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新譯本）》
L.S.斯塔夫裡阿諾斯著，王皖強譯，劉北成審校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6月
ISBN：9787301344897/9787301346228
壹
編輯推薦
貳
内容簡介
本書采用全新的史學觀點和方法，将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體，從全球視角考察世界各地區人類文明的産生和發展，重點關注對人類曆史程序有重大影響的各種曆史運動、曆史事件及其互相關聯和互相影響，努力反映局部與整體的對抗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作用。
本書首開由曆史學家運用全球視角囊括全球文明而編寫的世界曆史的先河，問世後受到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等的高度評價，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于世，影響甚廣。
叁
作者簡介
L.S.斯塔夫裡阿諾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美國加州大學曆史系榮休教授，享譽世界的曆史學家，曾獲古根海姆獎、福特傑出教師獎等一系列學術榮譽獎。
斯塔夫裡阿諾斯一生學術成果斐然，出版了《全球分裂》《全球史綱》等18部頗具影響的著作，其中本書可謂斯塔夫裡阿諾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踐行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王皖強，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現代英國大衆文化》等。代表譯著有湯因比的《曆史研究》（與郭小淩、劉北成合譯）和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與劉北成合譯）。
劉北成，清華大學曆史系榮休教授，長期從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在評介當代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想、譯介國外史學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代表譯著有《論曆史》（布羅代爾）《瘋癫與文明》（福柯）《規訓與懲罰》（福柯）《合法化危機》（哈貝馬斯）《曆史研究》（湯因比）《啟蒙時代》（彼得·蓋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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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出版前言
《全球通史》第7版推薦序 劉德斌
斯塔夫裡阿諾斯的樂觀與躊躇 高毅
緻讀者：為什麼需要一部21世紀的全球通史？
緻謝
上冊
第一編 史前時代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
第二章 食物生産者
曆史的啟示 人性的本質
第二編 亞歐大陸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
第三章 最初的亞歐大陸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第四章 開啟亞歐大陸整體化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第五章 希臘一羅馬文明
第六章 印度文明
第七章 中國文明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終結
曆史的啟示 文明：災殃還是福祉？
第三編 亞歐大陸的中世紀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九章 實作亞歐大陸整體化的中世紀文明
第十章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
第十一章 突厥化蒙古人的入侵
第十二章 傳統的拜占庭文明
第十三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第十四章 突破性的西方文明
曆史的啟示 發展中社會與“領先者陷阱”
第四編 亞歐大陸之外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五章 非洲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洲
第十七章 歐洲擴張前夕的世界
曆史的啟示 曆史上的人種
第五編 諸孤立地區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八章 西方擴張之際的穆斯林世界
第十九章 西方擴張之際的儒家文化圈
第二十章 西方聞名的成長：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成長：經濟增長與國家建構
曆史的啟示 曆史與風尚
下冊
第六編 西方興起的世界（公元1500一1763年）
第二十二章 西歐的擴張：伊比利亞國家（公元1500—1600年）
第二十三章 西歐的擴張：荷蘭、法國、英國（公元1600—1763年）
第二十四章 俄國在亞洲的擴張
第二十五章 全球整體化的開端
曆史的啟示 地區自主性與全球整體化
第七編 西方主宰的世界（公元1763—1914年）
第二十六章 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第二十七章 歐洲的政治革命
第二十八章 俄國
第二十九章 中東
第三十章 印度
第三十一章 中國與日本
第三十二章 非洲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國自治領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亞
第三十五章 全球整體化的鞏固
曆史的啟示 馬克思的預言與現實的反差
第八編 西方衰退與繁榮的世界（公元1914年至今）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全球影響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起義
第三十八章 歐洲的革命與和解（公元1929年前）
第三十九章 五年計劃與大蕭條
第四十章 走向戰争（公元1929—1939年）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全球影響
第四十二章 帝國的終結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戰及其後果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業革命及其全球影響
曆史的啟示
索引
伍
前 言
