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牧場漁業碳彙研究進展

作者：李嬌 李夢迪 公丕海 關長濤

摘要:海洋通過“溶解度泵”和“生物泵”完成碳彙過程，且具有碳固存容量大、儲存時間長的顯著優勢，可有效緩解CO2排放産生的溫室效應，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漁業是人類利用海洋的基礎生産活動，對近海碳循環過程具有重要的影響，漁業碳彙是海洋碳彙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海洋牧場作為一種以水域栖息地修複、水生生物資源養護為主旨的新型漁業模式，通過增殖水生生物資源量，提升生物固碳量，實作漁業對海洋碳彙的擴增。本文針對大陸對海洋牧場的界定，梳理了國内外對海洋牧場關鍵碳彙因子固碳機理及其過程和潛能等方面的研究現狀，淺析了海草床、牡蛎礁等典型海洋牧場生态系統在近海碳彙擴增中的重要作用。建議在海洋牧場固碳機理與碳循環過程、海洋牧場碳彙擴增技術和海洋牧場碳彙計量方法等方面開展重點研究，以期為漁業綠色發展，擴增海洋碳彙和服務“雙碳”戰略提供科學參考。

由于自然環境演變和人類活動的影響，以CO2為主的溫室氣體濃度逐年增加，全球正處于氣候變暖的大趨勢中(Olufemi et al,2014;Princiotta,2009)，由此産生的極端天氣、自然災害、疫病等破壞地球生态，甚至威脅人類健康(Patt,2014;Shuman,2011)。目前，溫室效應的解決措施有2種，一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減排)；二是吸收并儲存大氣中的CO2(增彙)。減排将大幅度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而增彙既能減緩氣候變暖，又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甚至可以通過碳交易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Van et al,2010;Chen et al,2009;Chen et al,2007)。IPCC (2007)将碳彙定義為從大氣中清除溫室氣體、氣溶膠或溫室氣體前體的任何過程、活動或機制。聯合國2009年釋出的《藍碳報告》明确了海洋碳彙的作用，即“世界由生物的光合作用捕獲的碳中，超過一半(55%)是由海洋生物(包括細菌、浮遊生物、海草、鹽沼和紅樹林)捕獲的(Cheryi et al,2016;Nellemann et al,2009)，且海洋生物捕獲碳的儲存時間可長達數千年”。盡管海洋中植物生境的覆寫面積不到海床的0.5%，其生物量是陸地植物生物量的0.05%，但每年循環的碳量與陸地上幾乎相同(Bouillon et al,2008;Houghton,2007)。由此可以看出，碳固存容量大、儲存時間長是海洋碳彙的顯著優勢。

海洋固碳量和碳埋藏能力受多重因素的互動作用，其中，人類漁業活動對近海生态系統碳循環和碳收支具有重要的影響，漁業在海洋碳彙中的作用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碳彙漁業的概念應運而生。作為海洋碳彙的重要組成部分，漁業碳彙被界定為水體中“可移出的碳”和“可産業化的藍碳”，通過漁業生産進一步增強水域生态系統的碳彙作用(唐啟升等,2016)。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統是實作“藍碳”的必要條件，是以，建立在生态保護基礎上的漁業方式才能發揮碳彙功能。海洋牧場作為一種資源養護、環境友好型漁業方式，首要環節是修複生态環境、保護海洋生境，在此基礎上開展生物資源增殖，并且海洋牧場内水生生物以天然餌料為食，無需人工投餌，是碳彙漁業的典型代表，是保障漁業水域生态系統持續發揮碳彙效應的有效模式。目前，對于海洋牧場擴增海洋碳彙的研究比較少。為此，本文綜述了國内外關于海洋牧場碳彙的研究成果，概述了海洋牧場的碳彙過程及固碳機理，以期為擴增海洋碳彙，服務“雙碳”戰略提供科學參考。

