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陽信文史資料》第三輯(1987年3月)，作者馮樂進，原标題《我在草岚子監獄的前前後後》。
草岚子監獄舊址 在西城區草岚子胡同19号。1931年9月國民黨政府為關押北平、天津兩地被捕的共産黨人，把這裡作為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為北平軍人檢討分院。
俗稱草岚子監獄。監獄坐南朝北，西邊有一座灰色二層小樓，是當年監獄當局辦公的地方。樓的後院有幢長筒狀的房是牢房，牢房分為南監和北監，各有24間牢房。
草岚子監獄舊址為西城區重點保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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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是山東省陽信縣商店鎮馮家店村人，1908年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裡，8歲上學，讀完了國小後又在惠民讀高小三年畢業。家中土地不多，父親經常出村打短工，我便領着七八歲的弟弟，天天在地裡幹活。那時候，軍閥混戰，農民受難。北洋軍閥張宗昌，在山東組織直魯聯軍，自任司令，橫征暴斂，一年預征三年錢糧；再加上旱澇風雹飛蝗等自然災害，年年歉收；是以，我深感農民之苦，經常對于農民的出路和自己的前途陷于苦悶之中。
我村有個人叫亓連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法國當過華工，大戰結束後回家曾路過蘇聯。他常說到：“俄國革命成功了，共産黨是窮人的黨……能給窮人當家作主……”當時我雖然不知道“共産黨”是咋回事，但在村裡經常聽到這種議論，慢慢地便在思想上産生了一些影響和啟發。
後來弟弟漸漸能勞動了，我便去天津另找出路。我挑着挑子當貨郎，賣過雜貨；在電車上還當過售票員。1927-1928年兩年間我才掙了60元錢，别無出路，隻好回家。回來後，父親不滿意地說，還不如在家當長工種地合算。但是，那時天津電車公司裡有工會，聽老鄉說其中有共産黨。在這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中國，國内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候，他們敢于揭露國民黨社會制度的黑暗，宣傳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并組織勞工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壓迫、反剝削的鬥争。從老鄉那裡我經常看到一些這方面的傳單和小冊子，但始終沒有接上頭。
從1923年春天，我在商店街國小教書。後來又考入陽信師範，1932年畢業。那時，我從進步教員那裡，就知道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但是，蔣介石背叛了這條宗旨。特别是“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占領我東北三省，全國掀起了抗日高潮，師範也停了課。我痛恨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我和幾個要好的同學，思想上向往共産黨，希望加入共産黨，在陽信和惠民的所有學校和機關裡，到處尋找黨；找那些進步的教師或開明人士談觀點，談對國家興亡的看法，談報國之志。但是，最後還是失望了。因為他們隻是同情，并沒有多少共鳴，更談不上有什麼扶國濟民的組織。于是，1933年春節後，我為了找到黨，第二次離家出走去天津，随後又轉到了北平。
1933年初，日寇侵略我山海關及熱河一帶。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率部和東北軍在長城及熱河一帶抗擊日寇後，正駐紮在平津一帶。東北軍少帥國民黨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兼北平軍分會主任張學良的隊伍也在那裡。當然,北平主要還是張學良的勢力。我到北平去的時候，張學良正以北平憲兵司令部的名義，在地處帥府園的“憲兵學校”（現北京美術學院址）裡招考憲兵，學制一年。我當時生活正極度困難，見這是個住下找黨的機會，便毅然報考，不久便被錄取了。
