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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博林|《哲學原理》之于當代科學史研究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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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原理》是笛卡爾哲學體系最綜合全面的呈現,是笛卡爾全部思想的總括,也被視作是笛卡爾哲學的最終定型。但書中大篇幅的實體讨論及其“過時”的世界圖景,使其一直以來既遠離了哲學研究的視野,也不受現代科學界的重視。不過,笛卡爾的世界圖景在現在看來雖然會被視作是“過時”的,但卻塑造了近代早期人們的世界觀、自然觀;笛卡爾的結論雖與現代實體解釋迥異,但諸多關鍵概念的和整體世界圖景的變革,卻拓寬了當時人了解世界的邊界與可能性;另外,相比于傳統的經院實體學,《哲學原理》開辟了一種新的治學風格,該風格與近代科學的崛起密切相關。由此觀之,笛卡爾的《哲學原理》實際構成具有根源意義的近代早期科學的重要樣本。清華大學的魯博林老師試圖從科學思想史的視角,重新挖掘該書的曆史意義。

魯博林|《哲學原理》之于當代科學史研究的新意義

哲學原理(全譯本)

[法]笛卡爾 著

張蔔天、魯博林 譯

ISBN:978-7-100-23535-8

⭐️首個中文全譯本⭐️

⭐️張蔔天、魯博林聯合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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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世紀科學到近代科學的“過渡”文本

《哲學原理》在觀念史視角的觀照下,恰恰是笛卡爾自然哲學的獨特性,賦予了它不可比拟的研究價值。由于《哲學原理》上承中世紀經院哲學,下啟科學革命,具有明顯的“過渡”時期的特征,由此使得現代人盡管在了解笛卡爾的方法論時毫無障礙,卻也容易誤解文本中殘存的舊術語。這展現在笛卡爾的許多實體學表述上。先以《哲學原理》中多次提及的“spiritus”為例。在笛卡爾的語境中,spiritus指的是一種物質,即“刺激性液體和揮發性鹽的微粒”,次之可指“酒精”,後者屬于前者的一種。同時,笛卡爾在《氣象學》中也提到了spiritus(法文: les esprits),國内學者将其譯為“烈酒”;《靈魂的激情》中也有les esprits animaux的說法,一般譯為“動物精氣”。但無論哪種說法,似乎都和現代人通常了解的“精神”大相迥異。這是因為,拉丁語境下的spiritus上承公元2世紀的蓋倫醫學中的“普紐瑪”(pneuma)概念,原指居于靈魂與身體、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中介性存在,中文學界也可譯為“精氣”或“元精”。是以在古典學術的背景下,spiritus原本就具有某種模糊的身心二進制屬性。但由于笛卡爾強烈的機械論傾向,spiritus的物質性被大大增強,進而和同樣具有揮發特質的蒸氣(vapores)和蒸散物(exhalationes)一道,成為其微粒理論體系的一部分。是以,對笛卡爾的spiritus概念的進一步研究,并不隻是對某種過時觀念的追溯或記錄,而很可能成為揭示17世紀物質與心靈關系了解的一個重要切口。

再譬如,為了從微粒論視角解釋各類實體現象,笛卡爾構拟了一個特殊概念:“溝槽微粒”(particulae striatae)。溝槽微粒是第一進制素的一種,介于近鄰的第二進制素小球之間,因具有三個溝槽而得名。借助于該概念,《哲學原理》建構出某種微粒機械模型,以對天界現象(如太陽黑子)和地界的土、水、火、氣等元素特性進行統一闡釋。笛卡爾的闡釋既基于純粹廣延的理性推定,也建立在常識或經驗性的類比之上。比如他指出,“溝槽微粒”在第二進制素孔道中的移動是單向的,因為孔道中形成的“枝杈”(ramulus)會阻止它們從另一頭傳回。這類假定往往具有強烈的幾何色彩,卻未必涉及具體的數學計算——或者說,它是幾何化而非定量化的。從中可以看出,對于主張“普遍數學”(mathesis universalis)的笛卡爾而言,數學的限度究竟在何處,或者說,對自然的認識在何種意義上是數學化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無疑構成我們了解笛卡爾及其同時代科學實踐的必要前提。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笛卡爾對“輕性”(levitas)、“天界小球”(globuli coelestes)、“水銀”(argentum vivum)、“銜鐵磁石”(magnes armatus)等概念的論述或解釋。每一概念的特定闡釋,都可能為研究近代早期科學打開不一樣的路徑。