緻讀者：為什麼要寫一部 21 世紀的全球史？
每一個時代都要重新書寫曆史。這不是因為之前的曆史撰述有多少錯誤，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臨新的挑戰，提出新的問題，尋找新的答案。這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當今世界正在以指數級速度發生變化，迫切需要有新的曆史來提出新問題、提供新答案。
例如，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是西方中心的曆史，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西方主宰的世界。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乃是西方掌握了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兩次世界大戰和随後的殖民地革命很快終結了這種霸權，歐洲人的大帝國從世界地圖上的消失便是證明。跟以前相比，地圖上的國名和顔色有了天壤之别，反映了迄20世紀中葉出現的新世界。
雖然無奈，我們慢慢認識到，西方中心的傳統曆史觀不僅與這個世界脫節，而且有誤導性。為了了解變化了的環境，需要有一種嶄新的全球視角。曆經精神求索和唇槍舌劍，終于完成了曆史觀的革舊鼎新。20世紀60年代，美國“世界曆史學會”的成立、《世界曆史雜志》的創辦以及本書第一版的問世，表明這種曆史觀的轉變成為了現實。
這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第一版問世才幾十年，為什麼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理由與第一版出版時毫無二緻，也就是說，新的世界需要相應的曆史新視角。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需要一部新的全球史。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新世界同樣需要用新的曆史視角來審視。20世紀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産物。20世紀90年代的新世界，誠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說，是“科技魔力影響”的産物。科技的影響無遠弗屆，給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重大的問題”。例如，20世紀晚期的學生們想必都有過鑽到課桌下的演習經曆，他們大概頗為困惑，并不結實的木頭桌子如何能抵擋得了原子彈的襲擊。
那一代學生不僅要面對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危險，還要面對孕育這種生命的地球母親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重危險。海洋學家雅克·庫斯托警告說：“人類在20世紀對地球造成的破壞，也許要超過人類曆史上所有時期的總和。”同樣，1989年，環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研究所”斷言：“到下一個十年結束時，大局将塵埃落定。進入21世紀之後，國際社會如果不能攜手扭轉危機，全球将陷入環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
在物種滅絕和地球毀滅的悲慘前景刺激下，坊間相繼出現了《美國世紀的終結》《世界末日》《未來的盡頭》《曆史的終結》之類的書籍。倘若我們把人類視為地球物種長鍊中的一環，這些悲觀的書名聽上去似乎不無道理。如今地球上大約有4000萬種動植物。除此之外，地球上還曾經存在過大約50億～ 400億個物種。換言之，每一千個物種裡面隻有一個存活了下來，其餘99.9%的物種都滅絕了。這似乎為當下流行的“末日”書系提供了統計學上的證據。
然而，這些統計資料容易産生誤解，因為人類與滅絕的物種之間有一個根本差異。那些物種之是以滅絕，主要是未能适應環境變化，例如冰河時代的環境變化。反之，人類憑借聰明才智，懂得取火用火、織布做衣、建房造屋，用各種手段來适應環境，滿足自身的需求。人類脫穎而出，成為唯一能夠适應環境，是命運的主宰而不是奴仆的物種。
人類與天花病毒之間關系的變化，戲劇性地揭示了命運之主與命運之仆最重要的差別。天花是所有疾病中傳播最廣的一種可怕疾病，至少2000年前它就出現在遠東，公元8世紀時傳播到歐洲，哥倫布航行之後又流傳到美洲。随着歐洲人擴散到其他大陸，天花病毒造成沒有免疫力的海外人口大批死亡。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以及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的島民都是以遭受了滅頂之災。在歐洲，天花病毒反複肆虐，造成的危害不亞于鼠疫，最終奪走了歐洲大陸三分之一的人口。
人類對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現，接種和感染了牛痘的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如今，天花與人類的關系完全颠倒過來，隻有美國和俄羅斯的實驗室裡儲存有少量天花病毒樣本。1977年，在索馬裡發現最後一例天花病例，1980年，人類宣布根除天花。
科學家們一直提議銷毀存儲的天花病毒樣本，以防止其洩漏擴散，但最終的裁定一再延期，人們擔心銷毀這些樣本可能不利于将來的研究。之後，這種擔憂有所緩解，因為科學家們已經合成出無害的天花病毒基因片段，在擁有完整的天花病毒基因藍圖的情況下，即便銷毀病毒樣本，也能進行科學研究。1996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商定，1999年6月30日為銷毀剩餘的天花病毒的最後期限。至此，這種長期為禍人間的緻命病毒已被鎖定，等待昔日的受害者擇日銷毀（滅絕）。由此可見，人類是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最高主宰。
實體學家維爾納·海森堡斷言：“有史以來第一次，地球上的人類孑然獨立，再也沒有任何夥伴或天敵。”對于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最諷刺的是，人類的至高地位恰恰成為當今全球性隐憂和恐慌的根源。在淘汰了所有可能的競争對手之後，人類再也沒有任何天敵。我們面對的隻有人類自身。
與人類的内在自我而不是外部世界對抗，這是一項艱巨的新任務。它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事實證明，人類在這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能力；它還需要用倫理規範為這種知識指明方向和目标，使之臻于完善。在科學革命興起的17世紀，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知識的潛能，提醒人們提防其危險。他真誠地贊同用科學來追求“知識和技藝”，同時也告誡人們要秉持“謙遜和仁慈”，這種追求不應是“為了自得其樂、逞強好勝、出人頭地，以及謀求利益、名望、權力和其他低級趣味；而是為了造福人類生活”。
