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蘇關系，是鄧小平在外交領域繼調整與日本、美國關系後，做成的又一件大事。中蘇關系的改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不僅為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為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為維護國際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開啟中蘇關系正常化談判
鄧小平與蘇聯有着很深的淵源。早年，他曾在這個國度留學。1956年至1963年，他曾多次率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去莫斯科同蘇聯共産黨進行談判，并在長達10年的中蘇論戰中“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由于蘇聯對中國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争論變為國家争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緻使兩國關系惡化，後來基本上隔斷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蘇關系正常化之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共産黨調整了對内對外政策，緻力于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别是周邊環境，以利于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與此同時，蘇聯方面在内外交困下，也開始調整對外戰略，重新考慮與中國的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蘇開啟了關系正常化的談判。
中蘇會談是中國在照會中主動提出來的。1979年8月22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報《關于中蘇國家關系談判方案的請示》。8月25日，鄧小平作出批示：“以在政治局讨論為好。”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讨論對蘇談判方案，确定了我方談判的方針和政策。
鄧小平在指導中蘇關系正常化談判時，首先考慮并始終堅持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即不能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同蘇聯改善關系。1979年9月18日，他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指出：要消除中蘇關系的障礙，這是談判的前提。障礙是蘇聯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而不隻是中蘇邊界問題。蘇聯在中蘇邊界擺了100萬軍隊，這對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情況能夠繼續嗎？蘇聯必須減少中蘇邊境的軍隊，至少減到赫魯曉夫時代的數量。蘇聯在蒙古駐軍能夠繼續嗎？理所當然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要讓蘇聯把軍隊從蒙古撤出去。還有，中蘇雙方都不在對方的鄰國建立軍事基地。蘇聯應該放棄支援擴張和霸權主義。
1980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薩伊總統塞科，在談到中蘇兩國進行的謀求關系正常化的談判時再次指出：如果蘇聯要改善同我們的關系，就要把駐紮在中蘇邊界的軍隊數量減少到赫魯曉夫時代的水準。那個時候，在中蘇邊界隻有十幾個師。要消除改善中蘇關系的障礙，這是一個前提。
對于中蘇談判的長期性和複雜性，鄧小平有充分的估計。1979年9月25日，他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指出：中蘇談判要談起來看，也許是“馬拉松”式的談判。果不其然。談判剛開始不久，就在1979年12月底發生了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對于蘇聯的霸權主義行徑，中國予以強烈譴責，并果斷中止了與蘇聯關于國家關系的談判。
蘇聯入侵阿富汗
1980年4月20日，鄧小平會見穆恩率領的美國報界婦女俱樂部訪華團，在談到阿富汗問題時指出：在阿富汗問題上，我們的立場很清楚，我們堅決譴責蘇聯這個侵略行動。阿富汗是我們的近鄰，蘇聯侵略阿富汗的行動對世界構成威脅，當然也包括對中國構成威脅。我們譴責這個行動，支援世界上一切反對蘇聯侵略阿富汗的行動。同年10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法國總統德斯坦時又明确指出：我們廢除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後來進行了新的談判。阿富汗事件出來後，我們就中斷了這個談判，這是從全球戰略來考慮的。
對于何時恢複中蘇關系談判，鄧小平持慎重的态度。1980年4月11日，鄧小平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羅德裡克，在回答中國是否可能恢複因阿富汗問題而中斷的中蘇談判問題時說：這要看阿富汗形勢，也要看越南問題如何發展。中蘇談判不能隻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因為兩國關系惡化的因素不是孤立的。我們提出改善中蘇關系首先要消除障礙，所謂障礙就是指蘇聯駐紮在中蘇邊界的100萬軍隊和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駐軍，另外還包括越南支援蘇聯入侵阿富汗、搞印支聯邦、侵略高棉和寮國。
1981年2月1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外交戰略方針時明确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我們的口号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個格局不要變。對蘇聯貿易可以維持一定數額，邊界問題也可以有些接觸，但涉及恢複兩國關系的談判就要慎重。沒有出現新的大的情況（比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兩國關系的談判就不能恢複。這是一個大的姿态，否則就會損害我們的外交格局。
随着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以及大陸對外政策的戰略調整，鄧小平逐漸提出了消除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問題，作為改善中蘇關系的原則和條件。
