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蘇梅耶爾
譯者： 田彥
校對：輕松兩到三
來源：視覺與聽覺（2020年12月14日）
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人文與社會科學教授朱迪思·梅恩（Judith Mayne）附上了一張先鋒女電影制片人多蘿西·阿茲納（Dorothy Azner）的照片，但它肯定不屬于多蘿西，但它現在收藏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多蘿西的圖書館裡。這有點像一個快照，顯示Marlene Deidre在Dorothy和Marion Morgan的好萊塢家的院子裡抱着一隻肥胖，脾氣暴躁的貓。
瑪琳·戴德雷
雖然瑪琳·達德利的幾部傳記揭示了這位明星周圍的酷圈和好萊塢性感的亞文化，但縫紉戒指通常指的是一群人，其中大多數是女性，他們經常為了做手工工作而縫制和聚在一起聊天），但朱迪思·梅恩指出，她找不到工作室唯一的同志導演（多蘿西）和她最着名的雙性戀女演員（瑪琳·達德利）之間的友誼。關于熟悉或愛情的曆史資訊。
多蘿西·阿茲納（左）
在這張與她朋友的非正式照片中，Deidre抱着一隻貓時看起來很有趣，這是對她明星身份的引用：在"羞辱"（1931）開場的一個場景中，她從床上挑逗了一隻毛茸茸，喜怒無常的貓，并故意把它放在她的下半身前面。
羞辱 （1931）
這個場景成為她在海耶斯密碼之前的明星地位的雙重編碼參考，當時世界同志文化之都，魏瑪共和國的第一個都柏林，衰落了，以及瑪德琳的公開性取向。
除了與歐洲和酷兒團體的短暫聯系（在美國文化中仍然堅定不移）之外，Deidre的明星地位還建立在她來自魏瑪Cabale文化的光環之上，這為她與Joseph von Steenburgen的第一部工作室電影增添了性優勢，Joseph von Steenburgen在歐足聯的電影"藍色天使"（1930年）中首次出演了她的角色。
藍色天使 （1930）
"一個好家庭的女孩怎麼能像柏林人那樣說粗俗的話？"Deidre在她的回憶錄《我的生活》中直言不諱地問道。她煞費苦心地暗示自己和勞拉之間的鴻溝，并提到斯滕伯格曾聘請自己擔任柏林俚語的向導。斯廷伯格在《藍色天使》中令人眼花缭亂的把戲将把達力帶入好萊塢——從讓公衆認為達力和勞拉都是孤獨的，而勞拉，一個在修道院接受教育的好女孩，在她的回憶錄中也被達力描繪。
在"摩洛哥"（1930年）和"金發維納斯"（1932年）中，馮·斯滕伯格将她描繪成一個與男人，女人和不幸調情的歌舞表演者。加拿大卡爾頓大學（Carleton University）電影教授勞拉·霍拉克（Laura Horak）認為，這部電影給了雷德利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複制最多的肖像"，也給赫德裡起了一個有趣的名字——表演者艾米·喬利（Amy Jolly），她是同志的代名詞？她穿着一頂完美的帽子和燕尾服，手裡拿着香煙。
摩洛哥 （1930）
正如霍拉克在《女孩成為男孩：變裝女人、女同志者和美國電影：1908-1934》中所讨論的那樣，戴德雷在銀幕上穿褲子的鏡頭在眨眼間閃爍。霍拉克引用了400多部以變裝女性為主題的無聲美國電影，這是一個"與健康娛樂相關的隐喻"。在電影《摩洛哥》中，當馬德萊爾親吻一名女性觀衆的嘴唇時，這也是一個罕見的時刻，明星與螢幕上的另一個女人親密無間。
直到《新奧爾良之光》（The Light of New Orleans，由Rene Clare執導，1941年），Deidre才扮演了一個與另一個女人有着持久關系的角色：她扮演的伯爵夫人萊德勒（Countess Lederer）與特蕾莎·哈裡斯（Teresa Harris）飾演的女仆克萊門汀（Clementine）在一起的時間比她在兩個男人中的任何一個身上都多。
新奧爾良之光 （1941）
克萊門汀給萊德勒太太穿衣服，脫掉她的衣服，欺騙她的男性追求者，甚至一度用槍保護她。然而，他們的親密關系必然會被種族等級制度打破和定義，霍拉克認為，艾米·喬利/戴德雷的優越普遍性和積極的欲望被摩洛哥"無處不在"的東方背景所傳播和延伸。
