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好數字時代新考題
數字化正在改變整個世界，而數字世界的底層，是龐大的不斷産生、彙集、運算的資料。
小到一個人的銀行流水、社保單據，大到一個企業的經營資訊、檔案材料，大體量的資料都需要被存儲和讀取。
資料存儲、人民法院，兩個看似相去甚遠的領域，實則已經有了交集。今年4月19日，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釋出17件知識産權典型案例，其中1件就與資料存儲密切相關。
這個專利究竟該歸誰？
F公司是世界知名光驅生産企業。幾年前，F公司與K公司簽署技術授權合約書，就相關技術開展合作。
合作過程中，K公司接觸到F公司的相關技術方案和圖紙，并于一年後，向國家知識産權局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名稱為“一種用于光子存儲伺服器的儲用片匣機構”，且順利獲得授權。
得知這一情況後，F公司很是氣憤，認為該發明創造是自己公司研發的，K公司無權擅自使用這一智力勞動成果。是以，F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決該專利權歸自己所有。
“這是一起專利權權屬糾紛。争議焦點在于，涉案專利權應歸誰所有。”天津三中院天津知識産權法庭法官姚泓冰是這起案件的承辦人，她很快明确案件争議焦點，組建合議庭開展工作。
一切操作駕輕就熟。而随着功課做得越來越深入，合議庭逐漸意識到了這起案件的特殊價值。
“資料存儲是科技領域的支柱産業，根據不同的應用需求和使用場景，可以被劃分為三種主要的存儲類型：冷存儲、熱存儲和溫存儲。”
“冷存儲是指那些通路頻率低，且需要長期儲存的資料。熱存儲是指那些經常被通路，并且需要快速響應的資料。溫存儲是指那些偶爾被通路，但也需要快速響應的資料。”
“冷存儲在資料存儲行業中占據了較高的市場佔有率。而光存儲是冷存儲最主要的方式。所謂光存儲，比如CD光牒存儲，CD光牒上有凹凸不平的小坑，光照射到上面有不同的反射，再轉化為0、1的數字信号，就成了光存儲。”
通過閱讀大量技術文獻，合議庭成員從對資料存儲知識一竅不通的“小白”，變成了這一領域的“入門級選手”。
大家一緻認為，本案涉及光存儲領域，對于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後續同類案件審理也具有裁判指引功能，各項工作開展起來要慎之又慎。
認真梳理比對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說明書附圖和原告送出的原始技術研發資料，合議庭得出結論：原告技術研發資料所記載的技術特征與涉案專利基本一緻。
“這個結論可以證明，原告在涉案專利申請日前，就已經擁有了與涉案專利相同的技術方案，但并不足以證明被告的專利是抄襲了原告的技術方案。”
合議庭的思路很清楚，要确定這個專利究竟該歸誰，還得繼續做工作。
技術調查官是個什麼官？
F公司與K公司合作期間，有很多溝通往來郵件和技術授權合約書、保密契約書等檔案。
“這些往來郵件和檔案中，是否可能載有與涉案專利相同的技術方案圖紙等資訊？”合議庭很快找到了又一個突破口。
但面對如此紛繁的郵件、檔案，面對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和抽象的設計圖紙，如何才能精準地找出涉案專利資訊的關鍵點？
隔行如隔山，這對于多是文科出身的法官來說，有相當難度。這時候，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
司豔雷，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協作天津中心機械部車輛工程室主任，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天津知識産權法庭聘請的技術調查官。
據天津知識産權法庭庭長張雲玲介紹，天津知識産權法庭2019年4月開始對外履職，很快便着手啟動了技術調查官制度。
“除了審協天津中心，我們還與天津市知識産權保護中心、濱海新區知識産權保護中心、高校等建立了協作機制，目前聘有技術調查官56人，累計參與技術類案件200餘件次。”作為該項制度的發起人，張雲玲為推動這一機制日趨完善做了大量工作。
那技術調查官到底是個什麼官？
用法官們的話說，技術調查官就像是他們的一個智庫。對于較為疑難複雜的技術類案件，法官可以申請技術調查官協助查明技術事實。技術調查官則需要全程參與案件的事實調查、開庭合議，并出具專業的技術調查意見。
在這一案件中，司豔雷就是被叫來的“救兵”。
通過分析原告送出的原始研發證據，并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和附圖作對比，司豔雷肯定了合議庭此前得出的結論，原告技術研發資料所記載的技術特征确實與涉案專利基本一緻。
接着，司豔雷一一閱覽梳理了F公司和K公司的溝通往來郵件、技術授權合約書、保密契約書等檔案，最終圈出6處關鍵技術點，證明确實存在原告方員工将載有與涉案專利相同的技術方案的圖紙發送給被告方的事實。
與此同時，通過與技術調查官深入交流，合議庭對這一案件中的專利技術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
案件所涉及的資訊存儲領域，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之一，而涉案專利技術恰好克服了光存儲伺服器當時存在的儲用片匣結構布局不夠合理、片匣定位精度差、存儲效率低等缺陷。
