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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真故釋出了文章《三本學生，紮堆考公》。文章背景，一位文學博士給我們留言，講述了他從三本院校的農村學子起步，如今成為一名在一本院校教書的青年教師的心路曆程。
“像我這樣的三本出身，能夠拿到國内頂校的博士學位，趟過種種門檻與歧視，成為一名一本大學老師，除了國家培養老師提攜同道幫襯以外，更是犧牲了父母對傳統家庭倫理的期待、對原生家庭的經濟回報。”他說。
在我們所處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時刻揮之不去，決定着每一個人前路的坦蕩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處處看見農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
他印象深刻那個在校園裡和他共享一樣老師、教材、考試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學生。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自己。他透過天花闆窺見對方的起點和前路，那是他曆經十餘年，奮力破除屏障，才有資格努力抵近的人生。
以下是衛輝（化名）的講述。
天花闆之上
他背書時，我能聽見他的聲音。他走動時，我知道那是他的腳步聲。他站着不動，我也能感覺到，他就站在我頭頂天花闆的正上方，讀着跟我一樣的教材。
大四那年，因為在學校“考研樓”裡準備研究所學生考試，我知道了他的存在。
我從未走到天花闆彼端那層去認識他、跟他交談。備考那大半年，在學校“考研樓”連廊處的上下兩層，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
天花闆之上，他像另一個我。我們都是中文系學子，背誦着一樣的内容，後來詢問同學，我還得知我們要報考同一所“C9”高校的相同專業。差別在于，他是學校本部一本大學的學生，而我是本校開辦的三本院校的學子。
偶爾，我會想跟他較勁，比他早些來、晚些走。晚上十點半，保安清人時把我趕走，我還會借口去上廁所，偷偷打開一樓走廊的某扇窗戶，友善第二天在保安開門前自己翻窗戶進樓裡學習。我一直是“考研樓”裡最早到又最晚離開的人。冬天下大雪那幾天，也沒例外。他沒來時，我也在。我覺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圖 | 2011年11月，考研樓的一角
我叫衛輝，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末，中部某經濟落後省份的一個小村莊裡，父母都是農民。聯考因為數學偏科等原因，我隻上了“三本”線，來到江南這所由一本大學開辦的三本獨立院校，就讀中文系。
大三之後，為了給學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級的學生會從城北的小校區，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區，借用本部學生的校園空間繼續讀書。我的生活，也是以和國内一流的大學有交集。
幸運的是，我們和他們共享一批老師。本部文學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長，都會來給我們認真上課，并不因為我們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記得當時一位李姓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課後，我看到他坐在校門口的花壇上讀書，翹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褲子很短，露出了一截，裡面的襪子破了一個很大的洞。
這個場景和後面的反差讓我印象深刻。我感覺他看起來窮酸潦倒，但是當我們課間聊天提到校長的名字，他卻露出陌生的神色，問我們這是誰。他說：“校長是誰我确實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隻管我做的研究。”
他的風骨讓我非常震撼。作為一個農村出生的孩子，鎮長、縣長高不可攀，這些什麼“長”的，都是威權所在，是我們必須拜服的。一個老師怎麼可能不知道校長是誰？
我開始非常喜歡李老師，他的風姿令我神迷。其它文學院老師們上課的風采也令我着迷。從國小到高中，我都是文學愛好者，受到大學這些老師的影響，我才逐漸有了自己的志業，明确想要成為文學研究者。
更多的是遺憾。雖然進了一本校園生活，但種種細節都在暗示：我們并不屬于這裡。
本部給我們發了新的校園卡，用于用餐等消費。本部的學生，校園卡上印刷了學校圖書館的背景圖檔、學院、學号，我們的校園卡上什麼都沒有，學院、學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簽寫好貼上。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種臨時卡。
本部為我們劃定了兩座宿舍樓，位于學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學生分隔開。三本學院各科系的學生上課，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閑置的“考研樓”。平日，本部隻有考研的學生會在那裡備考自習。他們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教學樓上課。
