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沙瀝金
人類無疑正處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我們不得不問，我們是否有道德上的毅力來拯救我們自己，使我們免于真正的滅亡。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我們仍然需要利用過去來更好地了解當下。
本專欄意在對標明的個人的生活和貢獻進行一種富于當代意識的文化調查，雖然曆史可能是不穩定的，但它确實傾向于随着時間的推移而結晶。一群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塑造了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時也在他們身後的文明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記。
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找到相信這個世界的理由，因為它是我們唯一的世界。是以，當我們回顧過去以展望未來時，讓我們追随并超越那些拒絕接受曆史壓迫的抵抗者，那些讓我們熱淚盈眶的作家，那些震撼我們靈魂的藝術家，那些敢于書寫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愛的詩人，那些以持續的智力投入來守望社會的思想者，以及所有從未被眼前的限制所打敗的異類。
——胡泳
對于阿西爾來說，死亡、痛苦和被人讨厭并不是要回避的主題，它們是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我喜歡她對痛苦的看法：你必須感受痛苦，但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沉溺其中。
當我不快樂的時候，我讀小說。因為一個人不快樂的緣由，很難從社科著作中尋找到，盡管我本人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而小說的核心關注點之一，似乎正是“不快樂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的許多主要作家都是對不滿情緒及其社會的、心理的和存在性的原因的認真解剖者。這類小說可能非常有力。在你陷入情感困境的時候，閱讀關于人類情感複雜性的作品，既能給你診斷，又能給你慰藉。但是，當代小說家在處理他們的主題時，往往會表現出身臨其境的嚴肅和真誠，而這真誠，過一段時間就會讓人厭倦。苦難或許喜歡同伴，但有時苦難的人也希望振作起來。
《大西洋月刊》說，20世紀的英國和愛爾蘭湧現出了一批女作家，比如佩内洛普·菲茨傑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莫莉·基恩（Molly Keane），她們的文風明快而诙諧，不是把悲傷和失落當作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迫使自己沉浸其中的狀态，而是當作可以忍受、有時甚至可以嘲笑的條件。這種不帶感情色彩的處理方式，可能表面上常顯冷酷，但它反而強化了貫穿其作品的深厚情感。閱讀她們的任何一部作品，就像敲開一隻海膽：外表尖銳，内心柔軟。
海膽女王，記錄衰老與死亡
毫無疑問，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是當之無愧的海膽女王。她生于1917年，卒于2019年，享年 101歲。阿西爾的童年是在諾福克祖父母的莊園裡度過的。那是一段光榮的英國上流社會的童年，充滿了采摘漿果、打獵和騎馬。成年後她去牛津大學讀書（對于她這樣出身的女孩來說，在當時這很不尋常），懶惰地主修英國文學，“知道自己即便為了娛樂也會讀這些作品”，而沒有去學習任何一門實用的課程。她在牛津閑散度日，畢了業也不知道自己能幹什麼，直到誤打誤撞地進入出版業，幫助創辦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André Deutsch Ltd），在那裡一直工作到75歲。阿西爾整個職業生涯都生活在書的世界裡，為自己赢得了倫敦最受尊敬的文學編輯的盛譽。
