，其為教授弟子所著的《學古編》多由實踐而來，并明确提出以漢印為皈依，讨論了印章中的篆法與章法等具體的操作問題。趙孟頫和吾丘衍均自篆印稿，這自然與二人在篆書上的造詣分不開，且二人所開創元朱文印風，很快成為文人作印的模式，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位。
王冕 會稽佳山水 2.1×2.1cm
在元代朱文印的演進過程中，端賴吾丘衍和趙孟頫的倡導，元代文人篆刻得到較大發展，尤其是吾丘衍開館授徒，培養了許多弟子，使文人篆刻延續不斷，并在明清兩代成一時風氣。吾丘衍的弟子中，較著名的有趙期頤、葉森和吳叡等，而吳叡最為著名。與吳叡同時的印人還有王冕，其首創以花藥石（即花乳石）刻印。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畫家都介入了篆刻的創作，如柯九思、虞集、張雨、黃公望、倪瓒、楊維桢、朱德潤、魏元裕、鮮于樞、陸居仁等，均采用吾丘衍和趙孟頫的方法。從他們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文印的形式已然确立：印文取小篆、朱文細線、文字連邊……元代文人印流傳下來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義十分重大。文人的參與，是中國印章确立藝術立場的标志，是篆刻藝術和實用印章分野的裡程碑，而這種重要的曆史性轉變在元代完成。(楊勇)
稿源：光明 編輯：郎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