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刑罰可是五花八門，有的是直接對犯人的身體進行折磨，例如“五馬分屍”、“腰斬”等等，但是有一種刑罰卻沒那麼簡單，那就是流刑，這種刑罰需要把犯人押送到非常遠的地方進行勞役。

流放都是到條件艱苦的地方，路途遙遠并且一不小心可能就會在途中喪命，但是又必須有官差看守這群犯人并把他們押送到目的地，許多人都不樂意幹這檔差事。

但碰上女囚犯的話又不一樣了，很多官差不僅不怕苦累甚至還搶着要去，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古代女性流刑制度

在中國古代的曆史上，流刑作為一種特殊的刑罰手段，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曆史。唐代作為中國古代法制臻于完善的重要時期，刑罰體系中的流刑制度也對女子的流刑作出了不一樣的規定。

周代“三宥之法”中已有對女性罪犯的特殊考量，《周禮·秋官》記載：“婦人犯罪，坐其家長”。這種将女性視為附屬品的觀念，奠定了後世女子流刑的倫理基礎。春秋時期出現的“婦人不梏”原則，進一步确立了差別對待的司法傳統。

漢代“徙邊”政策中，女性往往作為家屬連坐流放。居延漢簡記載的案例顯示，被流放女性多從事“補衣”等勞役。

到了唐代，在《唐律疏議·名例律》中，明确記載：“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妻妾從之。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無夫者，從近親。”

普通女性罪犯雖然被判處了流刑，但是也不一定真的就将她流放，也是有别的辦法可以代替的，改在當地執行刑罰。《賊盜律》規定：“婦人犯流者，亦留住，決杖、居作。”

也就是說犯人可以不被流放到那麼遠的地方，但是依然要接受懲罰，可以代替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就是要杖刑代替流放，按照流刑的等級折算要打多少杖。

第二種就是在當地的官營作坊服勞役來代替流放，第三種就是收贖特權，也可以用銅來贖刑。

實際上雖然免于流放之苦，但對這些女子來說所受的苦一點也不比流放少，“決杖居作”就是當衆進行的，這相當于很多人親眼觀看女性罪犯受刑，使女性承受公開羞辱，《酉陽雜俎》就記載了決杖現場常引發圍觀。

這在心理上的傷害可不比流放少，古代女子向來就受到的限制更多，當衆遭受到這種懲罰，讓很多女子都接受不了。

但也有一些例外不包括在這個留住制度内，比如一些特殊的罪名，犯了重罪的女性就必須遭到流放。

在古代像謀反大逆這種大罪，那是全家都要遭到嚴重的懲罰的，一些女性家屬就會被連坐流放。

之是以對女性囚犯流刑制度有特殊的規定也是有考量的，如果女性被流放了，那麼她的家庭就會是以解體，對人口生育來說流放女性并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吐魯番文書《唐西州高昌縣勘責婦人王氏案卷》顯示，官府會核查女性是否承擔哺育職責。

并且唐代家庭手工業依賴女性勞動，《大唐六典》就記載官府常征調女性犯人從事紡織等“居作”勞動。

二、押送女犯

那些被判流放的女囚犯，往往需要跋涉數千裡前往邊疆苦寒之地。令人費解的是，這種看似艱苦的押解任務，卻常常成為官差們争搶的“肥差”。這不僅是簡單的公務執行，更是一條不為人知的道路。

相較于男性囚犯，女囚押送衍生出更為隐秘的剝削模式。最直接的就是這些官差對女性的侵犯，這些官差往往不老實，仗着押送的路途遙遠且人煙稀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就盯上了這群弱勢的女囚犯。

本身流放之路就條件艱苦，很多女子都不堪忍受侮辱，最後都自我了斷了。

對這些官差來說，女囚犯就是他們擷取利益的資源，很多的女囚犯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見了，難不成還是逃跑了？這顯然不可能，身為官差的男子在力量上與女囚犯相比要制服是綽綽有餘的。

而那些莫名就消失不見的女囚犯，實則是被他們要麼賣掉，要麼用來交換利益了。

另外，這些女囚犯還是官差們換取錢财的一大途徑，他們勒索囚犯的家屬進行精準的敲詐。比如向家屬傳遞消息表示家屬需要定期送銀兩確定女囚不受虐待，美名其曰“路途照顧費”，實則是明晃晃的威脅。

為了斂财，這些官差會聲稱路途遙遠路上指不定有什麼意外，如果想見到活着的女囚犯，就需要家屬給錢贖買。

要是想見到女囚犯，那好說，還得給錢。總之就是對家屬進行各種敲詐勒索。

再加上，押送女囚犯可也得給他們計入“工資”當中，而押送的地方多是偏遠之地，是以官差們可以趁機撈一筆“灰色收入”。

押送犯人的途中會發放一定的口糧，并且這個口糧是按照人頭來算的，女囚犯的胃口往往沒有男囚犯那麼大，這就讓這些官差看到了“收入”。

實際上，官差可不會那麼好心，絕對不會實打實地把口糧都給囚犯，他們為了斂财會故意克扣女囚犯的口糧，比如說換成品質不那麼好的已經發了黴的米，或者直接就少給，這樣他們每人能從省下來的口糧中撈一筆油水。

女囚往往要承受的是雙重的劫難，一來是要面對流放路上的艱苦條件，二來又要時刻警惕保護自己。回望這段曆史，女囚流放路上的黑暗交易，實則是專制權力與性别壓迫交織的極端呈現。那些争搶押解任務的官差，不過是寄生在腐朽制度上的縮影。

參考資訊：

鄭州大學：唐代婦女流刑制度研究

《唐律疏議》：名例律

法制博覽：唐代流放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