戴安娜·阿西爾
阿西爾長期擔任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V.S.奈保爾（V.S.Naipaul）、簡·裡斯（Jean Rhys）和莫莉·基恩等著名作家的編輯，她認為自己隻是個助産士，僅在“晚上和辦公桌下”寫作，而且四十多歲才開始這樣做。
但阿西爾的寫作自成一體，不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充滿了一系列小小的爆發：毒舌、冷酷、洞察力與孤獨或悲傷的鮮明對抗。小說《别那樣看着我》（Don’t Look at Me Like That,1967）和她的第一本回憶錄《長書當訴》（Instead of a Letter,1962）都是阿西爾拒絕感情浪漫化的精彩例子。這兩部再版作品的第一句話，就讓讀者陷入黑暗的情緒之中。回憶錄的開頭是：“我的外祖母因年老而去世，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小說的開頭是：“我在學校的時候，曾認為每個人都不喜歡我，而事實也的确如此。”對于阿西爾來說，死亡、痛苦和被人讨厭并不是要回避的主題，它們是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我喜歡她對痛苦的看法：你必須感受痛苦，但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沉溺其中。
相對而言，阿西爾的回憶錄的語氣比她的虛構作品更溫暖，但尖刻的程度是一樣的。《長書當訴》的開篇是四十多歲的阿西爾坐在她外祖母臨終時的病床邊，想知道自己死後沒有子嗣的想法是否會讓她感到“冰冷刺骨”：“我想了解為什麼。這就是我坐下來寫這些東西的原因。”在《暮色将盡》（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A Memoir,2008）中，她毫不客氣地說：“現在有這麼多關于保持青春的書，還有更多有關生兒育女詳盡的、實驗性的經驗分享，但有關凋零的記錄卻不多見。而我，正行走在這一凋零的路程當中……倍感痛楚，于是我問自己：‘為什麼我不來記錄？’”
《暮色将近》 [英] 戴安娜·阿西爾/著 曾嵘/譯 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7月
關于衰老和死亡的問題，注定會引發傷感——想想皮克斯的《飛屋環遊記》（Up，2009）和《尋夢環遊記》（Coco,2017），這兩部以之為主題的兒童電影對成年人來說，也是催人淚下的影片。相比之下，阿西爾直率的好奇心令人耳目一新。她其實對衰老和死亡也驚訝萬分，但并不是為了掀起傷感之情，而隻是想了解更多。
深深打動我的，正是這種好奇心。阿西爾讓人難忘的，是她從童年直到生命終結對生活的投入程度。在将近一個世紀的生活中，她對每個新的一天都充滿好奇和期待。刊于2019年1月24日《紐約時報》上的訃告，說她在九十多歲時出版了一部關于欲望消退的作品（即《暮色将盡》），是以成為國際文學名人。《紐約時報》錯了：這本回憶錄（以及她所有的回憶錄）都并非“關于欲望的消退”，而是關于欲望的持續，即使欲望的對象在她的一生中不斷變化。對阿西爾來說，欲望就是對人和地方的認識和參與。正是她對每時每刻都活在當下的那種持久而不可抑制的欲望，讓她成為一位令人着迷、鼓舞人心的作家。
不妨來摘一段阿西爾的《活着，活着哦！》（Alive,Alive Oh!）序言中的一段話，該書于2015年出版，當時作家已98歲高齡。
“有時我坐着思考，有時我隻是坐着”：我已經忘了這句話應該是誰說的了，但它很好地描述了在護理院裡經常看到的一種狀态，而且被認為是很可憐的。令人不安的是，我最近意識到，如果有人問我在做什麼，我自己（不是經常，隻是偶爾）也會說這樣的話。這種想法并不受歡迎，但也沒有那麼可怕，因為我現在從經驗中知道，這種狀态不一定很可憐。它甚至是相當令人愉快的——或者，可以是令人愉快的。這可能取決于坐着的那位的本性。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因為所想的都是過去發生過的令人愉快的事情，而當我的思想放松下來時，浮現在我腦海中的也是這些事情。