1982年3月24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蘇聯烏茲别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幹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明确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系。講話同時對中國的政策作了不少攻擊。
這篇講話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他随即打電話給外交部，訓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3月24日講話作出反應。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羅馬尼亞共産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時表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的講話，除對他罵我們的話表示拒絕外，對其他的話我們表示注意到了。我們的立場在外交部發言人的談話裡都講了。我們重視實際行動。
鄧小平同時請齊奧塞斯庫見到勃列日涅夫時帶話：叫他先做一兩件事看看，從高棉、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從中蘇邊界或蒙古撤出他的軍隊也可以。先從一兩件事做起。沒有這樣的行動，我們不贊成，世界上的人都不會贊成。
4月27日，他在平壤同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舉行會談時，表達了對中蘇關系的看法。鄧小平指出：中蘇關系應該說總有一天要有所改善，但要恢複正常化，看來現在也不具備條件。所謂條件就是蘇聯在阿富汗問題、高棉問題、中蘇邊界駐軍與蒙古駐軍問題上要有實際行動。
1982年七八月間，鄧小平和李先念、陳雲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負責人開會，研究中蘇關系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提出我們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資訊，争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但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要主動解決“三大障礙”，消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在談到傳遞資訊的方式時，鄧小平指出：可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名義前往莫斯科，并同時前往波蘭華沙。8月10日，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于洪亮赴莫斯科，向蘇聯副外長傳遞了中方建議雙方共同努力改善中蘇關系的資訊。20日，蘇聯作出正式答複，表示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别上同中方讨論蘇中雙邊關系問題，以便消除關系正常化的障礙。随後，鄧小平在住地聽取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和于洪亮彙報，并決定同意重開中蘇談判。
10月，中蘇兩國副外長級特使第一輪磋商在北京舉行，改善中蘇關系的程序正式啟動。
二、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程序
鄧小平一直關注着中蘇談判的進展以及蘇聯上司人在雙方關系正常化問題上的态度。1983年8月27日，他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遜一行時說：昨天安德羅波夫發表了一個對外政策的講話，講話的末尾說，中蘇關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國。這就把改善中蘇關系的話統統推倒了。我們提出，要改善中蘇關系，必須消除三大障礙。它侵略阿富汗，支援越南入侵高棉，在中蘇邊境擺了100萬軍隊和1/3的飛彈，還在蒙古駐軍，這些都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這是第三國嗎？是以通篇講話中，僅這一句就拒絕了中蘇談判的基礎。中蘇關系的前景，我還看不出來。同年9月24日，鄧小平在同金日成會談時說：最近安德羅波夫的講話有變化，過去講兩國改善關系不要涉及第三國，現在講不要損害第三國的利益。解決中蘇關系問題，畢竟還有三個障礙，談判還是要繼續下去。
在指導和關注中蘇談判進展的同時，鄧小平持續向國際社會釋放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願意同蘇聯打破僵局、增加接觸的信号，以利于争取國際社會的了解和支援。1982年9月18日，他在同金日成談到中蘇關系時說：在我看來，中蘇談判将是長期的。當然，我們還是願意同蘇聯保持接觸的。召開十二大之前，我們已答複了蘇聯，同意把兩國之間的接觸升格到副外長級。這是一個松動，當然一談到實質性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
10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中蘇關系要改善，要正常化，首先是要消除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障礙，消除對中國的威脅。但中蘇對話還要繼續下去，不能設想兩個國家永遠這麼僵持下去。12月15日，他在會見土耳其總統埃夫倫時進一步指出：我們同蘇聯既然是鄰國，争取改善彼此的關系這件事還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則。12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更加明确地說，關于中蘇關系，我們非常贊成打破僵局，增加接觸，我們也在努力增加接觸。僵持總不是辦法。
鑒于政治談判進展緩慢，鄧小平同意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與蘇聯在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增加接觸，以利于推動中蘇關系的發展。1984年2月22日，他在會見布熱津斯基率領的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指出：隻要蘇聯不在消除三個障礙上邁出一步，中蘇關系不可能有戲劇性的變化。但既然是鄰國，可以在其他領域改善和發展一些關系。這對于穩定國際局勢有益處。3月14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對蘇聯，政治上堅持消除三大障礙，不松口，經濟上可以解凍，多做些生意。