考研時，曾有老師說我的“文獻學”基礎很差，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文獻學”，因為我們的課程完全沒有涉及到這些東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學生基本都會選修文獻學。
同為文學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師，我們的課程設計，卻總體以應用性為主。比如專業課上，我們隻上簡單的“文學史”，本部學生除此還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我們還必修許多非學術類課程：社交禮儀、演講與口才、網頁制作、教師口語儀表儀态等……
學校預設了三本學生未來的路徑，畢業就是去當老師、公務員等，不會從事學術研究。當時我們三本學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師編三條，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學生那樣豐富。
一樣是考研，本部文學院的學生大有可為，但我們考研這條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數人的天花闆也就是本部的碩士研究所學生。這是我們難以沖破的透明天花闆——你能看到本部文學院學生多樣絢爛的未來，但那終究是我們難以觸達的世界。
圖 | 2008年，三本校區的一棟教學樓
像是暗合了種種隐喻，幾個月交集過後，我和天花闆上的那個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結局。
他考上了那所學校的研究所學生，又用很短的時間碩博連讀，如今已是北京某國家級學術機構的副研究員。當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實至名歸的學術人才。直到現在，我想他也從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沒有考上那所高校。因為要償還助學貸款，家裡也需要我改善經濟條件，我必須立即工作。後來，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學，還清貸款後，考上江浙地區一所老牌211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又經曆兩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階段，才上岸最初那所夢想中的高校。
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語沒過線有關。在農村，我初一才開始學“ABC”，任課老師水準有限，有時候單詞都寫不對，我的英語底子确實太薄了。
畢業時，我們班有一半都沒過英語六級。聚集在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學生們有一些特點：大家基本都數學偏科，但國文、文綜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學生也達不到的高分。他們是有朝氣的、不信命的。但他們家境也都不太好，是以除了來到這所三本學院外，沒有太多别的選擇。
我記得當時班裡六十多人，有二十多人都要評選貧困生，因為大多數同學都出身農村。個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貧民，父母是下崗勞工或者重病重症。
同學們一個個站在前台去“訴貧訴苦”，再由台下同學投票。我沒有去評選，因為我感覺這太傷尊嚴。我也發現，父母都是農村貧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願意和父母雙亡的同學搶名額。
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溫層、我的起點。
偷廁紙的人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隻腳用力越來越重，我的身體已經開始晃動。
聯考文綜考試現場，我坐在倒數第二排，身後的孩子是縣裡某上司家的。考前，他已經威脅過讓我給他抄文綜，我沒敢答應，糊弄了兩句。考試時，他就一直踢我凳子。
我晃動着身子，慌亂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監考老師就在我的身後，站在他旁邊， 什麼也沒有做，隻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
看着文綜試卷，我頭腦一片空白，再也寫不出一個字來。
這一年我國文考了120多分，數學考了有史以來最好的七十多分，文綜卻隻有兩百出頭，比平常低了約五十分。走出考場，我就大哭一場，跨上自行車，一連騎了二十多公裡回家。我害怕再逗留，會被那個孩子找到後暴打。
從小，我成績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學威脅，讓我給他們抄作業、打掃衛生。其它小夥伴玩泥巴、摸蝦、掏鳥蛋時，我總是一個人在家看書、背書、寫字。國小三年級時，我曾被同村幾個同學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鮮血從耳朵上流下來，鄉鎮衛生所裡的人說我耳膜差點穿孔。
圖 |
2014年，家鄉附近的田野