直到兩個月前，這些事情還包括人，通常是男人。有一天，我和一個同樣年過九旬的人談起這件事，雖然她還沒有我這麼老，但她說：“是的，當然是男人。我在等着入睡的時候，就會把所有和我上過床的男人都過一遍。”說完，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因為我也是這麼做的。當我知道并非隻有我一個人沉溺于這種愚蠢的行為時，我感到非常高興。
這僅僅是為那些可能擔心自己會在護理院終老的人提供安慰麼？肯定是的，但它意味着更多。懷着這樣的心态，我們可能恐懼衰老麼？可能恐懼死亡麼？阿西爾在《活着，活着哦！》結尾寫的那一章是關于死亡的，聽起來，它完全正确，而這一章确實就叫做“完全正确”。阿西爾寫道：“死亡是個體存在的必然終結——我不說‘生命的終結’，因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作品中，死亡就像愛情、孤獨或屈辱一樣，不僅僅是自然的，而且太真實、太人性化了，讓人難以害怕。
她在回憶錄裡，有沒有寫到“欲望的消退”呢？的确有的。《暮色将盡》裡這樣說：“或許，我看起來或感覺起來還沒這麼老，但性事已經從我生活中消退，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經曆了不同的階段，盡管未必總是快樂的，卻一直處于我生命的中心位置。”這對小報來說是極好的素材。多年來，她幾乎在所有的回憶錄中都記錄了自己的性生活。終于，在第六部回憶錄裡，她輕描淡寫地描述了自己蒸發殆盡的性欲。珍妮·迪斯基（Jenny Diski）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在評論這本書時寫道：“這樣的書本身就很罕見，由一位冷眼看待現實、沒有時間聽感傷謊言的女性所寫的關于老年的書，就如同——好吧，如同一場關于60歲以後女性性行為的深思熟慮的讨論一樣罕見。”迪斯基不忘補充道：“當性欲消失時，阿西爾高興地說，你終于有空間去了解除了情欲之外的真正自我。”沒錯，就算這樣，她在護理院裡坐着的時候，還是會“數遍所有和我上過床的男人”，而不是數綿羊。
要寫，就必須寫出真實面目
在《别那樣看着我》的後記中，作家海倫·奧耶米（Helen Oyeyemi）描述了自己如何被“小說中的我”的“酸澀之聲”所吸引。這是對阿西爾寫作的一個絕佳評價。
在她的作品裡，阿瑟爾經常提到自己所謂的“冷酷的、亮如珠的眼睛”。《暮色将盡》說道，她将“内心深處有個冷漠的點”作為人生兩大遺憾之一。（另一個遺憾是懶惰，但鑒于她在百歲高齡之際仍在寫作謀生，這一點似乎值得懷疑。）阿西爾認為，“冷酷的眼睛”的主要特征，是對各種經曆“非常感興趣，而不是參與其中”。這種觀察力肯定是讓她成為如此出色的編輯的原因：即那種退後一步，觀察事物運作方式的能力。
《葬禮之後》（After a Funeral:A Memoir）于1986年出版，結構和語調與其他回憶錄完全不同，但叙述方式卻令人熟悉。該書詳述了阿西爾與她稱為“迪迪”的男子之間的友誼。她認識并愛上迪迪，與他一起工作和生活，直到他于1969年去世。在開頭幾頁中，作者點明自己仍舊未婚且無子女，于是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個故事的結局。阿西爾在第一章叙述的一次聚會上遇到了迪迪，“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覺時感到很興奮”，她寫道。“中年人可以結識很多新朋友，但很少有機會像年輕時那樣将新人融入自己的生活，而這剛剛發生。”但在下一句話中，我們得知：“五年後，這個男人在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自殺了。他吞下了二十六顆安眠藥。”
