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唐·孫思邈《千金方·食治》
唐代醫家孫思邈生于西魏大統七年（541年），自謂“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産”。其幼年嗜學如渴，知識廣博，但後來身患疾病，經常需要請醫生，于是，他便立志從醫，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後來行醫七十餘年，被人們尊稱為“藥王”。
每年農曆的二月初二，陝西藥王山都會有熱鬧的盛大廟會， 遊人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以祈求平安、健康。作為百歲醫家， 孫思邈有着一套完善的自我養生保健的方法。
孫思邈十分重視食療，強調：“安身 之本，必資于食。”當醫生“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 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因為藥雖治病，但“藥性 剛烈，猶若禦兵，兵之猛暴，豈容妄發？”故非到萬不得 已，不應輕易用藥。而飲食性平和順，不偏不頗，“能排邪 而安髒腑，悅神爽志以資血氣”。如若醫生“能用食平疴、 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長年餌老之奇法，極養生之求 也”。可見，孫思邈不僅以飲食先于藥物且視之為養生長壽 手段，闡明了良醫“治病救人，重防于治”的道理。
孫思邈重視食療，又着意推出“食宜”這一命題，疾 呼曰：“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所謂食宜，即飲食适度。 他贊同“穣歲多病，饑年少疾”之說，而且以關中地區民 衆節儉，飲食簡潔，故少病長壽；而江南人生活富足，山珍 海味，無所不備，反多疾病早夭為例證明這一觀點。他反對 多食、力主食不過飽，飲不過多；如貪一時口腹之快，必招 無窮禍患。是以，正常人應少食多餐：“食欲數而少，不欲 頓而多，多則難消也。”應力求達到“常欲令如飽中饑，饑 中飽”的境地為佳妙。 食宜原則，還展現在飲食宜清淡而不厚膩，感甜酸苦辣 适度，寒熱冷暖适中。
農耕時代以前，食物主要通過采捕獲得，漁獵需要體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可算是對艱難時世的追憶。
藥物的出現，基于人類有意識的覓藥行為，這一過程确實與覓食有關。可以設想這樣的場景，“神農”品嘗了大黃的根莖，腹痛腹瀉，于是将這種“葉大根黃”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單，成為傳說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飲食積聚而備受煎熬，“神農”忽然想起這株能夠“蕩滌腸胃，推陳緻新”的植物，找來給病者服下，各種不舒服霍然而愈。人類治療史上第一種藥物就此産生，“聚毒藥以共醫事”，大緻就是這個意思。
按照《周禮》設想的政治制度，天官冢宰之下有膳夫，總管王宮的飲食烹饪，在與膳夫平級的醫師系列中有“食醫”，專門“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同劑）”。食醫的職責，無關乎食品的色香味，而是根據當時的醫學邏輯來搭配飲食，其工作性質類似于後世的營養配膳師。《漢書·藝文志》經方十一家中著錄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其書雖然不傳，但參考《金匮要略》之“果實菜谷禁忌并治”，推測其内容乃是食物禁忌雜療之類，可能就是“食醫”們的創作。
魏晉南北朝食物類著作甚多，大半不傳，從書名和少數佚文來看，大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偏于膳夫庖官，以記載原料貯存、加工釀造、烹饪操作為主，乃至如祭祀等重大活動中的儀式化程式也在其中；另一類偏于食醫，主要有食禁、食養、食治等三個方面，而仍然以食物禁忌為主。如《隋書·經籍志》著錄之《老子禁食經》《黃帝雜飲食忌》，以及他書所引的《扁鵲食禁》《華佗食論（禁）》等，從書名看顯然屬于此類；此外，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食戒篇》也專門讨論食忌。至于以食養、食治為宗旨的專著，或當以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之“食治”為始作俑者——此篇單行本通常稱為《千金食治》。
食物治病并非唐代才有，《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據鄭玄注：“五谷，麻、黍、稷、麥、豆也。”相關“醫學”解釋，則見于楊上善《黃帝内經太素》：“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饑則謂之食，以其療病則謂之藥。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藥也；用充饑虛，即為食也。故但是入口資身之物，例皆若是。”
藥物與食物之間，難于截然劃斷，典型的例子有二。《金匮要略》有當歸生姜羊肉湯，治寒疝，腹中痛、裡急：“當歸三兩、生姜五兩、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如果嫌此例中用到了藥物當歸，不夠純粹，還可以看華佗的故事。《三國志·華佗傳》雲：“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齑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對此，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序錄》中說：“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是以，米谷果菜、蟲獸禽鳥，諸多可食之品，也堂而皇之地載入《本草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