找個好工作，離開農村，為自己和家庭謀出路——很小時就成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輸要努力的思想：他們告訴我農村孩子沒什麼出路，“要麼讀書要麼當兵。”
我家條件并不寬裕。我剛出生時，就因病給家裡背上了巨額債務。9個月時，我半夜突然高燒，父母背我到鄉鎮診所治療。後半夜，母親發現我一直翻白眼，醫生這才發現不對勁，趕緊讓父母送我到縣醫院救治。我的父親騎上他的自行車，讓母親抱着我坐在後座，連夜騎了幾十裡地，才把我送到了縣醫院的重症搶救室。
我确診了腦炎。上世紀90年代，腦炎是農村地區孩子的生命威脅，因為鄉鎮醫療水準不高，最初發燒時很容易被誤診。我進醫院時，同病房有一個孩子已經去世。見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媽急得暈倒了。後來她跟我說，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車，也不想活了。
我搶救了七天。途中錢花光了，小腳的外婆不會騎自行車，攥着家裡僅剩的420塊錢，走了幾十裡地送到縣醫院。
我出院時，幸運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腦癱或者落下殘疾。家裡也是以欠下一屁股債。村裡資訊閉塞，沒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幾畝地種田，交完農業稅後所剩無幾，一直到我上國小才勉勉強強把債還完。
小時候，盡管我渴望多讀書，卻沒有太多管道能找到課外書。村裡是一個沒有藏書的世界。
我曾瘋狂去找，為此還偷過村支書家的“廁紙”。
那時候，村支書會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學習資料和本地報紙扔在廁所當廁紙用。我總是隔幾天，就找理由去他們家蹲坑，把那些沒用過的“廁紙”偷走。
回到家我把它們晾幹、攤平，讀完後又攢下來，過年時用來包餃子、墊簸箕。我不敢經常翻閱它們。因為我的手很髒，怕常翻就把它們弄髒了。
國小三年級，我才發現學校有一間從來不開的圖書室。
那一年，為了迎接上司檢查，老師突然讓我去打掃圖書室。他打開那間門，我才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書。圖書室的窗戶封着，裡面烏漆墨黑的，書上落滿了灰，根本沒有人看。我特别興奮，打掃完，一摸臉上全是泥，混着灰塵的汗水變成泥條流下來。
我問老師，能不能讓我帶書回家看。老師隻拿了一本給我，是1995年出版的《國文演義》。我至今感謝出版這本書的編者，他們深入淺出地把文學曆史中的典故，比如詩經、楚辭、唐宋詩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講述出來，很适合小孩讀。那是9歲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學美好的樣子，可以說，那本書啟蒙了我。
我反複看了許多遍，下定決心，今後就應該學習這樣的東西。後來，我也真的就從事了古典文史研究。
《國文演義》讀完後，我回到沒有書讀的日子。圖書室檢查後重新鎖了起來。借閱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沒有老師願意做，是以圖書室隻會在迎接檢查時打開。
三年級時，我在數學課上偷偷讀《故事會》，被數學老師發現。他把書頁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後把紙片從視窗扔了出去。
我們的教室在三樓。我看着窗外漫天飛舞的紙片，哭得特别傷心。他把我心愛的文學讀物給撕得那麼粉碎。而且這本書還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長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長的，是他在鎮上讀書的姐姐特地從鎮上買了給他帶回村裡來的。我需要賠償。
我不得不從家裡偷了兩塊錢還給班長。從那天起，我開始非常讨厭數學。中考和聯考時，我都因為數學成績太差而複讀了一次。
圖 |
2013年，家鄉的黃昏
對書和文化資源的匮乏感，貫穿了我的前十八年。在鄉鎮上中學時，鎮上仍然沒有書店，買書要到隔壁一座煤礦的職工聚集區去。我們稱那裡為“街上”，住在那裡的職工就是“街裡人”。“街裡人”是高高在上的。因為他們是城鎮戶口，我們是農村戶口，他們瞧不上我們。
那時我一天的生活費是一塊五，是媽媽給我在食堂買晚飯的錢。我會用1塊錢買10個很小的小籠包吃。是以一本《故事會》就等于20個包子，等于我兩三頓飯，等于我兩三天的生活費。我經常晚上不吃飯，把錢省下來買書和試卷，腸胃就這樣落下了疾病。
後來我讀研期間，在教輔機構兼職上課賺錢，聽一個小孩說他家有成面的書牆，一整面牆都是課外書。
我豔羨到嫉妒。
困窘的人
閱讀的機會和精神層面的生活，對我來說真的太匮乏了。是以後來一有機會，我會不顧一切地嘗試抓住。但經濟方面的局促，常絆住我的去路。
第一年考研失敗後，我決心二戰。但因為要償還我和弟弟的助學貸款，我必須抓緊工作，不可能脫産考研。那年我通過了省事業機關和省公務員考試。前者是省廳，後者是我家所在鄉鎮，我毫不猶豫選擇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攢錢，城裡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電，才能攢下更多錢來。