1984年5月，鄧小平會見斯裡蘭卡總統賈亞瓦德納
5月23日，他在會見斯裡蘭卡總統賈亞瓦德納時指出：我們同蘇聯的關系差不多中斷了十多年，但我們還是要同它改善和發展關系。中蘇之間的貿易近年有發展，今後還會有發展。其他方面，如文化、體育交流都會有增加。盡管如此，兩國關系正常化還是要消除三大障礙。10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竹入義勝為團長的日本公明黨代表團時進一步指出：我們提出中蘇關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礙，即使一時不能解決，在其他的領域，包括經濟、文化等領域也可以加強和發展我們之間的交往。
在鄧小平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蘇在貿易、文化交往等領域的關系有所改善。對此，鄧小平予以肯定。1983年4月29日，他在會見南布迪裡巴德率領的印度共産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時說：我們現在同蘇聯的接觸，已提高到外長級的會見。但現在還是國家之間的接觸，而不是黨的關系。這不是說，黨與黨不可以接觸，但首先要解決國家關系，為此要消除國家關系正常化的障礙。這些障礙不是小事。當然在這段時間内，中蘇之間的交往增加了，貿易增長了。
1985年7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參議院議長木村睦男時指出：我們現在在貿易、文化交往這些領域同蘇聯的關系有改善，政治領域的正常化還看不到迹象，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有某種改善的迹象。同年8月1日，他在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十三次訪華團時指出：中蘇之間現在在經濟、貿易關系方面有發展，人員交流方面有發展，而政治關系仍同過去的情況一樣。至于黨的關系，還提不上日程。
鄧小平在推動與蘇聯改善關系的程序中，一直強調要掌握節奏，把握好分寸。1982年10月1日，他在審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關于拟應邀派代表團參加蘇中友協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動的請示》報告時作出批示：“談判還未開始，目前不宜派代表團，可由大使參加。”同年12月19日，鄧小平在審閱對外經濟貿易部、外交部《關于中蘇科技合作與交流項目的請示》報告時作出批示：“與蘇聯科技交流，不要一哄而上，先做一二件事，切不可多。饑不擇食的精神狀态必須避免。”
從1982年10月開始的中蘇兩國副外長級特使磋商，由于在讨論消除妨礙兩國關系的障礙問題上分歧較大，談談停停，兩年過去了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後，對改善中蘇關系表現出積極姿态。鄧小平也一直在努力尋找使中蘇關系正常化談判走出僵局的辦法。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決定利用羅馬尼亞共産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訪華的機會，請他給戈爾巴喬夫捎口信。
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齊奧塞斯庫時說：請你給戈爾巴喬夫帶個口信，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越南從高棉撤軍，而且能夠辦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願意跟戈爾巴喬夫會見。我出訪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了，同志們也不讓我出國了，但是如果同蘇聯能夠達成這樣一個諒解，我可以破一次例。為了這樣一件好事，我願意去。你向他轉達後，我們等候答複。
鄧小平在請齊奧塞斯庫捎帶的口信中，明白無誤地宣布，解決中蘇關系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高棉撤軍這件事情上做起。這一點鄧小平之前已多次提到。
1985年4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比利時首相馬爾騰斯前，回答了比利時記者提出的關于中蘇關系的問題。比利時記者問道：到目前為止，阻礙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個問題中，你認為哪一個最難解決？換句話說，對你們來說在哪個問題上你們最堅持？鄧小平說，這三個問題同等重要。中蘇關系要真正實作正常化，必須逐漸消除這三個障礙，因為它們構成了對中國的威脅。如果說，同時消除這三個障礙在蘇聯方面有困難，我們認為可以逐漸來消除，可以先從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做起。看來，對蘇聯來講，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從高棉撤軍。這樣做對蘇聯沒有任何損害，蘇聯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關系。如果蘇聯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從這件事情做起。
次日，他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談到中蘇關系時又說：中蘇關系正常化，我們堅持消除三個障礙。三個障礙一下子消除很難，但是總應走出第一步。三個障礙消除都很重要。蘇聯人比較容易做而無任何損失的是，讓越南人從高棉撤出去。蘇聯整個戰略态勢對我們威脅很大。堅持消除三大障礙，就是要解除對我們的威脅。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時進一步指出：如果蘇聯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上走出一步，它對和平就作出了貢獻。不管走的是哪一步，邊界撤軍問題、高棉問題或阿富汗問題，對世界來說都沒有 害處。
1985年10月，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
