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香港正遭遇着SARS不懷好意的問候，人們彼此看不清口罩後面隐藏着怎樣的表情。
愚人節那天，張國榮從東方文華酒店二十四層跳下，更加重了當時的悲情色彩。
黃霑站出來，招呼圈内的朋友組織了一場緩和氣氛的演唱會。
聚光燈下，他中氣十足演唱南音暖場的情景，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這場演唱會取名為“獅子山下”，因為那是香港人繞不開的心靈寄托。
32天之後，香港35歲醫生謝婉雯因公不幸感染非典去世，讓人心痛又感動。
事後，謝婉文父親強忍悲痛說了一句話：“希望婉雯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能夠鼓勵港人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正是香港人文精神的高地。
1997年，印着紫荊花的區旗剛剛在香港升起的第2天，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
美國人索羅斯狙擊泰铢大獲成功，進而做空了整個泰國。
這位著名的國際金融炒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
1997年7月、1998年1月和5月，港币三次遭到大量投機性抛售，港币貶值，股票暴跌，悲觀情緒開始蔓延，呈現哀鴻遍野的景象。
索羅斯認為機會已經成熟，決定一舉摧毀香港金融業。
他在《華爾街日報》公開表态：“香港必敗！”
事後證明索羅斯的論斷還是太草率了。
就在香港準備奮起反擊時，内地傳來聲音：“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香港繁榮。”
最終，幾輪較量過後，索羅斯扛不住了，隻得黯然退場。
如今看來，那場決戰依然慘烈。
在最黑暗的日子裡，香港群眾曾唱起過一首久違的歌。
這首歌就是《獅子山下》，正是它給了香港群眾以力量。
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沖突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随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岖。
讓我們大家用艱苦努力
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電影《跛豪》中，作為香港電影史上的經典形象，窮困潦倒的汕頭青年阿豪堅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靠着打拼在江湖上站穩了腳跟。
阿豪是在内地經濟困難時期，跟随難民潮到達香港的。
這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
抗日戰争結束後，香港經濟開始恢複，為躲避戰火，從内地到香港生活的人開始參與到建設中，但背井離鄉使他們認為自己始終是偏居一隅的過客。
緊接着，北韓戰争引發了禁運，香港轉口貿易急轉直下，但紡織業和服裝業的迅速發展彌補了部分損失。
塑膠、電子及金屬制品這時候也開始蒸蒸日上。
精明的香港人還對症下藥，搞了不少新意思，比如出台新勞工法、加強對婦女和青年的保護。
此外，英治下漢語能成為官方語言是民之所幸，越來越多的國語和粵語歌曲出現，讓香港人有了自我意識。
到1959年前後，兩大音樂景觀出現，一個是香港商業電台用電波把歌曲送進千家萬戶，另一個是邵氏、電懋兩大電影公司開始用心做音樂。
原本，香港的收音機是真空管的，随身攜帶是天方夜譚。
就當商業電台一中一英兩台啟播的時候，袖珍收音機出現了，這真是科技賜予香港人的禮物。
袖珍收音機價格低廉，普通家庭都買得起，于是收音機牌照登記激增，兩年時間就增加了60%。
客廳裡放一部收音機，就可以從早上七點聽到午夜十二點，豈不快哉？
城市森林裡，足不出戶聽歌手唱着新鮮的歌曲成為現實。
葛蘭是新生歌手中的代表，原來在電懋中出演《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戀》而成名。