1 海洋牧場碳彙基礎

1.1 漁業碳彙

唐啟升(2011)首次提出碳彙漁業，将其定義為通過漁業生産活動促進水生生物吸收水體中的CO2，并通過收獲把這些已經轉化為生物産品的碳移出水體的過程或機制。藻類的光合作用、貝類的濾食行為，魚類、甲殼類等生長所固定的碳直接或間接促進大氣中CO2向水體中傳輸，降低了大氣中CO2的濃度，并通過水産品的采捕完成“碳移出”。碳彙漁業不僅推動漁業的綠色高品質發展，更是“可産業化的藍碳”(唐啟升等，2016)。根據碳彙漁業的定義，不需投餌的漁業生産活動都能形成生物碳彙，如藻類養殖、貝類底播、海洋牧場、增殖放流以及捕撈漁業等。

1.2 海洋牧場

國際《海洋科學百科全書》中界定，海洋牧場通常是指資源增殖，主要操作方式包括人工魚礁和增殖放流(Salvanes,2016;Seaman et al,2016)，即通過保護和修複栖息地，人為投放水生生物，實作生态環境的修複和漁業資源的養護增殖。大陸将海洋牧場定義為基于海洋生态系統原理，在特定海域通過人工魚礁、增殖放流等措施，建構或修複海洋生物繁殖、生長、索餌或避敵所需的場所，增殖養護漁業資源，改善海域生态環境，實作漁業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漁業模式(農業農村部,2017)。海洋牧場作為一種新型的漁業生産模式，利用人工魚礁、海藻場、海草床等修複水生栖息地，營造适宜生境，通過底播、放流等措施補充水生生物資源，是碳彙漁業的典型模式之一，對擴增海洋碳彙具有重要作用。

2 海洋牧場碳彙機理

海洋牧場通過投放人工礁體等工程設施，或修複牡蛎礁、海草床等天然生境為水生生物營造栖息場所，并通過增殖放流補充生物資源，形成近海典型受人為調控的開放式漁業生态系統。海洋牧場基礎設施可以改變周圍的非生物環境，進而引起生物環境的變化，人工魚礁等工程設施的流場效應可改變周圍的流體流态，産生的上升流将底層營養元素輸送到中上層水體，促進浮遊植物的生長，豐富海洋牧場生物餌料，進而發揮餌料誘集并吸引更多的海洋生物在牧場區聚集，提高海區生物多樣性和生物量(Reeds et al,2018;Koike et al,2016;公丕海等,2014)。海洋牧場及毗鄰海域理化環境的改善可增加初級生産力，進而提升光合作用對CO2轉化量，礁體上附着的濾食性貝類在一定時間内發揮碳封存的作用(Hu et al,2021;嚴立文等,2011;Tang et al,2011)，人工魚礁的投放顯著提高海洋牧場及輻射海域的漁業資源生物量和密度(Fang et al,2013;陳應華,2009)。李純厚等(2011)對大亞灣海洋牧場增殖效果的研究發現，海洋牧場建成後，魚類、蝦蟹類、海參(Stichopus japonicus)等生物量均有所提高；馬歡等(2017)估算出柘林灣海洋牧場海洋生物的固碳量約為6.728×104t。一方面，水生生物生長過程是“生物碳”聚集的過程，并且海洋牧場建設對海區生物資源有顯著地改善作用，進而提升海洋牧場海域生物體固碳量；另一方面，海洋牧場具有的多元生境進一步擴充了海區利用空間，形成穩定的生物群落，提高碳在食物鍊各營養級間的傳輸效率，且海洋牧場内不進行任何人工餌料的投入，所有異養生物以天然餌料為食，并通過采捕部分經濟海産品實作碳移出。

2.1 浮遊植物固碳

浮遊植物僅占地球生物圈初級生産者生物量的0.2%，卻提供了地球近50%的初級生産量(孫軍,2011)，作為海洋食物網的基礎環節影響着生态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其光合作用對CO2的轉化在全球碳循環中發揮至關重要作用。2019年5月檢測到大氣中CO2濃度已超過0.0415%，創造了過去300萬年以來的曆史記錄(郭英楠,2019)，而在此之前，陳泮勤(2004)研究表明，在沒有光合作用的情況下，大氣中CO2濃度應為0.100%；若浮遊植物生物泵過程發揮最大效率，則大氣中CO2濃度降至0.011%(宋金明等,2008)。全球海洋浮遊植物的年固碳量約為36.8×109t (Lalli et al,1997)，其中，中國黃、渤海和東海的浮遊植物固碳量約為2.22×109t/yr (鄭國俠等,2006;宋金明等,2008)，約占全球海洋浮遊植物固碳量的6.03%。浮遊植物能通過光合作用直接利用CO2(Dewar et al,2006)，一方面，減少了海水中的CO2分壓，增加海洋-空氣界面的分壓差，直接驅動大氣中的CO2進入海水中；另一方面，這些有機碳通過食物鍊逐級轉移到大型動物，并通過浮遊動物的垂直遷移和大量非生命顆粒有機碳的沉降形成有機物由表層向深層轉移的生物泵過程(Pouloton et al,2006;沈國英,2002)。

