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我發現自己對古典文學感興趣，閱讀逐漸關注古典詩歌和筆記，更喜歡文學。同時，我對美學非常着迷，讀了很多翻譯作品，寫下了很多筆記，記錄了自己對美學原理的思考。進入廣西師範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主修中國文學史，課程主要集中在前秦古典文學和文學，但作為文學理論教授黃海成教授，用"新三論"（系統論、資訊論、控制論）來講解美學和文學理論問題，讓我們受到新的理論思維和思維方法的啟發。1985年考入南京大學，師從程千帆先生學習唐宋詩，并在于曉軒、周春樹、郭偉森等教師的指導下接受文學和文學史方面的教育訓練。
程千帆先生的學術工作從文學開始，從作家和作品上升到文學史研究，注重文學理論和批評，試圖從文學研究中發現和提煉理論問題。在文學研究中，他主張把考究與批判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文藝文體，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中，他在《古典詩的描述與結構中不止》一文中提出：
從理論角度研究古代文學，要用兩條腿走路。一是學習"古代文學理論"，另一個是學習"古代文學理論"。前者已經參與了很多人，而後者似乎被忽視了。從古代文學作品中直接抽象出理論，注重這樣的研究，可以從古代理論和方法中獲得更多的參考和營養，并根據今天的條件和要求加以發展，這是傳統做法。
兩條腿走路的目的對我影響很大，後來我從唐詩研究走向文學史研究，從清代詩學到古典詩學的基本概念和命題，一直在努力實踐。廣泛閱讀文獻，最大限度地把握研究範圍内的原著文獻，同時密切關注文學理論的發展，用文學理論提供的新視角來觀察問題，用文學理論總結的一般原則來思考問題， 并結合中國古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理論的豐富經驗，從古代文學理論的豐富内涵中提煉出具有普遍價值的理論命題，揭示和消除現有文學理論的盲點，與西方文學理論構成互相發明和互補的關系。
回顧他們的學術經曆，對于文學理論來說，開始被接受是出于興趣，當然也是基于了解和認可。文學的基本概念是基于蘇珊·朗格的符号學理論，當他寫博士論文《偉大曆法詩的風》時，他以朗格的《情感與形式》和《藝術問題》為依據，把握文學問題。但随着閱讀日的進行，研究越深入，我對文學和文學史的看法就越多，然後閱讀一些國外理論，就會與我的内心産生深深的共鳴。比如曆史的基本概念，先看卡爾《什麼是曆史》，波普看《曆史決定論的貧窮》，後來又看海登·懷特的著作，都屬于這種情況。不再學習或接受某種想法被激發的興奮，而是對自己内在了解的愉悅得到證明，慢慢地在論文中引入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不再是讨論的權威基礎，而隻是作為對第一研究的尊重。
1990年代中期，我寫完《大月曆詩人的研究》後，覺得自己的知識儲備已經用完了，我想學習古詩理論，給自己充電。而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究所工作，收藏了曆代詩文極其豐富，大量清人和詩詞很少關注，于是我開始編纂《清代詩學作品》，涉足清代詩歌研究。從王宇陽的研究到康熙的詩歌研究，從葉偉的《原詩》筆記到清代詩史的研究，經過20年的攀登和梳理選擇，寫了《清代詩史》第一卷和第二卷。清代詩史的建構，與我的前輩或先賢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單一的思想史，而是集思想史、批判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曆史話語。由于清代詩歌研究積累薄弱，許多問題具有開拓性，缺乏參考研究成果，使得我的論述不能像通史那樣一般簡潔，堆滿了許多原創文獻的解釋和分析，具有很強的曆史性，篇幅也相當多餘。
清代是中國古代思想和學術的總結時期，學術氛圍濃厚，學術作風嚴謹，詩學成為真正的研究，産生了許多具有豐富理論獨創性和學術深度的作品。雖然從乾隆中期開始，以袁毅的《園詩》為代表，詩歌寫作經曆了向當代詩歌批判的轉變，但清代詩學總體上還是面臨着整個古典詩歌的曆史，面對的是曆代的詩歌和詩人，是以清代對詩學的研究相當于對整個詩歌史和古典詩學的研究。對清詩的廣泛閱讀，不僅使我體會到清代詩學豐富的理論内涵和詩史研究的深刻積累，認識到清代詩學在古代文學理論和批判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激活了我對詩史和前一代詩學的研究， 這使我重新思考古代詩歌的一些現象和理論問題，并不斷産生新的思想和了解。這些認識從經驗層面慢慢上升到理論層面，在《古典詩學的現代诠釋》和續集中凝聚成一個理論命題，其中"高層次低"提出的古代文體互參中的位置設定和"提出和回避"提出的"隐性互文性"概念屬于程先生的"直接從古代文學作品中抽象理論的方法"， 這對當代文學理論具有重要的補充意義。
中國文學理論的創新困擾着學術界多年，近年來，吸收西方文學理論的精髓，探索古代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總結當代文學創作的經驗，形成了共識。這個想法可能看起來相當可行，但我懷疑它是否有效。在我看來，不同理論的融合絕不像不同元素的混合，可以通過化學反應産生新物質，理論的融合是原始理論的混合，不會形成新的理論。文學理論的創新隻能來自文學經驗的總結和提煉，來自于發現普遍性問題、總結具有原則意義的命題和理論。中國文學有着悠久的三千多年曆史的曆史，儲存了無可比拟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經過了曆代的評價、篩選和淘汰，在不斷經典化的同時不斷被解讀和研究。古代積累的大量文學批評和理論文獻，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經驗的寶庫，通過深入探索，豐富和豐富了現有的文學理論。
我越來越堅信，學習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是進入中國文學史、打開中國文學經驗寶庫的關鍵。事實上，隻有知道古人如何了解文學，如何寫文學，才能找到一種恰當有效的辦法來打開它，使祖先的血液和他們所處的靈所蘊含的文學領域能夠對我們進行對抗。這無疑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劉偉在一千多年前就發出了"知其難的聲音"的感覺。但要想從古時代學習，了解當下，再等一步，就必須一步一步地跋涉、探索。今天，首先要做好劉大柏在1919年《中國詩歌形式法典》中提出的《中國詩業法律詳解、自我秩序》中提出的底部清單，否則我們面對西方當代文學理論，仍然無法擺脫劉大柏所預言的理論困境：
無論你是想吹噓你所有的古董，還是想責怪别人的古董都是破銅破鐵，錢是不值得的，不管你是不是想拿起外國古董來抵抗國貨，看來你要先辨識這些古董，做一個清單。如果你不檢查賬号，查一看作品，而隻是吹噓它，指着它，抗拒，這種新舊，難免有點近乎上當。
而這種清畫底的作品并不容易，也就是說，用詩歌的話來說，清代之前的詩歌已經基本整理出來了，也就是說，清詩的數量較多，幾年後也會大多地印出來，但筆畫的數量還不清， 順序和注釋？要弄清楚這一切并不容易。發現中國的批評曆史，還是學術界要走的漫長路。
作者：蔣偉（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陳玉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