憲兵學校裡的上司和教官多數是東北人，“九·一八”事變後家鄉相繼淪陷，親人生死未蔔，大家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強烈。認為國家危在旦夕，人民有家難奔，甚至連祖墳都丢了，南京政府又不讓抵抗等等。每到逢年過節會餐時，有的軍官就借酒發洩大罵南京政府，甚至抱頭痛哭。是以校内抗日反蔣的氣氛十分高漲。并且校内每星期六還有個“演講會”，講的内容廣泛，民主性很強，對人們沒什麼限制。我地下黨組織經常借此宣揚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對學生思想也影響很大。我見此情景，也比較敏感，便主動接近進步分子，是以，開學約兩個多月後，便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介紹人就是地下黨支部書記陳造同志。他是遼甯新民縣人。文革十年浩劫時造反派去找他，他也還記得曾介紹我入黨。1933年5月，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群眾抗日同盟軍”抗日，7月間黨要派我去工作，但是不久，他們在蔣介石與日寇的聯合進攻下失敗了，我沒去成。不久，我北平地下組織被破壞，1933年底，我和陳造等四名同志同時在畢業見習中（東四12條分隊，憲兵學校老校址）被捕。至此時為止，我在憲兵學校裡隻是當了10個月的學兵。
那時，北平憲兵司令部執法科對于我們這些政治犯，想重重地判刑，以警群眾。司令邵文凱卻說：“一些青年學生有多大罪，要判這麼重？”執法科又想将我們無罪釋放，邵文凱又說不好向蔣介石交代。就這樣反複改判了幾次，最後的結果則是“判陳造監禁五年”，我們其餘三人則“判刑兩年半”。就這樣，我們這四名政治犯就被關進了北平北新橋東北方向的國民黨“陸軍監獄”。
位于炮局胡同21号的北平陸軍監獄舊址
陸軍監獄是封建清廷滅亡前遺留下來的老監獄，在北平有着最出名的“近代化”設施。大漢奸汪精衛早期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沣時被捕，就在此關押過。後來，察綏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兼北路前敵總指揮共産黨員吉鴻昌被捕後，于1934年底，也在此就義。
我們被捕那時候，陸軍監獄關押着囚犯千餘名。我們這三十來名政治犯中有些人認為：共産黨好是好，就是太危險了，往後的利弊尚待權衡；裡面也有些人逐漸地害怕起來，後悔不該參加共産黨；然而我們立場堅定的十幾個人，入獄後則借放風之機互相接觸，溝通思想，互相激勵，堅定信念，集中活動。
我們這些人首 推前唐山市委書記董德華為上司人。他已經入獄三四年了，和我關系最密切。其次是楊飛麟，湖南湘潭人，捕前是唐山市黨委秘書長，曾在美斯科學習三年。另外還有胡雲先、劉子令、李有山等人。在那時，凡是社會上公開出版的書籍都不算“禁書”，是以，獄中的同志便托人買了些進步書籍，送進來在董德華和楊飛騰的帶領下一起學習，用理論指導思想，以求進步提高。
一年後，也就是1935年6月，滄縣劉格平也關了進來。他因年前曾在慶雲縣上司過馬頰河暴動而被捕，判了無期徒刑。當時獄中生活很苦，大家都吃不飽，是以劉格平要發動鬧夥食。開始時并沒有多少響應者，由于我是獄中支部成員，後來他就反複給我作工作，我被他說服了。當然也有人勸我别鬧了，刑期兩年半，這都快兩年了，還鬧啥？這些我也沒有聽。我們首先在政治犯中尋找積極分子，醞釀串連，宣傳鼓動，從十幾個發展到幾十個，100個，200個……就這樣，久久積壓在群衆中的怒火，終于爆發了。我們向監獄長公開提出：必須改善夥食，不準克扣囚糧，我們不吃這些有老鼠屎的窩窩頭……最後還以絕食相抗争。監獄長（上校）怕事鬧大不好交代，隻好答應要與我們當面談判，劉格平和我也就成了談判代表。