她受邀參加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電視節目，成為全港自以為傲的大事件。
一曲《卡門》婉轉悠揚，被後輩無數次翻唱。
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
一點也不稀奇
男人不過是一件消譴的東西
有什麼了不起
正如這歌詞的味道，當時的香港音樂已經在為舒适的“小康日子”裡的小愛情多愁善感。
張徹對葛蘭不吝美言：
“我以為若論唱歌，在時下國片女演員中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因為她唱爵士，有其古典根基；比某一位大收學徒，大開音樂會，大灌唱片的自稱花腔女高音的女聲樂家還高明﹗”
六十年代的張徹已經是邵氏的頭牌導演，他一邊聽這樣的情歌，一邊也沒耽誤展示《獨臂刀》的陽剛之氣。
不由得想起當時的良心武俠片導演們，張徹、嶽楓、胡金铨，是一代人的回憶。
沒有一種音樂格式可以亘古長存。
很快，老式甜歌式微，青年的新音樂開始風靡。
1964年，英國甲殼蟲樂隊到香港演出，蓄勢已久的香港青年人終于有機會可以肆意宣洩。
那種震撼，超過了三十年後，内地魔岩三傑創造的紅磡神話。
在此之前，這一代從國小習英語的香港青年的偶像是貓王，在暗處裡對工廠妹們迷戀的港産粵語歌手嗤之以鼻。
甲殼蟲走後，青年們的本土樂隊偶像登上曆史舞台。
上世紀80年代末，太極樂隊、草蜢樂隊曾在香港名噪一時，可要說起香港樂隊第一人，非泰迪羅賓莫屬。
在泰迪羅賓組建花花公子後不久，許冠傑也組建了蓮花樂隊。
他們後來都成為了音樂專才，閃耀香港樂壇。
許冠傑是粵語音樂的詞曲唱的集大成者。
泰廸羅賓在當演員和導演電影之餘，也兼職成為作曲家，寫過幾首名曲。
就在樂隊高唱内心的放蕩不羁時，有的人卻在冷眼看着香港音樂的現實。
某天，一個名叫顧嘉輝的年輕人像往常一樣，走進了夏蕙夜總會，他是那裡的樂師領班。
當時，香港本土的音樂水準确實不怎麼高，能夠擔任領班的不多，顧嘉輝算是其中一個。
其他都是菲律賓的樂師。
就在演奏的時候，顧嘉輝時常想起的那個問題又在腦海中出現：“為什麼香港人就不能做出自己的流行音樂呢？”
從那時起，顧嘉輝就決定，闖出一片天。
1967年，無線電視開播。
邵逸夫從電影轉戰電視後，瞄準了長篇電視劇，但起初的電視劇諸如《清宮殘夢》《梁天來》和《啼笑姻緣》，風格與之前的粵語電影類似，并無什麼新意。
倒是顧嘉輝立起了一塊裡程碑。
他為《啼笑姻緣》作曲的同名歌，成了粵語歌曲翻身的開端。
在那之前，粵語歌被認為粗俗而不被重視，香港電視劇甯可使用國語歌曲。
顧嘉輝後來回憶說出了創作時的不安。
“初時我和劇集的編導王天林都有這種擔心，是以這部電視劇的歌曲我們交由仙杜拉演唱。
原因是她在樂壇中以唱英文及國語歌為主，由她唱出這些粵語歌曲，起碼不會給人老套的感覺，用多少洋化的歌手來平衡那些中國化的歌曲，可見那時的信心實在不大。”
聽過《啼笑姻緣》後，才會發現它跟後來徐小鳳、鄧麗君的曲風是一脈相承。
在一座日漸繁華的大都市裡，音樂越來越成為一種信仰，改變的又何止是曲風。
《獅子山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1974年，電視劇《獅子山下》與觀衆見面，它以黑白菲林的樣式反映了草根階層的生活實景，在香港引發了熱議。
這樣一部接地氣的電視劇與《七十二家房客》，可稱為當時香港電視的“雙璧”。
音樂又該如何選呢？
幾年後，黃霑、顧嘉輝聚到一起開始為《獅子山下》創作，這二人真可說是詞曲界的翹楚，“一個是阆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
幾經周折，一首詞如滿弦弓、曲如半天虹的同名歌曲躍然紙上。
歌曲拿給羅文唱，恰到好處。
這可以看作幾年後，香港大街小巷流行《鐵血丹心》《萬裡長城永不倒》的預熱。
與此同時，許冠傑的市井歌也補齊了香港音樂精神的壁石。
玩夠了樂隊後，許冠傑和哥哥許冠文在無線電視主持娛樂節目《雙星報喜》。
在此期間，他的一首《鐵塔淩雲》振奮歌壇。
《鐵塔淩雲》是與《獅子山下》齊名的勵志歌，更加柔和悠揚。
再後來，許冠傑用《天才白日夢》《浪子心聲》唱出了小市民的樂觀情緒，一時間街邊的音像店紛紛貼出“許冠傑售罄”的海報。
