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為什麼恢複和改善居民收入是當務之急

10月6日，複旦大學文科一級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在第一财經“國慶大咖談”欄目發文表示，服務業和建築業提供了大陸家庭就業和收入增長的絕大部分來源，其受疫情沖擊嚴重，恢複緩慢，直接影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目前制造業産能擴張，而價格下降，導緻内卷現象加劇，宏觀上出現通縮壓力。是以，穩增長政策應從側重制造業轉向支援服務業和建築業，促進這些行業的恢複，以保持和擴大就業、改善居民收入狀況。近期出台的支援股市和樓市的政策以及關于就業優先的指導意見，都是切實提振信心、改善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舉措。我們轉載原文，以飨讀者。在最近對疫後經濟恢複的定量研究中，我們發現，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的營收經曆了較快恢複，恢複态勢好于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但非制造部門特别是整個服務業和建築業的收入狀況不容樂觀。這個發現其實并不奇怪，因為服務業和建築業遭受疫情負面沖擊的程度要遠大于制造業，去年以來的恢複也更慢。建築業的狀況深受房地産行業收縮的影響，受到較大沖擊。考慮到整個服務業和建築業提供了家庭就業和收入增長的絕大部分來源，經曆嚴重的疫情沖擊之後，這些領域受損嚴重，恢複乏力，自然直接會影響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導緻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放慢，勢必影響到消費支出端的恢複增速。我們從國家統計局公開的資料中發現，居民可支配收入當中受到疫情沖擊最為嚴重的部分是居民的經營性收入和财産性收入，而這兩部分收入的來源均與服務業和建築業有關，并且至今沒有回到疫情前的趨勢值。因為這個原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準目前仍低于疫情前的趨勢值。另一方面，在服務業建築業恢複較慢的情況下，制造業在過去四年的産能卻恢複較快，生産繼續擴張。這是因為我們穩增長政策還主要以制造業增長為重點，結果導緻，一方面上遊的國有大企業尤其是裝備制造領域的大企業，受國家政策的支援，依然保持産能擴張；另一方面，為了求得生存，絕大多數下遊的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即使不掙錢也仍然繼續開工生産。這導緻制造業部門更為嚴重地内卷：生産在擴張，價格在持續下降，而且多數情況下企業不掙錢已是事實。宏觀通縮壓力也由此産生。正因為保增長政策的重點在制造業而不在服務業，結果我們看到這幾年雖然需求持續疲軟，掙錢難，但制造業的生産仍在繼續擴大，名義GDP還有5%左右的增長。這造成了宏觀與微觀上的“溫差”。實際上，這些年PPI在多數時間處于負值區間，出現物價總水準的下降，但供給還在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制造業的出口增長好一些，通縮壓力就緩解一些。若沒有這幾年相對強勁的出口增長，通縮壓力應該會更大。但給定地緣政治的發展格局，未來出口面臨的确定性程度并不高。在這種假設下，穩增長政策的重點自然是要穩内需，但穩内需的重點是穩就業和家庭收入，而不是穩生産。為此，穩增長的政策傾向必須從制造業為主轉移到以服務業和建築業為主。由于服務業和建築業受損嚴重并且恢複滞後，如能出台一攬子金融與财政刺激政策幫助服務業和建築業更快恢複，就能保持和擴大就業增長，顯著恢複和改善居民收入狀況，讓其回到甚至超過疫情前的趨勢值，那麼，今明兩年GDP維持5%左右的增速是有可能的，而無須出台類似2009~2011年那樣的以擴大政府基建投資為主的刺激政策。強調要更好地恢複和發展我們的服務業和建築業，是因為我們的就業以民間就業和建築業為主。服務業和建築業發展得不好，居民收入的增長就成問題。而疫情三年主要沖擊了服務業和建築業，導緻經濟的供需循環不暢。即使沒有疫情這個重大沖擊事件，如果制造業發展一枝獨秀的結構性問題得不到很好矯正，也最終會因為經濟發展進入到新的更高階段而帶來宏觀上的緊縮壓力，這個問題也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理論上說，内卷或供給過多造成的通縮是内生的，并非因為需求受到外部沖擊而引起。從根本上說，這是政府在推動GDP增長中過分倚重制造業而輕視服務業的認知和行為造成的。甚至我們整個政府體制都是圍繞生産而形成的。這個做法在我們30年前需要加快推進工業化的那個階段上是發揮重要作用的，但現在這個模式難以長期維持下去，不然，宏觀上就必然會面臨再平衡的内部壓力和外部壓力。筆者注意到，多年前高層認識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2016年開始在宏觀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調整，提出要加強對供給側的改革，希望壓縮過多的低效生産能力，強調未來要防止投資過度，希望以适度的總需求水準逐漸把供需調整到新的均衡上。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央行的貨币政策和對利率的調控思路也開始強調跨周期和逆周期的結合，創新更多結構性工具，盡量避免急刹車和急轉彎。但是，這樣的政策要産生預期效果還需要内外部環境相對有利才行。後來不僅外部形勢發生了迅速變化，而且疫情暴發又造成了新的挑戰。在這種複雜局面下，高層重新提出了要把擴内需與供給側改革結合起來的宏觀政策總架構，并再次強調要加強逆周期調節。但要防止穩增長的政策簡單回到老路上去，就需要尋找到好的突破口。即便要推出貨币與财政的刺激政策包，也隻有将靶向調整到服務業和建築業的恢複發展方面，真金白銀支援民間就業和居民收入提升，才是落實擴内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的突破口。簡言之，經濟要穩中求進，刺激政策要能産生預期效果，還是要從那些有助于擴大民間就業和恢複居民收入增長與信心的領域入手，而這也正是經濟遭受疫情沖擊的要害。從這個意義上說，9月24日央行與證監會聯手出台支援股市恢複和繁榮的金融政策，要比出台支援基建投資的政策更好。支援資本市場繁榮的政策對于改善市場信心和居民的财富效應有重大利好。同樣的道理，26日的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全力支援樓市“止跌回穩”也相當重要，一方面幫助恢複和提振樓市信心，另一方面也幫助更好恢複建築業的經營狀況，帶動更多居住服務業需求的增長，對于改善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需求也具有重要意義。其實早在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出台了就業優先和促進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加快走向就業友好型的發展方式。在此之前還出台了關于促進居民消費的指導意見。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導思想。在考慮實施新一輪穩增長的刺激政策時，要以這些意見為依托，用真金白銀幫助到經濟的最底層就業人群，切實促進服務業和建築業更快更好恢複到疫情前的狀況，進而恢複其收入預期和信心。

張軍教授，1963年生，經濟學家。現任複旦大學文科一級教授、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第一财經

編輯：陳元

責編：楊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