二、科學革命前夜最後的自然哲學體系和宇宙圖景

在術語構築的細節網絡之外,《哲學原理》的整體宇宙圖景也值得引起當代科學史研究的重視。以前文提及的“時空觀”為例。由于牛頓力學在現代科學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絕對時空觀”在過去兩百年間作為科學觀念的基礎,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常識。但随着20世紀後相對論、量子力學、大爆炸理論等的相繼湧現,牛頓實體大廈遭到了革命性的傾覆,宇宙從無限重歸有界,而藏匿其後的絕對時空觀也面臨曆史性的重構:時間和空間果真不依賴于人的存在或觀測嗎?時空是無限延伸的嗎?在遍布引力場的宇宙中,存在絕對空無一物的虛空嗎? 作為對上述問題的回應,笛卡爾的充實宇宙與渦旋模型悄然重回當代科學思想研究的視野。當然,這并不意味着笛卡爾的實體學再次崛起——遠遠談不上。對現代人而言,笛卡爾實體學的真正意義,存在于了解世界的可能性、世界圖景的整體性及其在思想巨鍊裡扮演的角色之中。從亞裡士多德、柏拉圖,到笛卡爾、牛頓,偉人們的思想各自主導了不同時期對世界的科學闡釋。即便是“在位時間”略短的笛卡爾,亦統治學界長達一個多世紀,并擁有惠更斯、萊布尼茨等等偉大的後繼者。但“大廈”的一次次倒塌和重建,使我們愈加看清科學的人文屬性:究其根本, 對自然、宇宙或人本身的解釋都是“屬人的”,或如卡爾·波 普所言是“可錯的”或“可證僞的”。 是以,任何一種影響巨大的科學體系之意義,不僅在于是否被證僞或證明,也在于它在何種程度上拓寬了人類構想和闡釋世界的邊界與可能性——這種意義未必盡顯于當時,而可能在千百年後顯山露水。故而科學史家吉利斯皮(Charles C. Gillispie)曾如是評價:

“(笛卡爾和牛頓)都是第一流的天才,生就超常的了解力,都适合做知識王國的奠基者……其中一位野心勃勃地想立即找到萬物的本原,試圖通過清晰而基本的觀念來掌握第一原理,然後他可能就沒有更多事情可做,而隻能降低到自然現象的層面去追尋必然的因果聯系;另一位則更加小心謹慎或者說謙遜,他從掌握已知現象入手去尋求未知的原理,而且隻有在它們能被一連串因果關系産生出來時才肯承認。前者從他認為清楚無誤的東西出發去尋求現象的起因,而後者則從現象出發去尋找其背後的原因,無論它是清楚的還是模糊的。前者所主張的自明的原理,并不總能使其找到現象的真正原因,而現象也并不總能使後者獲得足夠明顯的原理。使這兩個人止步不前的各自探索道路上的邊界,并不是他們本人了解力的邊界,而是人類自身了解力的邊界。”

這段話揭示了笛卡爾實體學很少為今人察覺的另一優長,也是牛頓實體學所不及之處:笛卡爾對實體學之後(meta⁃physics,古希臘語原意為“後實體學”,今作“形而上學”)的學問,即萬物的本原或第一原理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清晰分明的觀念。尤其是在牛頓對自然現象之外的讨論望而卻步,甚至指控“廣延即物體”的無神論傾向之際,笛卡爾早已就上帝是否存在、主體為何、心物問題等一系列根本的“大問題”進行了成熟的思考和論證。這不僅奠定了笛卡爾在哲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更意味着他的實體學相比自我閹割後的現代科學,具有自然哲學意義上的融貫性。換句話說,笛卡爾的實體學是有“根”的。正是紮根于人類了解極限之根據,為并不習慣于過于窮根究底的現代人,提供了一幅令後者略感陌生的世界整體圖景。這個科學革命前夜最後的自然哲學體系,也擁有四分五裂的現代分科之學所匮乏的整全性。笛卡爾實體學和現代實體學的不同, 毋甯說是前現代和現代世界圖景的本質差異。對執着于操弄自然的現代思想而言,今人相對于笛卡爾的時代是進步了;但對始終不忘反思自然的哲學來說,我們卻喪失了最為重要的東西:人與世界的關聯。因之,重新回到《哲學原理》的自然解釋,對當代科學史的研究而言無疑是一次“尋根之旅”。相比于僅僅被哲學界抽離出的方法論或第一哲學,《哲學原理》中呈現的是一個更為整全、有血有肉的思想體系。誠如沃勒斯所言,笛卡爾的實體學構想“并不是在解釋世界本身,而是揭示我們不得不在其中定位自身的世界”。

