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繼1915年11月25日國民代表大會的國體投票之後，12月11日，北洋政府參政院以“國民總代表”的名義向袁世凱發出了第一次推戴，“一緻推戴今大總統為帝”，遭袁“勸還”。
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封長僅千餘字的聲明不承認帝位的咨文中，袁世凱對于推戴書中變更國體，實行君主立憲一節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僅聲明：
“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而自己“自問功業，既未足言”，是以希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熟籌審慮，另行推戴”。
這種欲就還推的手法顯然是效仿了曆史上篡位皇帝的三揖三讓的故伎。當然，也在為“國民代表”們進一步地宣傳新皇的“功德”制造着借口。
1、稱帝的“鬧劇”
果然，僅僅15分鐘之後，另一封長達2000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便再次呈交給了政事堂，其中列舉了袁世凱“經武”、“匡國”、“開化”（新政）、“靖亂”、“定亂”、“交鄰”等六大“功勳”，要求袁“亟頒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基，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
推戴書還強調了“時代兩更，星霜四易”，而“興廢各有其運”之道。籲請：
“我皇帝睿智神武，為億萬百姓歸心之元首，伏願仰承帝眷，俯順奧情，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
這時的袁世凱終于覺得帝制時機成熟。遂于次日(1915年12月12日)正式發表接受帝位申令，聲稱将接受“民意”，變更國體，并特别強調，将對反對帝制勢力予以懲治。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身着大元帥服，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正式登上了中華帝國皇帝的寶座。
随後，袁世凱一面下令設立帝制大典籌備處，雕玉座，織龍袍，鑄開國銀币，重開紫禁城；一面加強軍警執法處職權，禁止反對派活動，搜捕反對帝制人物。并正式诏告天下，從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起，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年号洪憲，新皇将于是年元旦正式舉行加冕登基大典。
在随後進行的功臣冊封中，大量參與帝制運動的得力分子以及北洋實力派人物得到了封爵，其中包括龍濟光以下一等公、二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二等子；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共計九級五等128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等四人以“德行勳猷，久負重望”被封為“嵩山四友”，作為國是咨詢顧問，而“不複勞以朝請”。
前直隸總督，民國二年宋教仁被刺案的直接兇手趙秉鈞被追封為“一等忠襄公”；中華民國副總統黎元洪被冊封為“武義親王”。
和國體變更相應的是總統府官署和直屬各級機建構制、職能的變化。
國體變更後，太和殿改為承運殿；中和殿改為體元殿；保和殿改為建極殿；原總統府改為新華宮；原總統府公文收發處改為“奏事處”；公府指揮處改為“大内總指揮處”；政事堂國務卿由“承大總統之命監督政事堂事務”改為“監督行政，向大總統負責”；原來的由大總統釋出指令，國務卿副署改為“大總統釋出指令由政事堂奉行钤印，國務卿副署”，并規定此後，“凡用大總統指令，钤用大總統印者，均改為政事堂奉策令或申令”。
2、靡費鋪張的“登基典禮”
帝制在國内所造成的災難是極其嚴重的。僅帝制籌備的财政耗費一項便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負擔。
1915年12月27日的《申報》首次披露了這次帝制活動的登基典禮的花費預算情況：
大禮費用之預算草案，其總數已定為五百九十餘萬元。
茲将各類預算采志于下：
祭典費二十六萬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元；工程費一百五十萬七百八十一萬元；排程費一百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三萬元；飨宴費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元；接待費五十一萬五千二十三萬元；犒賞費十九萬七千三十四元；大禮關系費一百六十萬一千一百二十二進制。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裡所列出的僅僅是帝制大禮費的估算。