談判中監獄長由于大家的壓力，說：“兄弟我佩服你們的為人，我願和弟兄們交個朋友。我在這裡是混事當差，咱們之間又無仇無恨的，也不要太過不去了。以前對你們照顧得不夠，以後咱夏天放長風，冬天生爐子，并且讓政治犯吃細糧。口糧不夠，還可以從我的薪金裡加一些……”我們說：“光給我們政治犯吃細糧不行，我們都是犯人，要所有的犯人都吃細糧。”這樣一來，監獄長就以“不敢自專”為由拒絕了，光說向上級請示，而一拖再拖，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一個月後，也就是到了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規模較大的學生運動，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了。在靠近年底的一天，獄中突然布崗加哨，架上機槍，上好刺刀，擺出了一副準備殺人的架式。一開始就叫政治犯全站出來，然後逐個叫号點名。這時候，大家覺得問題很嚴重。有些人變貌失色；有些人提心吊膽；思想堅決的這些人雖然是豁出去的，其實也不蹬底。後來大家互相鼓勵，說是共産黨無所畏懼，要向在此就義的吉鴻昌學習，若是帶向刑場時，我們就唱國際歌，喊共産黨萬歲。這樣一來，情緒略有好轉，逐漸趨于穩定。最後，監獄長訓話說：“你們都是政治犯，我們陸軍監獄條件不好，讓你們在這裡受委屆了。今天我想送你們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去，盡量地使大家都滿意……”就這樣，我們這30多個政治犯全上了汽車，被一齊送往“草岚子監獄”。
草岚子監獄牢房
草岚子監獄因座落在草岚子胡同而得名。1931年9月剛成立時隻是個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即正式改為“北平軍人檢討分院”（總院設在南京）。“檢討院”是國民黨政府專門為關押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而設立的。這座監獄，由“海陸空軍副總司令行營軍法處”直接統轄，對犯人實行軍事管制。其實犯人中一個軍人也沒有。獄中原有囚犯近百名，算上我們也就是130人左右，都是政治犯。國民黨設立此“檢討院”的目的，無非就是要在對被捕的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實行法西斯迫害的同時，再加上“思想感化”和“政治圍攻”等新方法，兩者并舉，以達到那些被“感化”者進行“檢討”、“悔過”，在報上刊登《反共啟事》，進而發展為他們所希望的自首、叛變的目的。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裡，犯人中隻有兩種觀點，沒有中間，泾渭分明，互不來往。受不了這種白色恐怖和驚吓之苦的那一些，都有意檢討，要求出獄。獄中犯人大部分住在北監，
而思想堅定堅持不檢討的，卻關在南監。我們同來的這30來個人，初到檢討院時，均住在北監。時間不久和我同時被捕的四人中有三人按照敵人的希望，在檢討院履行了檢討出獄手續。我是第一個（1936年3月初）被先送到南監的人。可喜的是，在南監關押的這些反對檢討的“堅定的革命者”中，有以薄一波、殷鑒等同志為首的堅強不屈的地下黨支部，通過關系在外面可直接和北平市委相聯系。我到南監後很快地就和獄中黨支部接上了關系，并重新劃分了活動小組。我們小組共4個人：一個是趙明新（樂陵人），後來曾任過上海市委組織部長、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黨委書記等職，出獄後曾上司過魯北陽沾惠一帶的建黨活動。進獄後他主動和我打招呼，經常和我暗地聯系。其次是王新坡，又名王子喜（唐山人），三八年在豫北工作過，後來曾任航空學校的校長和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等職，另外還有原豫北工委書記，後來曾任過魯西區宣傳部部長，山東民兵總指揮的朱則民和我。
為了提高我們自身的思想水準和理論水準，以迎接今後更大更嚴酷的鬥争，獄中黨文部提出：不僅要把監獄變作對敵鬥争的戰場，而且還要把監獄變成同志們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液”。為此，在黨支部的上司下，我們成立了學習委員會，負責人是楊獻珍。并且學委會訂立了嚴格的學習紀律和詳細的學習計劃。當時學習的主要内容是：（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黨中央的檔案，國内外出版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共産國際出版的《國際通訊》；（二）中國近代史和反映目前中國各種思潮的新書；（三）文化低的同志學習文化，有條件的同志學習一種或幾種外語。為此，黨支部搞到了不少中文版馬列主義的書，如李達著的《現代世界觀》、《社會學大綱》等，并還通過秘密方式弄來一些俄、英等外文的馬列主義書刊，由懂外文的同志（主要是楊獻珍）翻譯出來，再秘密地逐段編号傳到各個監号學習。當時在獄中翻譯的書刊不下數十種，如列甯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斯大林著《論民族問題》等書，甚至比外面翻譯得還早些。
