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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的戰争
上世紀30年代，一名日本的記者詢問一個女中學生和她的同伴，為什麼冬天不穿棉衣時，她堅定的回答道：“因為我們想到了那些在滿洲打仗的戰士們，是以我們可以忍受嚴寒。”
在整個戰争期間，日本政府發起了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運動，對自己的國民進行了貫穿始終的精神動員——在日本的上司人堅定的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擁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這種力量遠遠要比任何人力物力的資源更加強大。
在這種精神力量的加持下，日本人在二戰期間展現出來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團結性和凝聚力：大部分海軍官兵明知道必死無疑，仍然争先恐後地要求駕駛“回天魚雷”；那些“神風特攻隊”的年輕飛行員們更是不惜駕駛飛機和敵軍艦船同歸于盡。
在數十年如一日的教育、軍事和宗教傳統熏陶下，一個充滿激情的日本人可以為了所謂“國家和天皇”，二話不說地犧牲自己的一切。三個軸心國家中，東條英機遠遠達不到獨裁者的資格——他獨斷專行的權力，甚至還不如自己的對手——就是那位遠在重慶的蔣委員長。
但就是憑借這種民族的凝聚力和服從性，當然還有無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聯保，上至政府高官，下至田邊地頭的農民，在整個戰争期間，無論是行動還是思想方面，日本幾乎沒有出現過“異議者”。
毋庸置疑也不用試圖洗白，日本發動的戰争就是一場全民的戰争。在漫長的戰争年代裡，日本人不但要忍受着長期的饑餓煎熬，他們的婦女會和男人們一樣，打着赤膊，要在煤礦中吃力地揮舞着鎬頭；日本的少男少女們不僅要在工廠裡長時間的工作，還會被組成各種各樣的“鐵血勤皇隊”，為前線運送補給，執行戰鬥任務；疏散到鄉下的孩子和老人，也要盡自己的全部力量，挖掘松樹根，填補飛機跑道上的彈坑。就連城市裡面的舞女、和尚也被征走去從事軍事後勤服務。
美國的轟炸機雖然幾乎将日本所有城市都付之一炬，還殺死了超過百萬的日本平民，但同時仍然有數百萬，上千萬的百姓服從軍事當局的指揮，揮舞着竹槍、菜刀、鐮刀，時刻準備着和登陸的盟國軍隊決一死戰。
幸運的是，他們最終失敗了。
扭曲的教育
日本的強盛之路始于明治維新，但是上司日本國“全面西化”的那些寡頭，卻精明地找到了一條讓當時的西方世界真心接受日本的捷徑——不用真的去接受并貫徹西方的價值觀，隻要讓這個古老的國度在外在的方方面面看上去像個西方國家就夠了。
既然在西方人的眼裡，日本想要成為一個能夠赢得他們尊重的先進國家，首先要有一個憲政的政府。那麼，就給西方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憲政政府吧。
1881年，明治天皇宣布日本将在未來10年内頒布憲法，而帶領日本使團去歐洲學習憲政體制的伊藤博文，在德國遇見了“鐵血首相”俾斯麥，并對其佩服的五體投地。很自然的，伊藤博文大部分時間都在德國逗留學習，并被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格涅斯特的言論所深深折服——格涅斯特堅持憲法不應該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須牢牢地根植于國家的傳統之中。
深以為然的伊藤博文随後就将普魯士的憲法奉為圭臬，并将其作為未來日本憲法的榜樣。在這些維新重臣需要實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恢複天皇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也僅限于此了。在他們的設計的未來政體中，天皇高高在上，卻必須繼續保持他和實際權力絕緣的狀态。
1889年頒布的日本憲法正是這一目标的展現。它再次重申了關于天皇神聖血統的古代神話，把他宣揚成“神聖的、不可亵 渎的”，并且宣揚天皇的繼承是“萬世一系”。與此同時，憲法也清楚 地規定，如果沒有帝國議會的準許，天皇頒布的任何法律都是無效的。
帝國議會就是日本的國會，它由貴族院和衆議院組成，兩院的成員都來自日本的精英階層，并經由選舉産生。毫不意外的是，把控着核心權利的階層是極不願意将它們的權力交給日本的大衆的，同樣也不願意交給那些被選舉出來的代表們。
是以，通過一些手段的限制，早期日本的選民人數被控制在了人口總數的6%——這個比例“恰好”和舊日本的武士階層人數相當——當然了，日本帝國政府會告訴底層群眾，這隻是一個“巧合”。
而在後期議案的執行過程中，貴族院可以對下院提出的立法案進行否決。
但就是這樣一個僅僅是表面化的“民主”，都已經讓西方國家十分滿意了，日本的憲法生效僅僅四年之後，英國就率先取消了對日本的治外法權，而其他的西方國家随即紛紛效仿。
不得不說，明治君臣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展現出了驚人的戰略眼光和智慧，他們一緻認識到，維新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将取決于日本人民接受的教育。
1872年，日本開始進行義務教育計劃，而這個計劃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日本各地建立 54000所國小。全民義務教育給日本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860年時，日本的大多數人還是文盲，而到了1900年前後，日本已經變成了亞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公民中的讀書寫字率達到了95% 。