張雪等(2018)、李純厚等(2011)和張碩等(2006)研究表明，海洋牧場内人工魚礁的建設對浮遊植物的種類和生物量組成有顯著的正向效應。海州灣人工魚礁區浮遊植物群落組成與對照區的相似度由投礁前的0.963下降到投礁180 d後的0.863和210 d後的0.685 (章守宇等,2006)，人工魚礁投放後與周圍水流互相作用，在迎流面産生一定規模的上升流，造成表層沉積物再懸浮和上下層水體間營養要素的交換(Li et al,2017;李嬌等,2014)，促進了浮遊植物的生長，提高了海域的初級生産力水準。象山港人工魚礁區未建設前，浮遊植物的豐度、多樣性均低于對照區，建設後調查發現，人工魚礁區浮遊植物豐度、多樣性率高于對照區，表明人工魚礁建設對浮遊植物生長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陳海峰等,2013)。李純厚等(2011)對大亞灣人工魚礁型海洋牧場投礁前後季節平均葉綠素a濃度的空間分布對比發現，投礁後每個季節的葉綠素a含量相對于投礁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增加範圍分布在0～0.5 mg/m2，且投礁後在人工魚礁區出現了一個高葉綠素a含量區域，以葉綠素a含量的資料為計算基礎，估算出大亞灣海洋牧場人工魚礁投放後，礁區浮遊植物光合作用固碳量提高了937.40 kg C，相當于3.44 t的CO2。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海洋牧場内人工魚礁的建設對增加浮遊植物的碳彙功能具有顯著作用。

2.2 海草床固碳機制

海草床是海洋牧場典型生境之一。目前，在山東榮成天鵝湖海域、河北唐山祥雲灣海域已建成多個以海草床為主要生境類型的海洋牧場示範區，并實作海草的規模化增殖。海草床不僅為其他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保護近海生态環境，其自身更具有強大的固碳功能，在全球氣候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全球海草的分布面積不足海洋總面積的0.2%，碳埋藏量卻占到了海洋總量的10%以上(Duarte et al,2013)，碳固定速率達到83 g C/(m2·yr)，約為熱帶雨林的21倍(Duarte et al,2005)，全球海草床沉積物有機碳的儲量在9.8～19.8 Pg C，相當于全球紅樹林與潮間帶鹽沼植物沉積物碳儲量總和(Fourqurean et al,2012)。海草床生态系統高效的碳彙能力展現在3個方面，首先，海草床自身的高生産力。大陸桑溝灣大葉藻(Zostera marina)初級生産力的固碳率約為543.5 g C/(m2·yr)(高亞平等,2013);Duarte等(1999)對30種海草的生産力分析顯示，海草床地上部分初級生産力約為0.003～15 g DW/(m2·d)，高于生物圈其他大部分類型的生态系統。對英國西南海岸13個海草床樣本統計結果發現，被調查海草床頂部100 cm的碳總存量為66 337 t，相當于10 512個英國人每年的CO2排放量(Green et al,2018)；其次，海草床具有強大的懸浮物捕捉能力，海草床生态系統所在海域中的懸浮顆粒物富含有機碳，海草草冠可在1 h内捕獲73%的懸浮顆粒物，其顆粒物的沉降速率是無海草區的4倍(Agawin et al,2002)，沉降到海底的有機物受到海草根系的固定不易再懸浮(Hendriks et al,2008)，促進顆粒有機物的埋藏。據測算，西班牙東北海域的海草床沉積物淨碳積累達182 g C/(m2·yr)(Gacia et al,2002)；美國佛吉尼亞海岸1700 hm2海草床經過10年恢複後，碳沉積速率為36.68 g C(/m2·yr)(Greiner et al,2013)；地中海Posidonia oceanica海草床沉積層以每年平均0.175 cm的厚度增加，且經曆了千年後，埋藏在沉積物中的有機物形态沒有明顯的變化(Mateo et al,1997)，是以，海草床沉積物的低分解速率是其碳彙效應的第3個關鍵因素。