除此之外，為了提高獄中黨員的思想水準，同志們在獄中還秘密出版了自辦刊物《紅十月》，使大家能夠交流思想和學習心得，并且傳達黨和紅軍的勝利消息。編輯是楊獻珍、胡錫奎等。事實證明，黨支部組織的這種秘密學習，确實成了獄中同志反對敵人“檢討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黨培養了一批既有實際鬥争經驗、又有一定理論水準的于部，實作了把敵人關押和迫害共産黨人的監獄，變成我們的同志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的願望。
在檢討分院期間，我和一些外地的同志在北平沒有家屬親友等方面的經濟來源，然而還有許多人在北平有家屬或親友接濟，是以大家的經濟狀況極度不均。獄中黨員則将親友寄來的錢全部交給組織統一使用。黨支部又根據大家的提議，拿出20%退歸本人零用，而将其餘部分，指定由支部生活委員專人管理，主要用于為有病的同志購買藥品，為大家學習購買進步書籍，為真正困難的同志買點必需衣物，以及監獄内外傳遞檔案資訊等活動經費。至于“點心、水果、鹹菜”等食物，則每人都能分到吃一點。大家深深感到了同志間的溫暖和友誼，都風趣地說：我們過的是“初級共産主義社會”的生活。這種類似供給制式的獄中生活一直保持到最後出獄。
1936年5月，獄方發給每人一套學生制服（用畢即收回），讓我們排着隊，帶着腳鐐,由劉慎之同志教我們太極拳和八段錦。獄方還給我們拍了照片，企圖借此在社會上宣傳他們“對政治犯共産黨還算不錯”，我們卻借此鍛煉一下身體。這張照片已由中國曆史博物館将它複制放大，作為珍貴的曆史文物予以儲存了。
1936年，正是日寇加緊對華北侵略的時候，它繼續向平津附近增兵，北平的學生“南下宣傳”，堅持救亡，“三·三一”事件遊行後，骨于分子又多遭速捕。正由于蔣幫特務大肆逮捕和屠殺愛國志士，是以愛國和賣國的陣線也就更加分明，國民黨信譽掃地，共産黨威望上升。紅軍長征已經勝利地到達陝北，全國抗日熱潮空前高漲。我黨有大量的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做，隻是白區黨的幹部太少了。
正在這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國土行将變色，我黨華北組織又屢遭嚴重破壞，對廣大群衆的抗日活動不能及時給以正确引導的嚴重時刻，1936年春，劉少奇同志肩負着黨中央的重托，作為中央代表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擔任了中共北方局書記。少奇同志一方面尖銳地指出了當時“左”傾冒險是黨的“主要危應”，“在黨内影響最久、最深，給黨的損失也最大；”另一方面又從組織上對北方局進行了整頓，安排了堅持黨正确方針的同志在北方局和北平市委擔任重要職務。少奇同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在白區除去儲存了黨的旗幟以外，其他的東西很少儲存下來，黨的組織是一般沒有儲存下來……”為了适應新形勢的需要，開展黨的工作，解決黨的幹部缺乏問題，少奇同志經過反複考慮，認為我黨被國民黨監禁在“北平軍人檢討分院”中的五六十名黨員，有許多是我黨堅強的骨幹，黨組織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手段”，營救他們出獄。北方局研究後即向黨中央寫了報告，經黨中央讨論，得到了準許。于是，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即便托人向獄中傳達了黨中央關于“要求猶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訓示。
獄中黨支部接到了外邊黨組織的第一封信，擔心是敵人搞的圈套，決定不予執行。過了一段時間，北方局又通過獄中看守班長牛保正給獄中支部送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動靜，現在再作如下訓示：