我在家居住，騎車上班，在機關吃飯，工資基本不花，用來償還助學貸款。餘下的錢，每個月除了50塊食堂夥食費，剩下的我都用來買書。從中華書局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到上海古籍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詩經楚辭、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讀下去，讀到癡迷。
工作這三年，我業務繁多，隻能在号稱“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最繁瑣的鄉鎮基層，見縫插針地複習，還不能被同僚看到。我幹過信訪接訪、城建拆遷、征地補償、市容環衛等好多活兒，它們不是一段時間幹一種，而總是同時需要一起幹。
那時我最喜歡代人值班的深夜，這是複習的好機會。當時，除我之外的好多鄉鎮幹部都在市裡買房，晚上要回家，就會托我幫忙值夜班。值班室是辦公樓一樓的一個小樓梯間，很多個夜晚，隻有我和保安兩個人。我聽着秋蟲的鳴叫看書，很安靜，很專心。有時廁所突然響起沖水聲，我也會很害怕，後來發現是保安起夜上廁所。白天坐班時，時常有其它主任過來串門聊天，還有村民來找人辦事。辦公室整天人聲鼎沸、煙霧缭繞。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複習。
備考這一年，我最喜歡幹的活是稭稈禁燒，因為每人負責一個片區，我做完後就有時間看書。那是5月份，開始收割小麥的季節，天氣很熱，在黃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無際的田野裡，隻有墳頭的小樹可以遮點陰涼——我就坐在墳頭上背書。很多文學史、批評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懸的白天坐在墳頭上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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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午季，坐在麥稭稈上複習
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區一所老牌211大學的研究所學生。那年，我27歲，比應屆讀研的同學們晚了5年。
4月我提出辭職時，區裡和機關卻都不同意。當時，我已經在組織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後輩幹部。老上司明白告訴我：“等過幾個月區裡兩會召開，就要調整幹部了。你們這一批年輕人都要頂上去，二十多歲的年紀，就在區裡當副局長，或者下去當副鎮長，很快就能成長為一把手。你考慮清楚，就算讀研畢業，還能有這機會嗎！”他沒有畫大餅。确實，辭職讀研沒多久，排在我後面入職的年輕人們，就紛紛擔任了區裡各局委辦副職，部分人在鄉鎮原地更新，還有一批被選調到省市部門當副科長。
放棄老家公務員鐵飯碗以及唾手可及的“當官”機會，堅持出去念書，要付出很大代價。
一是父母關。我花了相當長時間給父母“洗腦”，進行心理建設，讓他們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繼續當一名鄉鎮幹部。“我們農村孩子能在鎮裡上班已經很好了，當個鎮長、局長，更是祖墳冒青煙了，你還在想什麼，你到底要幹什麼？”父母非常不解。一個農村孩子在本地當公務員，對家庭确實有重大助力。那幾年我的父母也感覺自己社會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們家有沖突的鄰居，都在他們進出時笑臉相迎。
二是錢。工作幾年來，我償還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學貸款，也攢了幾萬塊錢作為讀書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繼續讀研，經濟壓力仍然很大。一個農村家庭，供兄弟倆讀大學，早已是傾盡全力。我辭職讀研，不僅不可能在經濟上反哺家庭，還需要父母接濟。
但我不願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辦事：厚着臉去找有話語權的熟人求情，準許辭職，放我離開。
有段時間我非常郁悶，去讀古代的文學作品，從《詩經》到唐宋詩人如蘇轼、蔣捷的詞，越讀越沉浸。我讀一些注釋，覺得不太對，感覺自己的想法更好。我感覺到自己的熱忱。我感覺讀書時，我的内在人格、熱情和工作時完全不同。那是另一個天地，另一種人生。
那刻，我第一次有了對以學術為志業的生活的具體構想：每天讀書、寫書、評書、教書，一輩子跟書捆在一起。我發現這就是我當時最想過的生活。
我想進到那一重天地去，過我的人生。
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腸炎等傷病在老家做了兩個手術。手術過後，我本該住院至少半個月，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參加碩士面試。手術刀口還開放着，不斷滲血滲液，傷口的肉還翻在外面。住院時我沒法吃飯，一直輸着營養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點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漿，簽了提前出院風險自負的确認書，忍着疼痛，就帶上止血和消炎藥具獨自出發了。