2.3 牡蛎礁固碳機制

牡蛎礁是由大量牡蛎固着生長于硬底物表面所形成的一種生物礁系統(Coen et al,2007)。是大陸海洋牧場典型生境之一，在萊州灣、渤海灣近海和長江口海洋牧場内，牡蛎(Ostrea gigas)是礁體附着生物優勢種，在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碳循環中發揮着重要的調節作用。牡蛎通過2種方式直接固定碳元素，1種方式是利用鈣化作用将水中的HCO3‒轉化為Ca CO3殼體，進而固定大量的C，其反應式為Ca2++2HCO3‒=Ca CO3+CO2+H2O。牡蛎的固着生活方式和鈣化作用将封存在牡蛎殼内的無機碳(Ca CO3)以基質的形式長期固定在海底，殼體可以在自然狀态下存在幾千年(沈新強等,2011)。為進一步擴增海洋牧場的固碳潛能，史佰佰等(2019)、Marie等(2014)和李嬌等(2013)利用天然牡蛎殼為材料開展牡蛎礁的修複和人工魚礁的制作，拓展廢棄物資源再利用途徑的同時提升海洋牧場基礎設施自身的碳封存。牡蛎的另1種碳固定方式是通過濾食海水中的顆粒有機碳(POC)促進個體軟組織的生長，對濾食性貝類碳收支研究發現，貝類被攝取的有機碳大部分作為生長碳而成為身體組織的成分(柴雪良等,2006)。沈新強等(2011)基于長江口人工牡蛎礁的恢複情況，計算出2010年長江口牡蛎礁總固碳量為19.98×104t。公丕海等(2014)估算出萊州灣金城海域64.25 hm2海洋牧場内人工魚礁附着牡蛎的總固碳量約為297.5 t C。崔晨(2020)對祥雲灣海洋牧場人工魚礁礁體附着生物進行固碳量估算，人工魚礁投放後主要附着生物牡蛎的固碳量為158.5 t。

牡蛎通過生長完成直接固碳的同時，利用生理過程的生物泵功能加速了有機碳的沉降和埋藏，通過攝食活動将水體中較小的顆粒物轉變成體積較大的糞便顆粒，進而能不斷地把水中懸浮顆粒有機物以糞便形式輸入到水底底層，加快顆粒有機物的沉積過程。也把部分有機或無機碳封存于沉積物中(Fodrie et al,2017;張志南等,2000;Hatcher et al,1994)，間接起到生物碳彙的作用。同時，牡蛎在生長和繁殖過程中大量固着，不斷堆積而形成牡蛎礁栖息地，為其他水生生物提供适宜生境(Breitburg et al,2000)；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沿岸牡蛎礁恢複水域内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的生物量比泥底水域多212%(Humphries et al,2015);Peterson等(2003)對美國東南部恢複中的牡蛎礁進行估算，10 m2礁區内每年魚類和大型甲殼類動物的産量約增加2.6 kg。牡蛎礁生态系統中的生物資源得到改善，資源量的增加進一步提高了水生生物體固碳。