1、東北淪陷後，獄中的黨員多遭殺害。目前日寇又緊侵略華北，平津危在旦夕，你們的處境很危險。但是蔣介石國民黨仍然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賣國政策，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黨身上。然而我黨幹部不敷配置設定，白區幹部尤為缺乏，是以，你們必須争取早日出獄，來擔負黨組織配置設定的實際工作。
2、你們在獄中進行的鬥争是正确的，并且很有必要，應該充分肯定。但現在形勢變了，你們不應該隻局限在監獄的小圈子裡，而應當到抗日的大天地裡去發動群衆，以準備對敵進行更廣泛的鬥争。
3、你們反對敵人的“檢討政策”，做的很對，也從中經受了考驗，中央在政治上是信任你們的。但是我們現在尚無法迫使敵人無條件地釋放你們。你們隻有采取應付敵人的“政策手段”，履行“出獄手續”，才能出獄為黨工作。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措施。中央認為，你們可以，而且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們就要犯嚴重的政治錯誤。
4、對這次經黨組織營救而出獄為黨工作的黨員，中央在政治上群組織上完全負責。
其實，國民黨反動當局為了攏絡人心，分化瓦解我們，規定獄中刑期超過五分之一的政治犯，隻要是公開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反共啟事》，就可獲釋出獄。我們考慮，要想早日出獄，除去登報，别無良法。但是我們又考慮到違心的以《反共啟事》見報，就等于公開地放棄自己堅持并奮鬥了許多年的信念，這叛變之嫌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了。是以我們大家商量了一下，由楊獻珍用外文執筆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彙報了我們“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并說，黨組織如果堅持讓我們登報出獄，那我們提出三點要求：
1、登報有叛變之嫌，如果黨組織堅持讓我們這樣做，登報的責任則應由組織上來負責承擔。
2、我們出去後仍然是黨員，應立即按正式黨員安置工作，勿須另行立案審查。
3、我們這次是依令行事，組織上以後不能再向我們追究此事的責任。
最後報請北方局答複，并轉呈黨中央批示。
此件還是通過牛保正轉出。牛保正是看守班中士班長，無棣人，與我方許多上司同志有聯系，經常給我們監獄内外傳遞信件和物品，替獄中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實際上成了我獄中黨文部與外邊黨組織聯系的聯絡員。
我們的報告，牛保正又送到了北方局。并通過另外的通訊方法，我們又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進而充分證明了這些信件确實是黨中央的訓示。并還随信附來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議中主要内容的抄件，以證明這些訓示确實是北方局向黨中央建議後經中央準許的。這時，獄中黨支部根據中央訓示，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後，又秘密送出全體黨員讨論。讨論結果，我們52個黨員一緻同意服從組織的出獄決定。于是我們就登了報，内容大緻是：“我們從前沒有參加過共産黨而涉嫌入獄，我們以後也決不為他們辦事，更不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之類的話。（文革中，四人幫制造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純屬蓄意把水攪渾。其餘九人，情況各有不同，不屬于黨營救出獄的這一範圍）。
敵人見同時有這麼多人要求出獄，一時也難辨真假，不敢倉促準許。是以，一個月後還沒有消息。這時中央又一次訓示讓我們迅速出獄，并說：再不按中央訓示迅速出獄，就要按黨的紀律給予處分。
這樣一來，我們便加緊做工作，要求分批出獄。1936年9月上旬第一批獲釋的是薄一波、周仲英、董天知、韓鈞、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等九名同志。這裡還要另外多說一句，就是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久慕薄一波同志大才，今又聽說他已經脫離了共産黨，便派秘書來邀他去山西“共策保晉大業”。薄通過北方局向少奇同志請示，經準許後他就到山西去了。薄一波同志動身前，正是八月中秋節，他回到獄中來探望我們，送來了兩大籮月餅、梨果和糖塊等，并說他就要去山西，還表示歡迎我們出獄後也到山西去工作。實際上後來也确實有十幾名同志被組織派往山西，開展工作。