我從市醫院出發，轉了三趟公共汽車一趟農村客運班車，颠簸三個多小時，回鄉下拿上所需證件和備考材料，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緊接着坐動車去學校。不斷換乘颠簸，到達報考學校登記完資訊後，我長舒一口氣，走到學校外面街心公園，昏倒在了街頭長椅上。
直到被入夜的寒風吹醒，我才發現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
2015年9月，我終于開始了讀研。整個研一研二，我都沉醉讀書買書，幾乎和考研時一樣，最早去圖書館門口排隊等開門，再在它關門趕人時把我趕出來，還完貸款後為數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
捉襟見肘時，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機構當授課老師，一邊打工一邊準備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敗，因為增加了租房的開銷，經濟壓力越發大。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師的研究所學生室友，一度在他機關宿舍裡加了一張床給我睡。
圖 | 2018年，第一次考博失敗，站在自習室有點落寞
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終于考上在三本讀書時想考的那所“夢校”，某“華東五校”之一，博士生導師是領域内頂尖的名師。
在讀博期間，我瘋狂地發論文。在論文的一次預答辯中，一位領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師看完我的學術成果後，很不滿意。别人的成果就一兩行，我寫了一面A4紙不夠，還翻過來寫。他批評我，說我學風浮躁。
因為我幾年間發表的十幾二十篇論文中，不少是普刊，還有一些主流報紙理論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實，那些普刊論文，大部分是從我還沒有公開出版的碩士論文中拆分出來改寫的。之是以不停地寫、不停地改與投、接約稿，隻是因為我需要掙稿費。
我做許多活掙外快，除了給出版社做審稿專家外，還給别人的書做代筆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項目的外包工。雜志社的一篇約稿，大概能拿兩千元稿費，是掙錢的重要管道。
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畢業時剛好35歲。由于超過35歲就不能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許多高校會将招聘教師的年齡卡在35歲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齡，求職時一定會備受歧視。如果延畢超過一年，我就徹底找不到工作了。
在35歲紅線高壓下，我不敢有一絲絲放松。我們學校幾乎每年都有自殺的博士生。而他們都比我年輕，二十多歲就結束了生命。
圖 | 2017年，在圖書館看書的日子
我甚至想過如果不能35歲前畢業，我也去輕生。沒有讀過博的人，可能沒法體會這種壓力：二十多年的讀書付之東流，博士畢不了業，聯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費。想到這些，我經常晚上害怕焦慮得睡不着，頭發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隻有當時異地的女友遙遙地陪我度過那些夜晚。
我為什麼寫那麼多論文？不僅要掙錢，更為了找工作時的砝碼能多一點，向人證明我可以，我能寫，我能給學校提供價值。
面對“學風浮躁”的批評，我沒有回應，解釋了也沒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們從來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
不妥協的人
博士畢業時，我剛好35歲，比同期畢業的同學們晚許多年，也抵達了大多數高校招聘青年教師的紅線。學校裡跟我差不多屆次畢業的博士，大多都進了211高校做老師。
從一個三本大學畢業生，考上211高校研究所學生，成為獲得國家獎學金的碩士，再到博士畢業于頭部高校的A類學科，師出名門。我一直在嘗試，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這不僅僅在于從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備這樣的道德品質，也由于自己隻是個出身底層毫無背景隻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裡。
我讀博期間成果很好，發了好幾篇“C刊”“C集”“C擴”，按照學校的最新要求，這些成果已足夠三四個人畢業了。
但沒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絕了。因為大學學曆和年齡，很多學校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我。
中部地區某雙一流高校招聘老師在電話中說，他們現在隻要本碩博都是北大畢業的，不論有沒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的人事秘書告訴我，他們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處要求給我教師崗位，但人事處說我出身不好：“我們學校是211的學生，你讓一個三本的學生，來教我們211的學生，學生怎麼會同意呢？”