後來的事實表明，相對于帝制活動的全部實際耗費來說，這隻不過是一個零頭數。
1916年9月6日《申報》載有的一封電文稱：财政部調查帝制耗款，實數達六萬萬元有奇。
帝制經費主要來自于外國借款、中國和交通兩銀行的基本金及愛國儲備金、國内公債、鐵路收入、變賣官産等等。無論如何，這筆龐大的财政開支最終都隻能來自于人民的血汗，“處處設卡，節節抽稅，密如蛛網”。
其中，交儲備銀行因撥款充帝制經費和軍事預備費，而緻“不敷周轉，紙币折扣”，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使中國人民在甲午賠款、庚子賠款之外，經曆了又一次新的财政浩劫。而這些民脂民膏卻最終都落入了大大小小的帝制人物的私囊之中。
袁世凱的親信，被稱為帝制“十三太保”之一的袁乃寬，因掌管中、北、南三海修繕工程，“任意浮支工銀物價，竟立緻五十餘萬元”。“即豐澤園中一水亭，可中飽二十五六萬金”，而該亭“最多不過一二百金工資即可煥然一新也。”
同時，袁乃寬借三海修繕之機，還将文物國寶肆意偷出宮外。據說，其中趁修繕工程時攜出的一個“青綠天雞壺”，以金銀片鑲成，形制絕古，價值連城，經袁盜出後，以“三千金”售給了一家珠寶商，而此國寶輾轉流失國外，英商某公司“但贖買此項物品，竟達三百萬金之巨焉…”
在1915年的帝制活動中，袁乃寬并不是一個特别重要的人物，其所經手的也非主要工程和開支，但他竟能在如此短的時期裡，靠着這樣的幾個小工程就“驟成巨富”，我們從此完全可以想象出其他在這場活動中扮演着更重要角色，或者是起着更為關鍵作用的人物從洪憲帝制中得到的好處。
他們便成了此次帝制活動中的第一批受益者。當然，這些人中，也包括了一些擁有着相當實力，而袁世凱不得不以重金加以收買和攏絡，以謀求其對帝制予以支援的人物。
3、強烈的反對聲音
帝制遭到的來自中外的一緻反對是出乎袁世凱意料之外的。
1915年12月底，帝制申令一下，即在全國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勞工、農民、民族工商業者、海外留學生積極行動起來，紛紛撰寫文章、發表通電，強烈抗議袁世凱複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的行為。
帝制消息一傳出，上海工商界的一些人士便明确宣示：
“中華民國大總統，不能變為大皇帝，否則對内對外，信用俱失。”
在同時期淞滬護軍使楊善德緻統率辦事處的一封電文中報告說，洪憲改元後，上海新華各報，除《亞細亞報》外，均書民國五年，而拒絕使用洪憲年号字樣。而且，1915年因反對帝制甚力而被查禁的上海《時事新報》，在帝制公開後重新恢複，“于禁遞、禁銷之後，仍在暗中流播内地”，而“上海各處的郵局卻均為該報大開郵遞之便，以至複刊不久，南京、武漢各地以及火車、交通各路，均有售賣此報者”。
與上海同時響應的是，四川、廣東、湖南、湖北、福建等省商民紛紛發表宣言，痛斥袁世凱帝制自為，謀叛民國，并号召全國各界：“認明形勢，群起迫袁退位，還我共和。”
為了鎮壓來自全國的對于帝制的鋪天蓋地的反抗，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正式登基同一日，即發表了“重視國家警權通令”的通電，要求各地警察，“提高警權，加強法紀，力保公安”，并責成其對于一切反抗帝制行為，“依法懲辦，毋稍寬假”。
在全國範圍内的反對袁世凱帝制的大潮中，廣大華僑和海外留學生踴躍走向了前列。
1916年2月，墨西哥華僑号召全體旅外華僑一緻行動起來，“不怕犧牲，反對帝制，維護共和制度”。
留日學生代表李大钊在其所作的《民彜與政治》一文中，大聲疾呼：
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今猶有敢播專制之餘燼，起君主之篝火者，不問其為籌安之徒與複辟之輩，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珠其人，火其書，珍滅其醜類，推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優容，永絕其萌，勿使滋蔓，而後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圖，中華維新之命運，始有成功之望。
帝制也使越來越多的人原先對于袁世抱有幻想開始破滅，并逐漸加入了與袁決裂、反袁反帝制的行列。
4、梁啟超的反對
直至帝制公開之前，梁啟超都是北洋政府中聯袁擁袁的代表性人物。1913年4月，梁與著名的舊立憲黨人物湯化龍等立憲派勢力組織進步黨，大肆鼓吹建立中央集權的“共和政體”，為袁世凱的專制獨裁大造輿論，實作了資産階級改良派和北洋軍事集團勢力以及舊官僚派的三大政治派系勢力新的聯合。
“二次革命”時期，袁世凱外靠帝國主義支援，内靠進步黨人助威，取得了對付孫中山革命黨人的兩項重要武器。與此同時，為了達到“帶着袁世凱走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的良好政治願望，梁啟超的進步黨人不但于1913年9月妥協遷就了袁世凱“先舉總統，後定憲法”這一嚴重踐踏國家法律的行徑；而且梁本人還親自出任了随後成立的熊希齡“第一流人才内閣”的司法總長，再一次聯手與袁合作共謀國事。