就像日本其他外來的東西一樣，教育也逐漸帶上了這個島國特有的瘋狂和扭曲：明治天皇在1890年釋出诏書《教育敕語》，最終樹立了整個國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
在這道後來變得無比神聖的诏書裡，天皇強烈地勸勉人民，要人民擔負起義務，在即使無望取勝的沖突中也要奮力作戰：“無論發生了任何意外情況，都要勇敢地為國家貢獻出自己，以此來保護和維持我們皇權的繁榮，使之與天地同存。”
估計要擱其他國家，這種诏書頒布就頒布了，過不了多久就會被忘記得差不多了。但是在日本的各所學校裡，宣讀《教育敕語》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宗教性的儀式。
任何人如果要接觸這些寫着“神聖詞句”的卷軸，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在某些極端的案例裡，個别校長如果不小心将诏書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讀中發生了錯誤，他們會采取自殺的方式來謝罪。
不了解日本的人可能會對此大驚失色，但是考慮到當校舍着火時他們什麼都可以放棄，但是這份诏書必須要第一時間搶救出來——其實也就沒什麼大驚小怪的了。
所有學校課程的設定都是以培養強烈的愛國心為目标的，而日本的國家象征就是天皇本尊。
按照文部省制定的目标，曆史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兒童們了解帝國的基本特征，并培養他們的民族精神”。而地理課的目的則是，“向他們灌輸熱愛國家的思想”。
從那會兒開始，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國小生遵守着“遠距離的崇拜”的正常，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宮的方向鞠躬60秒。他們還被不停地教導，在集會時，如果天皇偶爾莅臨，他們必須低下頭來，注視地面，以表示對他的崇敬。
每一天，這些日本的男孩們都會被老師不厭其煩地詢問：“你們的理想是什麼？”
孩子們就會用稚氣的嗓音異口同聲大聲喊出唯一的标準答複：“為天皇效死！”
幾十年後，他們中的很多人果然在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和蘇聯人的幫助下如願以償了。
戰争之路
重工業是明治政府大力發展的首要目标，因為他們希望建造一個不被西方資本家控制的自有工業體系，同時還要建立自己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日本人發展自己的工業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們拒絕了所有的外國投資，純靠自己摸索前進。
“學習工業并克服其中的困難，是政府必須履行的一項責任。”這是明治政府的上司人常說的話，他們也是這樣做的。維新初期的日本政府唯一的收入就是土地稅，他們就是依靠有限的稅收，艱難地建立并經營着自己的工廠。
在完成了軍隊的輕型裝備自給後，新的消費品工廠開始逐漸建立，日本自己的工業體系就是這樣一步步搭建起來的。整個日本的群眾受到的教育一直就是将繁重而報酬低廉的工作等同于愛國主義，也正是這樣的教育成果支撐着日本工業穩步發展。
明治政府并沒有将所有工廠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從1880年開始，政府逐漸放棄了所有的非軍工企業的所有權。其中部分企業被用極低的價格出售給那些特别有能力的個人或者合夥人。
日本的商人和具有商業頭腦的武士們在這一過程中收獲滿滿，其中極少數的幾家成為了後來規模巨大的财閥，他們不僅成為了工業巨頭，還憑借手中的财團，掌握着日本經濟的方方面面。這些财閥和政府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他們的發展得到政府的保駕護航，而實力逐漸壯大的财閥也推動着政府不斷對外進行軍事侵略，以滿足他們遠遠超過日本所能滿足的原料和市場需求。
1875年，日本吞并了北海道北方荒涼的千島群島；1876年，吞并了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島；1879年，吞并了包括沖繩在内的琉球群島。
1894年，當中國軍隊應藩屬國北韓的請求派兵平亂時，日本抓住機會以此作為借口進行了軍事幹涉，在随後的“甲午戰争”中，日本擊敗了外強中幹的滿清政府，并趁機奪取了北韓、中國的旅順港、遼東半島、威海衛和台灣島。
但是很快，德國、法國和俄國馬上就給日本好好上了一堂帝國主義示範課：它們聯手逼迫日本吐出了除台灣島外的所有戰利品——然後轉身就自己瓜分了。
10年之後，圍繞着北韓，日本和俄國再度展開大戰，号稱“歐洲壓路機”的俄羅斯帝國居然在海陸兩個戰場都大敗虧輸，着實震驚了世界。
在美國的調停下，日俄兩國簽訂和約，俄國承認日本在北韓擁有“永久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除此之外，日本還獲得了遼東半島、庫頁島南部和南滿鐵路的控制權。
1910年，日本吞并北韓。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站在協約國這邊，利用歐洲大陸一片混亂的機會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還有在太平洋上的馬紹爾、加羅林和馬裡亞納群島（關島除外）等德國殖民地的獎賞。
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正式承認了日本新擷取的特權和領地，但是當日本提出，要将一項關于“種族平等”的修正案寫入《國際聯盟盟約》中時，卻遭到了協約國的拒絕——日本人就此被激怒了——而美國在1924年實施的移民法案，不但限制日本移民的數量，還把日本人和其他“低等國家”相提并論。