魚類是海洋牧場的典型增殖生物，人工魚礁建設對戀礁性魚類具有良好的誘集和養護效果，焦金菊等(2011)對西港小石島、威海尋山、牟平養馬島和日照前三島的人工魚礁區和對照區調查發現，魚礁區魚類種類是對照區的1.8倍，平均數量是對照區的3.5倍，海洋牧場内魚類資源數量顯著高于對照區。陳勇等(2014)對獐子島深水魚礁區的魚類資源狀況進行調查發現，魚礁區主要經濟魚類為許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大泷六線魚(Hexagrammos otakii)等，魚礁區定置網捕獲大泷六線魚尾均體重為非魚礁區的9.36倍。張虎等(2005)對海州灣人工魚礁生物資源調查發現，人工魚礁投放後生物多樣性和均勻度都有所增加，魚礁區CPUE比投礁前增加1倍。魚類資源量的增加對海洋碳循環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是因為海洋硬骨魚類的體液滲透壓低于海水滲透壓，是以，為了避免鹽離子的不斷滲入和水的不斷流失，海洋硬骨魚類必須吞飲大量的海水來維持機體滲透壓(Smith,1930)，在吞飲海水的同時，Na+、Cl–、少量Ca2+、Mg2+等可通過腸的吸收作用進入魚體内，大部分的Ca2+、Mg2+在腸道中與腸道分泌的HCO3–形成的碳酸鹽晶體随糞便移出，碳酸鹽晶體進入海水後，沉澱成為碳酸鹽岩泥(Wilson et al,2009;Walsh et al,1991)。Wilson等(2009)估計全球魚群制造的Ca CO3占海洋表面Ca CO3生産量的3%～15%，這表明硬骨魚類在全球無機碳循環中貢獻了大量的無機碳。另一方面，根據大陸學者對“碳彙漁業”的定義，海洋牧場内增殖魚類生長固定碳來自自然海域，發揮着生物碳固存的作用，其漁獲物以水産品形式實作了“碳移出”，留在水體中的魚類作為顆粒碳沉積于海底，部分實作“碳埋藏”(唐啟升,2011)。但目前學術界對“魚類捕撈”的碳彙作用持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魚類死亡會将碳沉澱并封存在深海中，而被捕撈的魚類則被再次轉化成CO2排放至大氣中(Mariani et al,2020)。雖然，學術界對“魚類捕撈”是碳彙或碳源仍存在争議，但海洋牧場對魚類的增殖效應在海洋碳循環、沉降中發揮着積極的促進作用。

2.4 海洋牧場增殖魚類固碳機理

增殖放流是補充海洋牧場漁業資源種群數量的重要措施，因高經濟價值而被過度捕撈的魚類、海參、鮑等名貴水産品是海洋牧場海域主要的增殖生物，其增殖放流不僅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還具有顯著的生态功能。增殖生物攝食海洋牧場内豐富的附着生物、浮遊生物、底栖生物(雷平安等,2019;任彬彬等,2015;王偉定等,2007;黃梓榮,2006)等，其生長過程無需人工投喂，在完成機體生長固碳的同時，通過“生物泵”将浮遊植物等轉化的CO2向海底輸送，促進海洋碳循環和碳埋藏。雖然，海洋動物的呼吸代謝過程釋放一定的CO2，但近些年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海洋動物通過自身的生理活動影響海洋中碳的運輸和循環，起着封存碳的作用(呂為群等,2012;Pershing et al,2010;Wilson et al,2009;Taylor et al,2006)。

3 建議和展望

海洋牧場對生态環境的改善作用和漁業資源的養護功能已得到廣泛的印證，是碳彙漁業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海洋牧場碳彙方面的研究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僅有少量學者在對海洋牧場工程技術和生态效應研究中進行了簡單的固碳量估算，尚未系統地開展海洋牧場碳彙機理和增彙技術方面的研究。針對海洋碳彙的發展現狀和大陸海洋牧場的功能定位，本文提出未來海洋牧場碳彙研究的幾個重點内容：

3.1 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碳循環過程及固碳機理

大陸海域遼闊，漫長的海岸線南北跨越了熱帶、亞熱帶和溫帶，蘊藏豐富的生物資源，且很多物種具有顯著的地域特征，也造就了不同海域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的特殊性。按照基礎生境的不同可分為人工魚礁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牡蛎礁海洋牧場生态系統、海草場海洋牧場系統和珊瑚礁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等，不同生境海洋牧場的理化環境、生物群落具有其特質性，也決定了海洋牧場内碳循環過程和固碳機理及碳彙強度的差異。是以，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碳彙機理研究更具有複雜性和多變性，需針對特定海洋牧場，從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組成、生物群落結構和食物網關系角度研究碳在海洋牧場海域的轉化、遷移和固定過程；查明海洋牧場關鍵碳彙因子，解析其固碳機理及對海洋牧場碳彙的貢獻方式和效率；探索基于海域自然特征的海洋牧場建構技術和多種方式的海洋牧場生态保護技術，結合生态、實體、化學等多學科調查方式，開展海洋牧場海域碳通量、碳循環的監測和評估。