帝制的嚴峻現實終于使梁啟超看清了袁世凱的真正面目，并與袁分道揚镳。
1915年8月，梁冒着生命危險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該文發出後，京津各報，争相轉載，震動中外。
蔡锷稱該文：
“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
11月間，随着帝制運動在京已進入公開籌備階段，梁便與弟子蔡锷“共商大計”，确立了武裝讨袁的方針。
在梁啟超的幫助下，當時已被袁監禁的蔡锷成功地逃離了北京，取道日本，潛返雲南，揭開了反袁護國的大旗。梁自己也于護國運動爆發後，冒着生命危險，親赴兩廣，策劃反袁獨立。他寫信号召在雲、貴任職的進步黨人，動員他們“義無反顧”地行動起來，反袁複辟，并親自奔走于各地，部署進步黨人與革命黨人聯合讨袁，并終于促成了護國運動的燎原之勢。
在1916年5月發表的《袁政府僞造民意密電書後》一文中，梁啟超對于袁世凱的帝制行為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全文以精湛的文字，非凡的氣魄，抨擊了袁世凱的帝制野心，并描繪了一幅洪憲旗幟下的“複辟群醜圖”：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讨論者，皆袁自讨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自推自戴…質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産，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挾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偏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牽線，而其左右數嬖人蠕蠕而動。此數十嬖人，複牽第二線，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糯糯而動。被長官複牽第三線，而千七百餘不識廉恥之輩，冒充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其醜态穢聲播于社會者，何營乎百萬事！”
在稍後發表的《袁世凱之剖析》一文中，梁啟超進一步斷言，袁世凱“隻能謂中世紀黑暗時代之怪魔人物，而決非十九、二十世紀中有價值人物”；“中國禍亂種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統治一日，則禍亂之程度加深一日”。
梁稱袁是當時中國所能找到的最壞的一個統治者。“蓋國中任舉一極惡之人，其惡卻不能有加于袁氏，故無論若何不适于統治中國，而其不适之程度，也絕不能有加于袁氏也。”
梁啟超在國内的政治上素有“輿論驕子”之稱。長期以來，其本人及所上司下的進步黨與袁世凱和北祥系關系密切。是以，他的這些文章在洪憲帝制後所産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5、徐世昌與黎元洪的态度
徐世昌是自晚清以來，對袁世凱最有影響的一位人物，徐、袁結義對清末民初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及外交影響之巨，作用之大，無與倫比。袁氏當政後，多虧得徐之贊襄帷幄。袁對徐不止敬重、佩服，甚至達到言聽計從的地步。徐對帝制勸阻不能，見袁完全動心，決定辭職引退，自放江湖。
臨行前，他曾緻書袁世凱謂：
“稱帝一事，暫不論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觀察時局，确難料定會成功，而若半途而廢，将何以回旋？”
他同時向袁世凱發出警告：
“人各有志，志為仙佛之人多測國弱：志為聖賢之人多測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黎元洪是北洋政府初期另一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二次革命”時期，黎曾以中華民國副總統的資格，屢次通電，擁護袁世凱，并積極在湖北一帶搜捕革命黨人，配合北洋方面的軍事行動。“二次革命”結束後，黎應袁之邀入京，其後不久，黎即加入了梁啟超的進步黨，成為袁世凱政治集權的重要支援力量，并且親自出任“新約法”時期參政院院長，自覺地充當了袁政治獨裁的幫兇角色。是以。
帝制發生後，袁世凱立即給了黎元洪相當的優待。
但帝制公開後，黎元洪卻堅決地表示了與袁決裂的态度。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公布帝制後的第一道指令：
以“艱苦卓絕，力保大局，百折不回，厥功甚偉”之評語，特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以示尊崇。不料，冊封消息傳出後，黎卻當即表示：“我志已定，（武義親王）決不接受，即犧牲個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是黎元洪“武義親王”的冊封日。袁世凱令在京文武簡任以上官員，一律赴東廠胡同黎邸緻賀。