培根告誡要遠離“低級趣味”，我們卻置若罔聞，從日常的電視節目以及福特漢姆大學釋出的《社會健康指數》年度報告，不難看出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該報告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關于青少年自殺、失業、吸毒、高中辍學率以及保障性住房支付能力的統計資料，監測美國社會的幸福指數。這一指數從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年度報告的主持人稱，情況“糟透了”。
社會健康狀況的嚴重惡化并不僅限于美國。海洋學家雅克·庫斯托在巴黎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他漫步在巴黎街頭，随身帶一個計數器，“每當遇到五花八門的廣告向我推銷我根本用不着的東西，我就按一下計數器。一天下來，我總共按了183次”。
庫斯托的經曆絕非個案。這已是一種常态，無論巴黎、雅典、洛杉矶，還是墨西哥城，莫不如此。作為善于思考的科學家，庫斯托開始探究自己的個人經曆具有何種社會意義。他通過研究得出結論：“要遏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主義，關鍵不在個人，而在于全社會。我不贊成搞什麼生态國家主義。絕不。但是，你開車時遇上紅燈就會停下來，你不會認為紅燈限制了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護你。為什麼經濟學中不是這樣呢？……履行義務靠的是社會制度而不是個人品德。”
庫斯托在《消費社會是罪魁禍首》一文中闡述的這個觀點意義重大，因為消費社會正在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例如，在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表和縫紉機）。後來，消費者的期望更新成“八大件”，多了彩電、冰箱和機車等物品。這個單子越來越長，私人轎車是近來新增的一個“大件”，它正在成為第三世界億萬“窮人”心目中的身份象征。1990—2000年，印尼的汽車保有量從272524輛增長到大約67.5萬輛，印度從354393輛增長到110萬輛，中國則從420670輛增長到221萬輛。
環保人士擔心，新增的數以百萬計的汽車會造成全球大氣污染。然而，挪威前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指出，是西歐人率先開啟了工業革命并随之造成了空氣污染，現在他們不能把“窮國”釘在“永遠貧窮”的地位上。
面對新的形勢，個人和社會都要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既事關當下，也涉及不久的将來。我們已經來到一個必須正視根本性問題的關頭。生命的意義何在？人類又究竟是為何而存在？弗朗西斯·培根直面了這個問題，他呼籲新興的科學應當用于“造福人類生活”，而不是用來追逐“利益、名望和權力”等“低級趣味”。可以說，培根提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問題：難道“智人”最終一定會變成“經濟人”，一門心思隻想着酒足飯飽和發财緻富嗎？
任何一個社會的首要目标都必然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房、醫療和教育，為了滿足這些需求，必須優先考慮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基本需求滿足之後，是否還要不惜付出個人、社會和生态的代價，一味追求經濟生産？這個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正是由于這一疏忽，如庫斯托在巴黎所發現的那樣，盲目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在全球泛濫成災。
推诿搪塞絕非長久之計。大勢所趨之下，人類必須設法避免淪為“經濟人”，确切地說，人類應當用一個倫理羅盤來指引野蠻生長的科技。這是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青雲直上的人類迄今為止面臨的最大挑戰。人類運用自己的智慧駕馭了環境，獲得了在地球這顆行星上的至尊地位。但是，人類在登頂的同時，又急速堕入目前全球性的社會退化和環境惡化，人類由此面臨新的挑戰，即如何從聰明的靈長類進化成明智的人類，從聰明轉變為明智。
從本書的講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人類過去一再成功地應對了挑戰，如今依然在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戰。21世紀的前夜，世界各地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和革新。它們的範圍和意義從近年來全球性變革浪潮中可見一斑。例如，在中國，堅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呼籲同胞不要害怕喪失“意識形态的純潔”；即使在那些主要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主義也呈現出不同的形态，既有強調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的美國式資本主義，也有重視福利國家和勞工參與決策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式資本主義，還有迅速發展的亞洲資本主義，後者混合了程度不一的國家經濟計劃、有着盤根錯節關系的大型企業集團、終身雇傭的大公司以及政府對出口導向型産業的扶持。
這番沸騰景象表明，21世紀既危機重重，也潛力無限。曆史學家并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不可能未蔔先知。但是，曆史學家能夠做出一個合理的預測，21世紀既不會是烏托邦、也不會是反烏托邦的世紀，而是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世紀。至于哪些可能性将成為現實，則取決于讀者諸君在未來幾十年裡能否做出正确的命運抉擇并且起而行之。
有鑒于此，目前不應沉溺于自欺欺人的烏托邦幻想中難以自拔，也不要因為杞人憂天的悲觀預感而止步不前，而是應當冷靜地重新評估現行的慣例和制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這正是當下正在全球範圍内發生的事情。本書推出新版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促進這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投身于弗朗西斯·培根所提倡的“造福人類”，遠離他所鄙視的“低級趣味。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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