這本回憶錄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講述這個特殊的故事——一個由苦難導緻悲劇的故事？迪迪是一位來自埃及的流亡作家，他出身富裕家庭，家道中落，卻有着神秘的魅力。在20世紀60年代阿西爾遇到并愛上了迪迪。她很快就失戀了，但仍然是迪迪的好朋友。事實上，她成了迪迪唯一真正的支援系統，因為他窮困潦倒，無法找到工作，還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症，經曆了狂躁和沮喪的循環。他自我毀滅式的狂歡和冒險，給朋友、情人、雇主和他的室友阿西爾造成了間接傷害。他讓她的生活苦不堪言，并利用了她的友誼和慷慨。她讀到他的日記，日記中充滿了對她的侮辱和傷害，但她并沒有趕走他。她對迪迪的耐心和堅定的友誼，使阿西爾堪稱一位偉大的朋友。然而，讀罷此書，還是讓人很難不想到，迪迪一定不希望他悲慘的一生成為這本回憶錄的内容，記載他的精神疾病、殘忍和自我迷戀、毫無意義的戀情、賭博、酗酒成瘾以及自殺。
然而，阿西爾不僅是對他人無情，對自己也無情。她的内心深處總有一個觀察者，而她敏銳的眼光一切都不放過。她首先關注的，是她的父母，他們的關系影響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阿西爾的作品仔細剖析了特定時期、特定階層的情感束縛。母親在結婚後不久就因婚外情而崩潰，她深感愧疚，但最終埋葬了這一切。在她的丈夫，也即阿西爾的父親去世的第二天，她告訴了女兒這件事，盡管阿西爾早就知道了。
阿西爾自己的坦率來之不易，而且這始終是一種反抗行為。當她出版《長書當訴》一書時，她的母親還活着。她說：“我寫過關于結婚前和某人上床的事。我還寫過關于堕胎的事。”阿西爾的母親認為，為了公衆消費而寫自己的私生活是“不得體”的。
然而文學自省——即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的回憶錄——是一項悠久而高尚的傳統，始于公元4世紀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忏悔錄》（Confessions）。在這種形式的最有效的例子中，作家追求的不僅僅是忏悔。帕特裡夏·漢普爾（Patricia Hampl）在《記憶與想象》中解釋說：“回憶錄是叙述與反思的交彙……它可以呈現故事，并反思和考量故事的意義。”是以，在這種體裁中，我們常聽到的教學格言“展示，而不是講述”被颠倒過來——要講述，而不是展示。展示和講述不僅是回憶錄作者的特權，也是其責任。阿西爾作為六部回憶錄的作者，是這項遊戲的高手。無論單獨看還是合在一起看，它們都是此類作品中最好的。
瓊·狄迪恩（Joan Didion）曾說過，她寫作是為了弄清楚“我在想什麼……以及它意味着什麼”。對阿西爾來說，也是如此。《長書當訴》不僅僅是按時間順序記錄了她上層中産階級的童年和浪漫的成長曆程，而且是對人類處境的反思。在序言中，阿西爾坦率地提出了将推動她整個叙述的問題。她的祖母在臨死前問阿西爾：“我為什麼而活？”當時阿西爾向這位老婦人保證，她龐大的大家庭證明了她的人生是有價值的，但孤身一人的時候，她不禁想知道：“一個從未有機會或錯過機會創造這樣的東西的女人會怎樣？我自己又會怎樣？這個問題就像是吹起一陣寒風，而我卻置身其中。我等着開始發抖。好吧，它還沒有開始，我想知道為什麼。”
從那之後，她回憶起早年時光，念及她在牛津接受的教育，以及她成為優秀的文學小說編輯之一的聲譽。但是，我們随即發現，阿西爾對她在世界上的自我感覺被早年的一段失敗的戀情扭曲了；到了中年，她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那麼她是否感到痛苦或自責呢？一點也沒有。這本書中沒有英雄或受害者，隻有人；隻有一個決心了解自己的女人——她接受未能實作最初期望的事實。作者用機智和感性，用優雅的散文，處理了多個主題（愛情、性、信仰、工作），并最終在寫作的使命中找到了樂趣。是她的職業救贖了她的人生；是在書頁上與個人曆史的對峙，讓她得以繼續前行：“沒有人能夠脫離他的過去，但任何人都可以将其視為過去，當發生這種情況時，一個人就可以部分地從後果中解脫出來。”
寫罷迪迪的自殺，她該往哪裡寫？如何保持興趣和動力？方法是，用生動活潑的文筆，還有對真相的忠誠，無論真相多麼具有毀滅性。是以，迪迪被揭示為有天賦和受過傷害的人；但阿西爾對自己和對他一樣毫不留情，揭露了他們互相操縱的模式。最終死于謀殺的哈基姆·賈馬爾（Hakim Jamal）也有類似的缺陷和剝削行為。他是阿西爾的作品《僞裝》（Make Believe: A True Story,1993）的中心人物。年輕得多的賈馬爾是一位非裔美國人活動家，也是安德烈·多伊奇公司的作者馬爾科姆·X（Malcolm X）的助手。賈馬爾也曾在阿西爾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住過一段時間，并成為了她的情人。阿西爾還和牙買加劇作家巴裡·雷科德（Barry Reckord）住在一起。她的家人一直稱他為她的“房客”，他們的關系從未承認得到她父母的承認。