3.2 海洋牧場碳彙擴增技術與途徑

海草床、珊瑚礁與紅樹林并稱為近海典型3種生态系統，是近海重要的産卵場、育幼場、索餌場和庇護場，更是典型的高生産力海洋生态系統。目前，大陸漁業主管部門已将海草床和珊瑚礁海域納入了海洋牧場範圍内，并設立相應的國家級海洋牧場示範區。海草床重建、珊瑚礁保育不僅是海洋牧場技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更是海洋牧場生境首要的碳彙因素。由于氣候變化和人為破壞，全球海草床分布大量縮減(Wsycott et al,2009)，珊瑚礁大面積退化(Wikinson,2006;Fabricius,2005)，大陸海藻場面積的急劇萎縮影響到海草物種的多樣性(鄭鳳英等,2013)。保護和重建海草床已成為海洋牧場建設中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研究海草床、珊瑚礁的保護、培育及移植技術是擴增海洋牧場碳彙最基本的途徑。

據統計，全球85%的牡蛎栖息地已經消失，剩餘的天然牡蛎種群大部分處于較差的狀态(Ermgassen et al,2012;Wilberg et al,2011;Beck et al,2011)，在大陸渤海灣、萊州灣、長江口等海域，牡蛎是近海礁石附着生物的優勢種，形成典型的牡蛎礁海洋牧場，發揮着淨化水質、提供栖息地、保護生物多樣性、加速碳沉降速率和固定無機碳等生态功能，是以，研究人工牡蛎礁修複技術，研建近海牡蛎礁海洋牧場是擴增海洋牧場碳彙的重要手段。

針對不同類型的海洋牧場，研究基于海洋牧場生态容納量和食物網結構的多營養層級綜合增殖技術，建構海洋牧場多元生境，提升海洋牧場生态系統穩定性，增殖生物資源是擴增海洋牧場生物體固碳的基礎方法；開發生态型海洋牧場基礎設施，提升基礎設施自身的固碳量(史佰佰等,2019)，實作長期碳封存。

3.3 海洋牧場碳彙計量和交易模式

目前，關于海洋牧場生物固碳潛力估算的研究仍比較薄弱，主要原因是計量方法不明确，且海洋牧場碳計量公式大都是針對某一單一對象來計量的(如單獨計算藻類、貝類、刺參等的固碳量)，把海洋牧場生态系統作為一個整體計算碳彙總量的研究幾乎沒有，因而建立海洋牧場整體的碳儲量計算方法是今後的重點研究方向，也是海洋牧場碳彙進入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敲門磚。由于海洋生态系統的複雜性、隐蔽性，其碳彙計量的難度遠高于森林碳彙，探索海洋牧場碳彙生态補償機制，建立定向補償與排放權置換交易相協同的海洋牧場碳彙發展，是建構海洋牧場碳彙交易模式的一項重要方式。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庫，存儲了地球上93%的CO2，海洋強大的碳彙作用對緩解全球氣候變化，保障糧食安全、人類健康和沿海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藍色碳彙已經受到聯合國相關組織和沿海國家的重視，但目前僅有《紅樹林碳彙計量方法》被清潔發展機制(CDM)所認可，海草床、珊瑚礁、濱海濕地和海洋漁業等典型海洋生物，特殊生态系統和特定用海模式的碳彙功能在國際社會和學術界仍存在争議，闡明碳元素在各類典型海洋生物及其所屬生态系統内的轉化、循環過程是藍碳研究的基本任務。漁業水域作為近海典型的特殊生态系統，對近海碳彙效應的發揮具有顯著的影響，大力發展海洋牧場等環境友好及資源養護型漁業模式，是提升近海海洋固碳的必然選擇。研究海洋牧場碳彙機理，研發海洋牧場固碳技術，建立海洋牧場碳彙計量方法，為海洋碳彙和漁業綠色發展提供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更好的服務國家雙碳戰略。

作者：李嬌 李夢迪 公丕海 關長濤 中國水産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産研究所 農業農村部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 碳彙漁業重點實驗室海洋牧場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浙江海洋大學

基金: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2019YFD090210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2002442)共同資助

來源：《漁業科學進展》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