從當日晨7點開始，文武百官即湧至東廠胡同，東至福隆寺，西抵皇城根，南過東安市場，北抵安定門大街，擁擠不堪，路為之塞。新朝國務卿陸征祥向黎宣讀了“洪憲大皇帝”袁世凱的冊封，并代表文武官員緻賀。
黎當即答以：
“大總統雖明令發表，但敝人不敢接受。蓋大總統以敝人有辛亥武昌首義之助，故優予褒封。然辛亥起義，乃全國人民公意，及無數革命志士流血奮鬥，與大總統主持而成。我個人不過濫竿其間，因人成事，決無功績可言，斷不敢冒領崇封，故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各位緻賀，愧不敢當。”
言畢，即返身入内，衆人隻好默然無語散去。
此後，袁世凱又下令派永增軍衣莊成衣匠赴黎邸為其量制“親王服”，再度遭到黎拒絕，并謂“我非親王，何需制服”。後政事堂以公文送達黎邸，封面書“武義親王親拆”，被收者誤剪，及呈閱時，黎極震怒，謂：“我非武義親王，豈能收交武義親王開拆之公文？”饬令退還，以至“收文者大窘，多方設法換封，方得退還”。
黎、袁本為兒女姻親。向例年節，雙方均有饋贈。在1915年終，袁送黎禮，用紅帖書有“賞武義親王”字樣，叫差官四人披紅帶騎馬，送至東廠胡同“武義親王府”。黎大怒拒收，直至兩天後，袁便改用“姻愚弟袁世凱”字樣，黎始接收了這位親家的賀年禮物。
對于黎元洪倔強的抵制帝制的态度，袁世凱竟無可奈何。其派駐黎元洪邸中的侍衛們“無不深恨黃陂（即黎元洪，黎為湖北黃陂人)，終日大聲痛置，故使黃陂聞之”。
黎元洪拒受封“武義親王”的一幕活劇生動地反映了袁世凱在北洋政府上層内部，因洪憲帝制所遭緻的抵觸。
6、北洋内部反對稱帝的人
從後來的事實來看，即使在北洋系内部的核心人物中，也存在着普遍的反對帝制的傾向，這裡讓我們來看一看被稱為北洋龍、虎、豹三傑（一稱為北洋龍、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對于帝制的态度。
帝制醞釀之初，王士珍就因“不汲汲于帝制”，而遭到了袁克定的忌憤，“克定憤，欲飲酒鸩之。事為他人所洩，士珍于是乞假，以觇動靜。袁令居西山之麓，并饬密探偵之，士珍大困”。
另一位于同時期退隐西山的人物是段祺瑞。在12月21日的大封爵中，我們發現，自龍濟光、張勳以下計有128人受封，内中幾乎包括了北洋系中馮國璋、曹锟、吳佩孚等所有的骨幹人物，也包括了許多名不見于經傳的小人物，“允宜特沛施恩，論功行賞”。
唯獨并沒有提及這位在當時最有影響的北洋陸軍總長段祺瑞。事實上，自1915年5月帝制顯露端倪後，段即稱病退居北京西山，不問政事，不久便被正式免職。
繼此之後，為表示對帝制的不滿，張一麐、嚴修等人亦“相率引疾辭職”；徐世昌在辭職未準以前，遷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總長湯化龍、總檢察長羅文幹、參政熊希齡等紛紛辭職，或請假出京。一時“政界中人辭職或請假，俄然成為新皇帝登基前相當普遍風氣”。
馮國璋是洪憲時期最具影響的北洋地方實力派代表。其離合向背也是直接關系着袁世凱帝制成敗的一個重要力量，故當時人稱其“左袒則左勝，右袒則右勝”。
但帝制一公開，馮即表示了對袁的不滿：
“跟老頭子這麼多年，犧牲了自己的主張，扶保他做了元首，對我們仍不說一句真心話，鬧到結果，仍是帝制自為，傳子不傳賢。像這樣的曹丕（指袁克定）将來如何同候得了，徒然叫我們兩面不夠人”。
護國戰争爆發後，為了鎮壓西南反袁勢力，袁急調馮入京，委以參謀長兼征滇軍總司令。馮便裝病，拒絕北上，并在戰争爆發之後，很快地倒向了西南方面，反戈一擊。
我們不應簡單地從人數對比上來看待在洪憲時期北洋系内部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應該看到，王、馮、段等人都是北洋系中最具實力和最有影響的中堅力量，他們在北洋系中代表一股相當強大的勢力。在北洋系内部，他們和段芝貴、陳宦等人的地位不一樣，其對于帝制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樣。由于地位的關系，他們本都并不用通過帝制來“攀龍附鳳”。
恰恰相反，帝制的複活不但斷絕了他們作為總統繼任者的最後希望，而且，他們還要反過來向他們最瞧不起的袁克定下跪稱臣，這顯然是他們無法接受的。
當護國戰争爆發後，他們對于帝制的冷淡和消極态度不可避免地對于前線的戰事發生着巨大影響。
從戰争一開始，包括曹锟、吳佩孚等在内的相當一批直系将領們都不得不對萬一袁氏失敗後自己的歸依憂心忡忡了。南北尚未接觸，前線悍将吳佩孚即告訴曹锟，應該暗中聯絡各省，将來項城失敗，可免贊成帝制之嫌疑，如果護國軍失敗，則與項城交誼還在，此為一舉兩全之策。
果然，南北兩軍甫經接觸，北軍主力曹锟便依計采取了明暗兩面政策，一面繼續向袁世凱報告前線情況，敷衍袁世凱；一面與各省區聯絡，暗通聲息。
但是，對于北洋系内部的這些反帝制傾向，袁世凱并沒有給予應有的警惕。當時，權力的欲望和貪婪在中外複辟的鼓噪和推動之下，一發而不可收，結果卻是一葉障目，白晝取金于市，隻見其金而不見其人了。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曆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