1985年10月22日，齊奧塞斯庫在保加利亞開會期間向戈爾巴喬夫轉達了鄧小平的口信。戈爾巴喬夫當即表示要予以認真考慮。11月下旬，戈爾巴喬夫主動會見通路東歐回國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戈爾巴喬夫在談話中強調兩國關系應該完全正常化，恢複和建立一種積極的關系，同時還提出了兩國最進階會晤的具體建議，作為對鄧小平口信的答複。戈爾巴喬夫在答複中避而不談促使越南從高棉撤軍問題，舉行中蘇兩國最進階會晤顯然是不現實的。中蘇關系仍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表示蘇聯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系。戈爾巴喬夫在講話中提出：蘇聯準備在任何時候任何級别上同中國最認真地讨論關于創造睦鄰氣氛的補充措施，希望在不久的将來蘇中邊界能成為和平與友好的地區；蘇聯願以黑龍江主航道為界劃分蘇中邊界的正式走向；蘇聯正同蒙古上司人一起研究關于相當大一部分蘇軍撤出蒙古的問題；1989年底以前，蘇聯将從阿富汗撤回六個團；了解和尊重中國的現代化目标。
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華萊士的電視采訪時，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予以回應。他指出：“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有點新東西，是以我們對他的新的帶積極性的東西表示了謹慎的歡迎。但戈爾巴喬夫講話也表明，他的步子邁得并不大。”
在回答是否願意同戈爾巴喬夫進行最高會晤時，鄧小平說：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高棉和從高棉撤軍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面。越南入侵高棉問題是中蘇關系的主要障礙。越南在高棉駐軍也是中蘇關系實際上處于熱點的問題。隻要這個問題消除了，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 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面。
1986年9月，鄧小平接受美國電視記者華萊士的采訪
戈爾巴喬夫雖然在海參崴講話中“有點新東西”，但并未觸及越南入侵高棉問題，中蘇關系正常化仍是步履維艱。1987年3月3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回答是否計劃通路莫斯科時說：通路的條件就是解決高棉問題。如果我真的去莫斯科，那是好事，說明高棉問題解決了。看來希望不大。再過兩三年我也走不動了。11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土井多賀子率領的日本社會黨第三次訪華代表團時說：我出國通路的任務早已完成了，不準備再出國了。但我答應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兩年前我曾捎信給戈爾巴喬夫，如果他使越南從高棉撤軍，高棉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和平的國家，我可以到蘇聯任何一個地方同他會面，這件事還能辦得到。如果在兩年内我身體還可以，就還能實作這個諾言。談話再次表達了鄧小平對促進中蘇關系正常化的真誠願望。
對鄧小平的這一表态，戈爾巴喬夫在11月27日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蘇聯上司注意到了鄧小平在與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土井多賀子的談話中所表達的關于他準備與蘇共中央總書記會見的願望。這樣的會見也是符合我們願望的，會見可以在莫斯科、北京或其他任何友善的地方舉行，但反對有任何先決條件。
針對戈爾巴喬夫11月27日與卡翁達的談話，12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櫻内義雄時強調，同蘇聯上司人會晤是有先決條件的。鄧小平指出：我上次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土井多賀子時隻是重申了我過去說過的話，如果蘇聯讓越南從高棉撤軍，我願意到莫斯科或者蘇聯其他地方同戈爾巴喬夫會晤。但實際上戈爾巴喬夫拒絕了，雖然他說願意同我會晤，甚至說願意到中國來，但是反對有任何先決條件。我的說法是有先決條件，就是蘇聯讓越南從高棉撤軍。
1987年3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
此後的一段時間裡，為推動蘇聯在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的基礎上向前邁進，中國方面抓住時機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蘇聯方面也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在消除影響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問題上作出了切實努力，中蘇關系出現新的轉機。到1988年底，中蘇進階會晤的條件已基本成熟。這年10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羅馬尼亞共産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時說：三年前托你帶的口信看來有成果，中蘇明年能夠實作高層會晤。
三、實作中蘇關系正常化
為給中蘇首腦會晤做準備，1988年底和1989年初，兩國外長進行了互訪。
1989年2月4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蘇聯外交部部長謝瓦爾德納澤，接受他轉交的戈爾巴喬夫的來信。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中蘇兩國上司人的任務是結束過去，開辟未來。這個任務相當繁重，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太多，牽扯面太廣，而且都不是小問題。為了開辟未來，也需要了解過去。不過有個限度，隻是了解，不予糾纏，重點在于開辟未來。中蘇兩國關系的發展有過曲折，并且中斷了二十幾年。中蘇兩國外長的互訪，意味着已經開始了兩國關系正常化的程序。當然，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正式開始，還是中蘇進階會晤，也就是我同戈爾巴喬夫的會晤。中蘇關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礙，首先要解決高棉問題，越南要真正從高棉全部撤軍。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時，鄧小平指出：就我個人而言，希望中國能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應有貢獻。隻有創造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我們才能發展自己，擺脫落後。為此，我們必須改變同一些重要國家的關系。我們同美國在“廢約、撤軍、斷交”三原則的基礎上實作了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們同日本恢複了兩國邦交，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我們與英國發表了聯合聲明，按“一國兩制”的原則解決了香港問題。現在剩下的重大問題就是中蘇關系問題，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個問題的解決。會見結束時，鄧小平應客人要求在俄文版的《鄧小平文選》上簽名留念。同日，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和謝瓦爾德納澤分别舉行記者招待會。田曾佩說，消除中蘇關系的三大障礙已獲得實質性進展。謝瓦爾德納澤宣布：戈爾巴喬夫将于5月通路中國。