阿西爾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如果回憶錄作者繼續面臨不認可，顯然他們不會是以而氣餒。盡管我們對第一人稱叙述者心存疑慮，但我們似乎也貪得無厭。我們是否依靠從屈辱和失敗的故事中所找到的慰藉？更善意的推測是，也許我們是在尋找與普遍性的聯系。阿西爾優雅而富有洞察力地提醒我們，重要的不是我們講述的内容，而是我們如何将講述的内容與普遍性聯系起來，這揭示了回憶錄這種體裁的獨特目的和回報。
在思考了媽媽對個人回憶錄的反對之後，阿西爾說：“我認為，除非一個人試圖弄清它的真相，否則寫一個人的個人生活是沒有任何借口的。”
“活着，活着哦”
在回憶錄中，阿西爾少有遺憾，或者說她在書裡分享的遺憾很少。正如專欄作家凱瑟琳·懷特霍恩 (Katharine Whitehorn)所言，她“幾乎沒有任何遺憾，盡管她所過的生活，可能被她那個階級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女性認為是極其令人遺憾的”。
客觀地說，她确實表達了一些遺憾，盡管不是“她那個階級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女性”會欣賞的。她說，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開始反抗家庭的價值觀，“但我沒有公開這樣做。我轉入地下，過着自己的生活，有時我會為此責怪自己。我想我應該反抗，但我沒有。我隻是偷偷溜走了。”
阿西爾曾多次堕胎，還有一次她想讓孩子足月分娩，但最後卻流産了。如果說她有什麼遺憾的話，那最主要的一定是她沒有女兒。“有女兒的老人往往過得最好”，她認為。雖然她說她為自己沒有給母親做足夠的事而感到内疚，但事實上，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她确實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照顧她。她的母親和家裡的其他女性一樣，活到了九十多歲。
即使存在少許的遺憾，但阿西爾說，她也沒有受到太大的折磨，也沒覺得該常常反思。“止于此就行了吧，因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當無聊的事。我不覺得挖掘過去的内疚對老年人有什麼意義，曆史已經無法改變了。我活到了這樣一個階段，現在隻關心如何度過當下，希望大家原諒我。”
在即将步入百歲誕辰時，她寫下《活着，活着哦！》，用清澈的藍色目光審視着自己的痛苦和快樂。這本書的書名讓人想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詞，這首歌講的是都柏林街頭小販莫莉·馬龍（Molly Malone），她推着手推車，“穿過寬窄不一的街道，叫賣着蛤蜊和贻貝，活着，活着哦！”
位于都柏林薩福克街的莫莉·馬龍及其手推車雕塑
她所描述的生活是富足的——盡管不是物質的富足——每一種悲傷都會被各種甜蜜所抵消，包括朋友、美食、時尚、藝術、文學、旅行和大自然中的漫步。盡管她聲稱，講老年的書既不可能以嗚咽收場，也不可能鑼鼓喧天，讀者也找不到什麼可供汲取的教訓，但其實，阿西爾的智慧仍然會穿越書籍而來：“避免浪漫主義，憎恨占有欲”，同時，“盡情享受生活，但不要傷害他人”。
我最喜歡的是，阿西爾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就像她慶祝自己的成功一樣。她寫道：“在這張桌子上，我身邊放着這個白色的茶杯、滿滿的煙灰缸和半杯朗姆酒，我把我的故事看成是一個成功的故事，盡管它一直都很普通，盡管它的大部分都很悲傷。”