三、現代科學中人的流離失所

相應的,笛卡爾在《哲學原理》中展現出激進的革命性之餘,也儲存了一些經院哲學中的舊概念, 譬如對“無分别”(indifferentia)與人的自由意志的關聯論述,以及借鑒“種相理論”對光和聲音的解釋,等等。這也合乎他作為中世紀哲學到近代哲學分水嶺的過渡性特征。但吊詭的是,現代科學中人的流離失所同樣肇始于笛卡爾——始于他的“心物二分”, 始于人本身的機械化,也始于心靈和上帝在實體世界中的退場。這在《哲學原理》中已可見出端倪。在書中描繪的實體宇宙萬象中,我們很難找到人的确切位置。盡管笛卡爾的知名論斷“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破除了懷疑論的迷霧,為主體性原則奠定了根基,但思想的進展卻在預想的道路外一路狂飙——根據笛卡爾的定義,“我”之所是“我”,是思 想的“我”,而思想是心靈的樣式,于是所謂“我”乃是“我的心靈”。但心靈不是物體,并不具有廣延,也不占據空間。換言之,我雖确定“我在”,但不知“我”何所在。這一問題也被與笛卡爾同時代的摩爾指出。他指責笛卡爾的心靈概念和上帝一樣,都有從世界中被驅逐出去的危險,因為“它們既不存在于某些地方(alicubi),也不處處存在(ubique),是以隻能無處存在(ibi)”。即便笛卡爾本人依然還在努力為非物質的心靈保留一席之地,譬如他關于“靈魂在腦中”的論斷,對松果腺作為身心中介的假定,以及在生前最後一部著作《靈魂的激情》中對似乎彼此不可通達的靈魂和身體加以調和的努力。但比之于他前半生大刀闊斧的革命,這一調和多少顯得綿軟無力。

從這一意義上講,笛卡爾的科學實踐和他建構的科學體系本身的影響,遠比當代人所認為的更加深遠。在他之後,唯物論乃至無神論借着笛卡爾哲學的東風,一躍成為啟蒙時代的新浪潮。随着科學與技術結合後的突飛猛進,現實需求進一步将科技推上神壇,“物質”世界愈加獨立且無限擴張,“心靈”則遭到輕忽而淪為玄想。而現代科學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實作了笛卡爾《哲學原理》中“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将上帝驅出物質世界,清晰分明地理性把握,以及更加徹底的數學化。但這一結果反過來,也構成胡塞爾所疾呼的“歐洲科學的危機”所在,同時還解釋了20世紀以後,海德格爾等人為何力圖重回栖居于大地的生活世 界,為後笛卡爾時代丢失的“我”(此在)尋找真正意義上存在之家。如此曲折回環的現代思想之旅,究其本源,盡可追溯到以不可懷疑的“我思”開辟鴻蒙的笛卡爾。這樣看來,無論是就科學思想史的觀念回溯,還是就世界圖景的整全與融貫而言,笛卡爾的《哲學原理》都具有根源性的意義,而這一意義顯然在很長時間内被低估了。 特别對于科學史的研究而言,《哲學原理》的學術價值遠非“過時”二字所可遮蔽。恰恰相反,它構成了現代人重新了解近代早期尤其是17世紀西方主流科學形态的最佳範本,也是我們反思現代科學所可追溯的最重要的曆史源頭之一。

四、結語

綜上所述,《哲學原理》的寫作源自笛卡爾在思想風格上與現代科學的親近,及其以清晰分明的原理把握世界的雄心,是以書中的自然哲學建構也成為笛卡爾實體體系的代表。笛卡爾旨在以此取代舊時代的亞裡士多德主義實體學。但該書自誕生始便遭遇宗教指控、當局封禁等等磨難,牛頓力學的全面崛起更是最終令其退出曆史舞台。是以在科學史叙述中,笛卡爾的實體學似乎近于玄想。但作者基于不同于經院哲學的新形而上學基礎,構造出了一套完備的哲學體系,正如“哲學之樹”的譬喻所言:從“原理”搭建的“根系”到各學科組成的“枝幹”,互相關聯,一應俱全。自思想史的角度觀之,笛卡爾《原理》最重要的科學史意 義不在于具體的運動定律或天文解釋,而在于一直被現代科學家诟病的對整全性的追求。 盡管因介于中世紀與現代之間而具有過渡特征,盡管與現代科學大相徑庭,但笛卡爾的自然哲學始終是自洽而融貫的理性建構。從中可以看到科學革命之前,人類構想和闡釋世界的可能性邊界,這也使得笛卡爾的實體體系本身成為了值得追溯的、具有根源意義的思想史“奇觀”。從這一角度而言,該書無論就研究還是譯介而言都有相當的潛力可供挖掘,值得國内科學史界的關注與跟進。而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也有望為了解現代科學打開一條不同尋常 的思想蹊徑。

【聲明:本文節選自魯博林:“科學史視角下的笛卡爾《哲學原理》新探”,載《科學文化評論》,2022年第06期,第91-109頁。為友善閱讀,注釋從略,具體小标題為編輯所加,引用請據原文。本文由魯博林授權轉發,權利為魯博林所有。】

魯博林|《哲學原理》之于當代科學史研究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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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下設哲社、文史、政法和經管四個編輯室及威科項目組,主要承擔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術著作的編輯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當代學術輯要》、“大師文集”等為代表的多種學術譯介和學術原創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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