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滁縣爆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自然災害，當地農業遭受到了毀滅性打擊，幾乎顆粒無收，老百姓為此大感絕望，紛紛收拾行囊準備到外地逃荒。時任滁縣縣委書記的王郁昭見狀很是着急，他連忙召開縣委工作會議，商讨該如何應對災情，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群衆。
縣委秘書處的同志首先提出向安徽省委告急，申請救濟糧，先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穩住老百姓的情緒，以免發生群體性事件。除此之外，農業局的同志又建議組織農民們展開生産自救運動，以公社為機關開荒屯田，争取在入冬之前種出一茬糧食，幫助大家渡過青黃不接的時期，隻要撐到來年春耕時節，災情自會消退。
但此時，審計機關的同志又站出來表示，滁縣下屬的諸多公社均存在“怠工”現象，很多人平時根本不幹活，隻想着張嘴吃飯，是以即便組織自救運動，恐怕效果也好不到哪去。此話一出，全場瞬間沉默，大家一下都啞了聲。
其實所有人都明白，自從60年代中期之後，農業集體化的弊病便慢慢顯現出來，該政策嚴重打壓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大家覺得反正都是給公家幹活，幹好了有飯吃，幹不好也有飯吃，索性就開始偷懶、開小差、混日子。這直接導緻糧食産量極速下滑，就拿安徽來說，有好幾個縣在60年代初是農業建設模範機關，但在1968年往後，它們便開始慢慢走向“衰落”，農業産值一年不如一年，後來甚至開始伸手向國家要救濟糧。
滁縣也普遍存在這種情況，王郁昭曾經想過推行“改革”，放松對農民的限制，可縣委的其他同志堅決表示反對，有些人甚至危言聳聽，說王郁昭在挖“社會主義牆角”。現如今，情況緊急，王郁昭必須要力排衆議，行“非常之法”，于是他再度将當初廢止的“改革方案”拿出來讨論。
萬幸的是，前不久鄧公剛剛提出要解放思想，是以縣委的同志們不像此前那麼固執，大家在經過一番激烈商讨後，最終還是通過了王郁昭的意見，決定在私下廢除公社制度，推行“包産到戶”的政策。這一政策果然有奇效，自從縣委下達了指令之後，各公社的社員都像“打了雞血一樣”，開始辛勤勞作，日夜不停的耕耘，入冬之前，縣裡果然種出了一茬糧食，雖然數量不多，但足夠大家扛過整個冬天。
來年春耕之時，滁縣的老百姓奮起播種，辛勤不辍，結果在秋天迎來了大豐收，全縣糧食産量幾乎翻了一倍，老百姓再也不用擔心會餓肚子了。很快，這一消息傳到了安徽省委，時任省委書記的萬裡同志随即找王郁昭談話。王郁昭為此很是忐忑，他覺得自己此次到省委述職，恐怕要挨批評，甚至有可能會直接被撤職查辦！是以在出發之前，他提前向縣長交接了工作，以防不測。
事實證明，王郁昭多慮了，萬裡同志找他并非興師問罪，而是要了解包産到戶的基本情況。王郁昭随即将滁縣兩年的農業發展情況全部如實上報，萬裡聞訊後大喜過望，訓示他要堅持該政策，将“改革”進行到底！有了萬裡同志的背書，王郁昭的底氣強硬了許多，他馬上将包産到戶寫進地方行政法規中，并将延續了數十年的公社逐一解散，自此之後，農業集體化徹底成為一個遠去的曆史名詞，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1982年，王郁昭因為推動農業改革有功，被提拔為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他在萬裡的推薦下，出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兼任省長，任期内，他一方面繼續推進“包産到戶”，一方面對工、商業進行“解綁”，使其融入市場經濟體系，參與資本運作。1987年，王郁昭又被上調到黨中央工作，主要負責研究農村政策，為農業改革提供指導意見。
1990年，王郁昭轉往全國政協工作，慢慢退出一線，開始過療養生活，1993年，他徹底離休，黨中央在征詢了他的意見後，将他安排到北京西山定居，并允許他享受省部級高幹待遇。晚年的王老沉迷于習練書法，每天隻要在書房待四個小時，遇上天氣好的時候，他會出門去釣釣魚，放松心情，感受自然的美好，2016年，這位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同志不幸病逝，時年九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