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錯，簡直就要簽約了，後來發現，人事處從業人員不知道我大學教育背景上寫的“某某學院”是什麼。他們以為是像北大元培學院、浙大竺可桢學院一樣的榮譽學院。
得知是獨立三本學院，他們沉默了。
直到我通過目前供職的這家省屬雙非一本高校的面試。面試見到院長時，我怕他們沒看清楚，又強調了一次：我是三本出身，現在35歲，已經拿不到青年項目了。
院長說，“三本出身怎麼樣？英雄不問出處。35歲又怎麼樣？在我們看來還是小年輕。我都50多歲了。”
終于，我成為了一名月到手八千塊無房無車的普通青年教師。每次說起收入，老家鄰居都會公然略帶嘲諷地跟我父母說，他兒子國中辍學當包工頭，現在每個月都賺好幾萬元了。在我一直讀書的這些年裡，我的同齡人早就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醬油，而是已經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紀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狹小的人際圈子中，卻承受了很大的朋輩壓力。母親一度因我沒結婚沒生孩子而焦慮得睡不着覺。這讓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我開啟了年輕時那麼熱望的學術人生，但它不是沒有代價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遠無法成為一流學者，甚至連二流也不一定達得到。
圖 | 2020年生日，當時女友訂的蛋糕
很早前我就發現，在傳統文史研究中，如果一個人從讀研才開始接觸學術研究，基本就沒有任何發展前景了。這個領域的一流學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時家學淵源深厚，從小受到完備的國學教育，再從名校讀到名校，最後任職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學者，是現在任職于985高校的人。他們有學校很好的資源加持，年紀輕，也還有機會拿到青年項目作為晉升跳闆，去申請人才帽子。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麼有天賦的人。我曾經讀博時以學生身份發表的刊物，現在在這所雙非高校作為青年教師，已經發不出來了。超過35歲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項目。而競争更激烈的其它項目，不僅需要學術能力，還需要社交能力、人脈網絡、人際圈子。
一次，我和幾個著名教授及一位權威刊物的年輕編輯一起吃飯。教授們把這位編輯奉為上座，讓他坐在正中間，輪番給他敬酒。我突然意識到，這樣的事我做不來。
其實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應該做什麼。我師出名門，有很多同門和朋友在C刊做編輯，我隻需要跟他們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師們出面說說情，或許真可以發出來。但我不願這樣，反而刻意回避——我現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沒有任何關系的。
我不想用某些學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違心，不想獻媚，不想低聲下氣地去求什麼人，給别人添麻煩。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憑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裡？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遺物。看着我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導師，我感覺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為人剛直，有文人的硬骨頭，是領域内的佼佼者，也時常批評學術不紮實的人。他不靠資源，也不搞關系，即便可能會得罪人，也隻靠自己過硬的學術能力站穩腳跟。
這是我始終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歲，還不是教授和博導，如果實在走不下去，我會去找當C刊編輯的老同學們與當各級基金項目評審專家的老師、師兄師姐們求情嗎？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還不會。
這麼多年，我已經靠自己走到了這裡。我發現自己每次升學考試，都得考兩回才能進入下一階段。中考、聯考、考研、考博，無不如是，就連博士論文校内預答辯都是第二次才通過。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宿命給我劃定了一個框，如果我真的注定達不到一個很高的境界，我也還是要做事。
甚至，我也不相信那個框完全不能撬動：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謂的“天花闆”是不是還可以動一動？
我今年申請本省的一個項目沒中，明年我還想再試一次。
講述丨衛輝（文學博士，高校教師）
撰文｜羅方丹
（摘編自微信公衆号真實故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