她的生活仿佛具有酒吧民謠的質感，盡管她避開了最黑暗的命運。閱讀她的回憶錄，會讓人感受到生命中時時存在的痛苦也因時間而減輕。她的許多回憶有一種邪惡的幽默感，偶爾（隻是偶爾）也會閃現出光明的可能性，她的聲音尖銳得讓人忍不住掩耳，但留在記憶裡更多的是她面對傷痛時的堅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阿西爾在牛津大學
在《暮色将盡》中，她用敏銳的目光觀察着自己的衰老。她寫道：“僅僅因為自己正在逐漸變糟，我們就傾向于确信一切都變得不好，越來越不能做喜歡的事情，聽的越來越少，看的越來越少，吃的越來越少，受傷越來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是以也許這不足為奇，我們确實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觀主義，但這種狀态實在很無聊，而且讓沉悶的最後時日更加沉悶。”她不認為老年人已經排除了快樂的可能性，而她自己，就是老年快樂生活的典範。
當我面對因照護而來的對死亡的恐懼時，我一直記得她給出的一條建議，那就是，每天都要想到死亡，但隻能想幾分鐘，然後把它放在一邊，繼續生活。不要試圖回避它，接受它，但不要讓它接管生活。毋需否認，在必要時總得采取正确的措施，但每天都要盡心盡力地生活。
在她決定搬去一家護理院的時候，她寫道：“我在那裡有個朋友叫羅斯·海克（Rose Hacker），她是倫敦最年長的報紙專欄作家。她說我必須去。我問她候補名單的事，她說不用擔心，總有人要死……”
一個采訪者問，如果她要畫一條人生軌迹，那将會是怎樣的？“嗯”，阿西爾說，“一開始還不錯，然後就直線下降，從那時起就一直穩步上升。”随着人生步入老境，她似乎下定決心不讓上升的曲線停止。
如果你用這樣的态度對待死亡，死亡就不是悲哀之事。因為一個人怎麼能哀悼一個延續百年之久、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活得很充實的生命呢？
面對這樣一位坦白一切卻毫無悔意的回憶錄作家，讀者想不被打動很難。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給阿西爾寫信的原因——因為許多人都背負着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擺脫的負擔。阿西爾告訴大家：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康複者（recoverer）。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說法：康複者。艱難的事情将會發生；你注定受苦；但你也會康複的。《長書當訴》講述的是阿西爾15歲時遇到并愛上哥哥的家庭教師托尼·歐文（Tony Irvine），他們在幾年後訂婚。歐文曾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役，二戰期間被派往埃及。有一段時間，他們互通情書，但漸漸斷了音信，直到阿西爾收到一封正式來信要求解除雙方的婚約，因為男方想另娶他人。歐文在戰争結束前犧牲。阿西爾說，此後的20年裡，她的靈魂“縮小到了豌豆大小”。
在寫完這本回憶錄後，阿西爾看到了公開私人失落的好處：“我有一種基本的、潛在的失敗感——這種失敗感來自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那就是我從小就期望結婚。這是普通女人都能做到的，我卻沒有做到這一點。這種失敗感比我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可一旦把這個問題挖出來想一想，它就消失了。”
她沒有把自己的缺點和失落當作創傷，當作會給她的生活帶來困擾和傷痕的事情。相反，她認為被踢出伊甸園對靈魂有益。她的被抛棄更像是一個路标，為她指明了一條荊棘叢生但充滿活力的道路。她寫道：“在這裡，我幾乎走到了盡頭，而我的開端卻迎面而來——或者說，即使我以為我已經遠離了它，它卻一直在那裡，現在我又回到了它的身邊。”讀到這裡，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幸運。阿西爾告訴我們，路的盡頭并不隻有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