1933年，Deidre在螢幕外穿褲子引起了轟動。這是對即将出台的《海耶斯守則》的警告，該守則比許多人更願意承認的是，它更接近納粹意識形态，對視覺呈現，酷兒社群，女權主義以及身心疾病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和審查。
霍拉克的詳細研究揭示了媒體對Deidre決定穿着燕尾服參加"世界上最邪惡的電影"的反應 - Cecil B.B. Damir的"Ro Palace的春天"（1932年）首映式。在影片中，達米爾拒絕斬斷《裸月之舞》，間接導緻了1934年《海斯法典》的介入，最終被删除。
《The Spring of the Rom Palace》（1932）
然而，在1933年1月的好萊塢首映式上，舞蹈引起的任何憤怒（或覺醒）似乎都轉移到了Deidre的褲子上，盡管那個月早些時候她穿着它們參加了首映式而沒有告訴任何人 - 這是一部低成本的德國藝術電影。然而，這部電影是《穿制服的女孩》（由萊昂蒂娜·薩根和卡爾·弗洛裡奇執導），通常被稱為有史以來第一部女同志電影。
穿制服的女孩 （1931） 穿制服的女孩 （1931）
鑒于這部電影描繪了普魯士女子學校的一場反抗權威的起義，一名新生因在學校戲劇中穿着緊身上衣和絲襪而被判入獄，我們可以看到，對女孩們一起做的事情的焦慮與她們穿的絲襪糾纏在一起，并放在好萊塢最喜歡的長腿上， 柏林。
穿制服的女孩 （1931）
Deidre和這部電影的導演Sagan可能已經相遇了。和Dedely一樣，奧地利出生的Saagon也就讀于Max Reinhardt著名的柏林戲劇學院，正如Deidre所說，"太多的女孩讓我感覺自己回到了國小"，盡管她接着說她的意思是"成為數百名業餘女演員之一"。但她的話也暗示，我們可以在《穿制服的女孩》中看到，女性之間有着強烈的激情和依戀。
正是通過萊因哈特，Deidre能夠在他的喜劇劇院中創作諷刺性的時事模仿，在那裡她演唱了現在被認為是第一首（也是最幸存的）女同志歌舞表演曲目"The Wen die Best e Freundin"，由Marcelus Schiffer和Misha Sporsky撰寫，他們也寫了該劇。達力說，她與該劇的明星（也是Sciffer的妻子）瑪戈·萊昂斯（Margo Lyons）完成了二重唱，瑪戈·萊昂斯是一位資深的法國女演員，她讓赫德裡着迷并感到害怕。
在她的傳記中，瑪德琳強調了她的天真和虔誠，聲稱她建議将紫羅蘭綁在衣服的肩膀上，沒有意識到它們隐藏的酷炫含義，當一些評論家将這一舉動描述為"女性和男性"時，她感到震驚。Deidre很快回避了與該劇相關的任何性話題，她在流亡期間與Sporski變得親密，當時他們從納粹德國救出了該劇的第三位表演者奧斯卡·卡爾維斯（Oscar Calvis）。
與其說魏瑪的酷炫電影和Deidre的銀幕外畫面，不如說是回避，它們更能引起共鳴：不僅頹廢，而且叛逆。與馮·斯滕伯格作品的肮髒内涵不同，Deidre認為魏瑪共和國塑造了她的戰時作品，從讓·加彭（Jean Garpen）等逃離納粹的移民藝術家的着名"德國反納粹"主持人（她每周都會做午餐）到她由美國陸軍組織的歐洲公開巡回演出，她經常在1944年至1945年期間遭到襲擊。
正如女權主義者和同志電影評論家B. Ruby Ritchie在1981年指出的那樣，了解"穿制服的女孩"的反法西斯批判傾向也意味着了解這種批評如何存在于女同志欲望中;
正如我在《納粹用詞形容納粹事物》一書中所讨論的那樣，性行為，特别是在酷兒群體中，經常被政治所忽視，而政治本身就是同志恐懼症。Deidre敏銳地意識到同志唱歌和跳舞文化正受到威脅，而媒體則将她的立場解釋為挑釁。
就像歌曲《我最好的女朋友》、《穿長褲》和《參加達米爾電影首映》中"兩個女朋友"之間的雙關語一樣，Deidre就像《穿制服的女孩》中穿着絲襪來表達愛意的女學生。當時，Deidre對自由采取了一種有遠見的立場：關于這一點，我們還能提供什麼更酷的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