日本人積攢了幾十年的怨氣開始讓他們相信極端民族主義的說法：
美國和英國秘密結盟對抗日本，其他的西方列強也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其中。他們一直在密謀損害日本在中國獲得的商業利益，并打算奪回日本獲得的部分中國領土的控制權。
有一個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的擁護和認可：美國是一個貪婪、奸詐且惡毒的國家，美國宣揚的自由、民主和民族自決都是個幌子，實際上美國會不遺餘力地鎮壓和掠奪所有亞洲國家。
美國在日本崛起的每一個階段都密謀要抑制日本的雄心，企圖以惡毒的手段搶走日本的軍事成 果，他們在幕後搞小動作瓦解了1902年的英日同盟， 還通過軍備限制的外交手段來阻止日本海軍發展壯大。
最刺激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神經的，同時也是證明他們論點的最佳例證，就是《華盛頓海軍條約》。
“恥辱的條約”
1905—1914年，大英帝國和德意志第二帝國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而瘋狂的戰列艦造艦競賽，這個舉動不僅成為了雙方互相猜忌的焦點，而且當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後，最終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正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在“一 戰”結束幾年後，戰勝國于1921年舉行了華盛頓會議，旨在對未來的戰列艦建造進行限制。這其實也是“一戰”後西方列強的共識，各國一緻認為，列強之間不能再度出現勞民傷财的海軍軍備競賽了。
在1922年簽訂的條約中，對各簽約國海軍能夠擁有的戰列艦規模和數量加以了限制：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5:5:3公式。
表面上看，日本被允許擁有的戰列艦數量隻有英美兩國的60%，但是美國和英國還需要同時顧及大西洋海域，而日本卻隻在太平洋部署艦隊——實際上，英美兩國都已經同意不再增加太平洋地區的新軍艦數量，同時也預設了日本對于西太平洋的支配權。
在1930年以前，絕大部分的日本精英政客——包括裕仁天皇、皇室随從、文官大臣，大部分的海軍進階将領都支援這個條約，認為它可以限制西方列強先進的工業和造船業的潛力。
就連部分日本陸軍的進階将領也認為這樣可以争取時間，慢慢地增強日本的實力。在不斷充實海軍實力的同時，還可以将重點放在協約國未加限制的其他軍艦種類上，比如航母和潛艇。
而最重要的是，總體實力仍舊墊底的日本，總算可以擺脫參加軍備競賽帶來的沉重負擔了——在核武器問世之前，建造軍艦曆來都是各國财政預算中最燒錢的項目之一——日本也不會例外。
日本海軍的開支在1921年已經增長到了日本财政預算的31%左右，裁軍協定使海軍開支在 1923年降到了财政預算的 21%。實際上，在海軍條約簽署之前，日本的财政已經處于破産邊緣，而條約的簽署，真真切切地讓日本政府松了一大口氣。
但是條約卻極大的激怒了絲毫不關注經濟的強硬派，同時還重創了曆來都是日本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工業産業的造船業。
條約簽訂前，海軍一直是日本最有前途的職業之一，現在突然這條路被斬斷了。不僅如此，日本海軍最為珍視的“8—8艦隊”的計劃也被迫腰斬；全新的4萬噸級戰列艦“土佐号”隻建造到了一半，就被十幾艘拖船拖到吳港當做實彈射擊的靶船。
日本所有的造船中心，都遭受了重創，海軍訂單的驟減和私人訂單數量下降導緻許多造船廠隻能關門大吉，無數勞工被辭退，辭退的勞工數量竟然達到了雇員數的2/3！
而西方化帶來的另外一個直接後果，人口爆炸增長也讓日本社會的混亂變本加厲，到了20年代中期，日本的四大島上的人口已經超過8000萬，而且還在以每年100萬的速度遞增，日本的國民經濟已經無法承受這樣的人口壓力了。
那些有錢的大商人當然不會感覺到經濟蕭條帶來的沖擊，但千百萬位于社會底層的人民卻都在可怕的困境中掙紮求生。
勞工在一批批的失業，流 浪街頭。到1926年，失業的産業勞工已經超過了300萬人。而更多的人在3年前的關東大地震後的銀行倒閉風潮中就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畢生積蓄。左翼政黨和工會組織應運而生。
大批過去前往城市打工的農村人口紛紛傳回家鄉，結果發現農村的情況更加糟糕。在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援下，大批從中國台灣和北韓進口的廉價大米充斥着市場，國内種植的稻米毫無利潤可言。
而農用物資的價格卻在飛漲，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也讓莊稼減産嚴重。過去，那些農民的妻女一直依靠在絲廠工作補貼家用，維持着勉強糊口的生活。當1929年的世界大蕭條來臨後，日本的生絲出口銳減，絲廠紛紛倒閉。農民的家庭陷入赤貧，大批農民依靠樹皮和草根維生，成千上萬的人死于營養不良、流行感冒和肺結核。
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物資的極度匮乏引起了農民和勞工的遊行抗議。日本此時第一次走到了全民性暴動的邊緣。
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他們都同意一個觀點，日本必須立即進行徹底而巨大的改革。
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就此正式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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