就這樣，香港音樂迎來了光彩的八十年代。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胡耀邦半夜聽到了一首香港流行歌曲，就打電話給中央電視台，說這首歌一定要聽、要學，讓人趕快把錄像帶寄給他。
後來，他還帶着全家人學唱。
這首歌就是《我的中國心》。
1979年，張明敏還是香港一家電子廠的勞工，他跟随老闆來内地，感覺到了另一個世界。
“街上都是穿中山裝的人，啤酒也是熱的，沒有冰塊。”
後來，張明敏唱了《爸爸的草鞋》等幾首愛國歌曲，一時間被香港人稱為民族歌手。
适逢中英談判，香港氣氛非常活躍，張明敏打算再唱一首。
唱片公司找到了黃霑幫他寫詞。
詞真的不太容易寫，黃霑半年沒有給稿子。
制作人急着趕檔期，就去黃霑那裡要，黃霑急了就說：“要拿就去垃圾筒找吧。”
因為他已經寫了很多，但都覺得不滿意。
後來，經紀人真的把那些稿子收集起來，找到了被定稿的《我的中國心》，曲作家王福齡特意為這首歌寫了曲子。
1984年春晚前夕，導演黃一鶴想找一位港台歌手參加。
為了避免氣氛緊張，他在彙報工作時說：“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是以，把港台演員請過來也是人之常情。”
不久後，黃一鶴到深圳聽到了《我的中國心》，拍闆決定就是這首歌。
于是，在那屆春晚上，觀衆看到了披着長圍巾的張明敏，《我的中國心》随後也就在内地流行起來。
與此同時，香港也正以另一種方式訴說情懷。
盧國沾童年是在内地度過的，在成為一名詞作家後，一首飽含鄉愁的《大地恩情》是他的最愛。
河水彎又彎 冷然說憂患
别我鄉裡時 眼淚一串濕衣衫
人于天地中 似蝼蟻千萬
獨我苦笑離群 當日抑憤郁心間
若有輕舟強渡 有朝必定再返
水漲水退 難免起落數番
大地倚在河畔 水聲輕說變幻
夢裡依稀滿地青翠 但我鬓上已斑斑
這首歌的同名電視劇在麗的電視播出後，收視率無可匹敵。
與此同時，無線電視此時也開始發力，那時很多電視劇都熱衷于家國情懷。
《射雕英雄傳》《大俠霍元甲》《上海灘》是這其中的代表。
那個年代，很多内地的電視觀衆都是在村頭坐着小馬紮看《上海灘》，一邊為許文強、馮程程的難成眷屬感到惋惜，一邊又為馮敬堯勾結日本人感到厭惡。
時隔多年，有的人可能已經把劇情淡忘，可那滄桑的“浪奔，浪流”旋律卻始終記在心頭。
葉麗儀有粵劇功底，唱起這首歌字正腔圓，正如她在圈内受人尊敬的地位一樣。
多年後的英國告别儀式上，主持人有兩位，其中一位就是葉麗儀。
上海灘已成往事，透過它可以看見八十年代的香港音樂的情懷。
寫完《大地恩情》後，盧國沾發起了一場“非情歌運動”，試圖把香港音樂從卿卿我我的泥沼中拉出來，還為此寫了《螳螂與我》等幾首歌。
然而，香港音樂娛樂化的潮流将他推倒，繼續向前走了。
在他以後，恐怕也隻有Beyond的歌裡還能聽到不一樣的味道。
1986年，黃家駒的一位朋友Mike Lau從香港傳回闊别十年的故鄉，回港以後，感觸良多。
黃家駒被他感染，就将這份想念故鄉的情懷放進了歌裡，名字叫做《舊日的足迹》
黃家駒，真是一個性情中人。
南非總統曼德拉為種族鬥争入獄28年，黃家駒出行非洲傳回後，寫了一首《光輝歲月》，向這位“全球總統”緻敬。
他曾說過這樣的話：“你向這個社會索取一些東西的時候，你先問你自己給了這個社會什麼，我給了音樂。”
進入九十年代，香港音樂開始向娛樂看齊，越來越多的歌手和詞曲作者沒有了精神向往。
直至黃家駒死後，他的精神後繼無人。
直至金融危機和非典，人們才又記起原來香港音樂的精神還在，隻是已經從“流行”變作了“經典”。
獅子山依舊在那裡巍然而立，感受着時代的變遷。
參考資料：
1.《中國流行音樂簡史》 尤靜波
2.《香港名人訪談錄》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3.《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新周刊
4.《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 黃霑
5.《光輝歲月：黃家駒傳》 鄒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