對于即将開始的中蘇關系正常化，鄧小平予以高度評價。1989年2月26日，他會見在中國通路的美國總統布什時指出：同美國和蘇聯改善關系一樣，中國也在改善同蘇聯的關系。這對維護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這是從1959年以後的30年來中蘇兩國最高上司人之間的首次會晤，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鄧小平握着戈爾巴喬夫的手說：“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系能夠得到改善。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系從此實作正常化。”戈爾巴喬夫表示同意。随即，鄧小平提出，我們也宣布兩黨關系實作正常化。兩位上司人再度握手。為了中蘇關系的改善，鄧小平進行了多年的努力。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會談開始後，鄧小平提到了給戈爾巴喬夫帶信。他說：長期以來，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是非常嚴峻的，冷戰和對抗的局面一直沒有得到緩和。總的局勢是軍備競賽，水漲船高。但是三年前我們已看到，美蘇軍備競賽可能有一個轉折，有一個解決的途徑，美蘇有可能由對抗轉向對話。這就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中蘇關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這樣的動機，才給你帶信，時間過了三年多，我們才見面了。
鄧小平明确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結束一下過去，就可以不談過去了，重點放在開辟未來的事情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關鍵是要平等。
會談中，鄧小平鄭重地闡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曆史上中國在列強的壓迫下遭受損害的情況；一個是近30年間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關于第一個問題，鄧小平指出，曆史上中國在列強的壓迫下遭受過損害。從中國得利最大的，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沙俄，在一定時期一定問題上也包括蘇聯。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中國土地，超過150萬平方公裡。十月革命後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劃分勢力範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
關于第二個問題，鄧小平指出：“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飛彈不斷增加，相當于蘇聯全部飛彈的1/3，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100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1963年我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破裂。應該說，從60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态争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講到這兒，鄧小平說，曆史賬講了，這些問題一風吹，過去就結束了，這也是這次會晤取得的一個成果。在今後發展交往方面，我有一個重要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
在談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時，鄧小平提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問題。他指出，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了解問題。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争論。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産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甯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50年、100年所産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甯主義。
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别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隻能導緻落後，甚至失敗。
這次中蘇進階會晤，标志着中蘇兩國關系實作了正常化，中蘇兩黨關系也随之正常化。中蘇兩國關系在經曆了30年的長期隔閡後，通過這一次曆史性會晤，結束過去，開辟未來，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鄧小平為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作出了曆史性貢獻。
來源：《百年潮》2024年第4期
作者：張金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當代中國政治與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胡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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