1936年9月22日，有趙林和我在内的第二批21名同志也出獄了。再往後則三三兩兩，陸陸續續，直到第九次上，我們52人才全部獲釋。大家出來時為了減小目标，首先分散活動、我們幾個起初住在祖家街中學附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在街上行走時為了安全，彼此不說話，象不相識的一樣。後來逐漸地便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并接受了黨的工作配置設定。中央讓我和王新坡等八名同志去中央黨校學習，地點是當時黨中央所在地陝西瓦窯堡，并還指定了帶隊人和具體行動的路線、方式、暗号和向導等等一應事項。可是，就在動身前不幾天，組織上（劉子久）又找我談話。他說我黨要在山東開辟工作，然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複榘，在山東實行保甲制，外省人進去有困難。組織上決定派我回山東家鄉來，将黨的工作寓于職業中。
他還說我既然是師範畢業，可先找個學校當教員，等站住腳後再進行活動。并說組織上随後将派人來和我聯系，暗号是來買羊，問羊的價錢怎麼樣，羊好買不好買。就這樣，組織上發了25元錢的路費，我就離開了北平。細想起來，那次回家是1936年10月中旬的事。
回家後，開始我在沾化縣大流傅國小當教員，後因宣傳抗日和西安事變的情況，引起校長極度不滿并予委婉警告。我回家後父親怕惹禍出亂子，便把我痛打了一頓。1937年1月我又在小桑鄉打磨王村教書。這時早已與黨組織（趙明新）接上了關系。“七·七”事變後，又因我在集市上公開宣傳鼓動抗日，是以國民黨縣黨部派人要抓我。我得信後便又匆匆地第三次離家，隐蔽在惠民縣龍桑寺鄉農學校裡。10月，趙明新和我組織武裝在流坡塢與鬼子接火後，撤過黃河轉移到魯西。後來我又參加過開辟泰西、沂蒙山根據地的工作。1943年夏天邢仁甫叛變後，我即被調回冀魯邊區……
1945年4月，正是抗戰勝利的前夜。我堂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北平軍人檢討分院”奉令出獄的52名黨員中，就有“七大”正式代表12名，候補代表2名。薄一波同志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到達延安後，向毛主席彙報了當時草岚子監獄的鬥争情況，毛主席說：你們這樣做是對的。把監獄變成了我們的黨校，學習了草命理論，武裝了自己頭腦，儲存、鍛煉和教育了一批同志，這就是勝利。最後還讓薄開了個名單。在會上，“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黨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也曾當衆說明過此事，他說：“這批同志政治上是沒問題的。黨組織營救他們出獄，是北方局的建議，經中央回電同意的，是以完全不影響他們的代表資格。”後來又送出黨七次代表大會一緻通過後，這便形成了黨對“出獄”一事的明确結論。
1950年，昔日被囚禁于草岚子監獄的部分同志在原監獄舊址合影。
四人幫康生一夥，一貫在黨内玩弄陷害伎倆，排除異己，在文革中又制造出了一個國際共運史上所罕見的“六十一人叛徒案”，加以陷害劉少奇同志。當時使得許多老同志被迫害緻死，許多清白群衆遭受監禁和迫害，許多無辜的子女受到株連……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時，才決定為“六十一人案”和劉少奇同志徹底平反。平反也是黨“實事求是”傳統的發揚。沉冤昭雪，正義伸張，全黨擁護。我和其他活過來的老同志一樣又獲得了新生。黨給我恢複了黨籍，又重新安置了工作。現在我正在愉快地歡度着幸福的晚年。
原注：本文由王東魁同志根據馮樂進同志口述的記錄整理而成。
資料來源：
《陽信文史資料》第三輯(1987年3月)，插圖源自“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網——“信仰鑄就鐵窗裡堅強的戰鬥堡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