由于被告自始至終不能提供相關證據，證明涉案專利所列的發明人對涉案專利的實質性特點作出創造性貢獻，法庭最終判決涉案專利歸屬于原告F公司。
結案之後還能做什麼？
判決下來了，最開心的當屬原告的委托訴訟代理人、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池振華。
“法院的判決充分展現了國家對于新質生産力和知識産權的保護力度，讓我的當事人在具體的案件中感受到了‘真創新’受到‘真保護’，‘高品質’受到‘嚴保護’。”每每提及這起案件，池振華都倍感驕傲。
而在判決之外，天津知識産權法庭的法官們一直很清楚，案件的價值從來不隻是案件本身。
合議庭認為，在确定專利技術實際發明人的過程中，本案在“實質性特點”“創造性貢獻”的判斷、最終權屬結果的認定等方面，提供了司法裁判指引。
天津三中院院長張長山說：“該案涉及資料存儲領域，是保護資料存儲技術的典型案件。案件最終的判決結果切實保障了有實質性貢獻發明人的根本利益，保障了新質生産力的發展。”
基于以上兩點原因，天津三中院将這起案件寫進了今年釋出的知識産權保護狀況五周年白皮書，進一步彰顯案件的社會價值和指引作用。
在張雲玲的眼裡，這起案件還有一個社會價值：“案件的判決結果，有利于引導企業樹立自主創新意識，培養自主創新能力，加強科技創新，特别是原創性科技創新。”
6月26日，天津市“商業秘密保護交流觀摩暨大講堂”在經濟技術開發區舉辦。天津市市場監管委及各區市場監管局、法院、律師事務所、園區等相關負責人，以及企業代表等80餘人參加活動。
天津知産法庭法官帶着這起案件走上講台，希望通過以案釋法，進一步提升企業對自主創新的重視、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意識。
F公司和K公司的這起案件，隻是進入法院的衆多涉資料糾紛中的一類。而涉資料存儲領域的糾紛，隻是數字時代可能産生的糾紛中一個很小的截面。
數字時代已經到來，數字的冒險之旅不會一帆風順。面對激烈的市場競争和複雜的數字生态，各種挑戰接踵而至。
資料存儲、資料交易、數字金融、數字作品……每一個新生關鍵詞的背後，都可能意味着一道錯綜複雜的新考題。
如何答好數字時代新考題？
站在新時代知識産權審判的舞台，立足大力發展新質生産力的當下，法官們正在開啟一場又一場“頭腦風暴”，奮筆疾書，銳意進取，以高品質司法為高品質發展注入澎湃動能。
用心辦好每一起涉新質生産力案件
本報評論員
發展新質生産力，是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擺脫傳統發展方式與傳統生産力發展路徑、實作高品質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大陸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任務。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高品質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重要司法機關，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時代新征程中，肩負重要職責使命，發揮着獨有職能作用。如何在發展新質生産力這一創新發展命題中找到自身功能定位，是人民法院面臨的時代考題。保護知識産權就是保護創新，用心辦好每一起知識産權案件，辦好每一起涉新質生産力案件，是題中應有之義。
要深刻認識新質生産力的内涵特征和發展重點，深刻了解和把握發展新質生産力的内涵要義。知識産權類案件所涉及的技術領域常常紛繁複雜，天津三中院天津知識産權法庭法官在辦案中注重加強涉案領域技術知識學習，敏銳地發現案件與新質生産力發展息息相關，以更加審慎的态度對待各個審判環節，有力地保障了創新企業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要善于發現案件與新質生産力的關系，充分認識發展新質生産力的戰略意義，審慎辦理每一起涉新質生産力案件。
要深化知識産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以創新的方法激勵創新，以創新的方式保護創新。技術調查官制度是大陸知識産權司法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旨在提升技術類知識産權案件審理的專業性和效率。天津三中院天津知識産權法庭通過引入技術調查官，協助法官解決技術事實認定難題，迅速理清專利權屬關系，提高了裁判品質和審理效率。人民法院要遵循知識産權司法特點和規律，大膽改革創新，善于探索嘗試各種有利于提升知識産權審判質效的新制度、新舉措。
要大力培育涉新質生産力典型案例，發揮司法裁判的教育、評價、指引、示範功能。典型案例不僅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素材，也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天津三中院天津知識産權法庭在結案後，将這一涉新質生産力案件精心寫入白皮書，作為典型案例向社會公布，并走進企業以案釋法，讓案件發揮出了更大的社會價值。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知識産權審判在激勵創新創造、維護公平競争等方面的巨大作用，為創新主體提供清晰穩定、可預期的法律邊界和行為規則。
來源：人民法院報·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