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柳宗元在柳州為官四年的政治生涯中實踐了他部分的政治治理思想，并得到了柳州當地人民及其繼任官員的推崇。
上任後，針對柳州出現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各種弊端，通過施行以儒家文化為主、佛家文化為輔的文化改革，以“人本治理”思想為主，推行一系列改善民生、解放奴婢的人本治理措施，推動了人民生産、生活和思維方式的改變。
引入佛教思想，改善民風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既是文壇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文學家之一，也是中晚唐政治家之一。柳宗元在朝廷中被認為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即屬于改革失利派，兩度遭貶以緻貶谪到柳州刺史。
在柳州擔任刺史期間，柳州屬南蠻之地，風土人情差異大、語言文化習俗不相通。但是他通過具有實權的刺史一職真正實作了他的政治思想與政治主張，達到了他先前急切入世的政治目标。
一到柳州，柳宗元便向憲宗皇帝李純呈送了《謝除柳州刺史表》，表示要認真地宣傳和謹慎地執行朝廷的指令，竭盡全力治理地方，使得“皇風不異于遐迩，盛澤無間于華夷。”
在柳州任職期間，通過推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舉措革新利弊，最終促使蠻荒落後的柳州“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
柳宗元以儒家主張的“德政”治理思想為導向。“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是柳宗元治理地方的主要思想，即繼承和發展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張通過以民為本的各項治理措施來實作國家的長治久安。
具體的措施包括：一是在他上任柳州刺史後，針對柳州文化落後，人們打殺劫掠、争鬥行暴的彪悍民風，柳宗元以教育方式宣揚儒家“禮治”思想，即着手修葺了損壞的孔廟，并刻立《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碑石以記之。
由于先前唐玄宗李隆基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後，儒學“正統思想”地位已确立。柳州也在柳宗元的改革下成為推行“儒家”思想教化的治所。二是推行儒家的“仁政”思想。
例如，宋代的劉斧曾在其撰寫的《劉子厚柳州立廟》一文時著述道：“子厚不薄彼人，盡仁愛之術治之（柳州地方事務）。民有鬥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終不忍以法從事。”
以緻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愛我者也。”三是加強法制與行政管理，推行以法治輔助儒家的“仁治”思想。
通過這些措施，柳州落後的風貌有所改善，經濟社會有所發展，推動柳州營造起“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的社會良好狀态。
除崇尚儒家“禮治”、“仁政”正統思想外，柳宗元還通過宣揚佛教的“向善”思想教化當地百姓。柳州一帶越地的少數民族，自古迷信鬼神而且輕易殺生，蔑視教化而不講仁義道德。
當地百姓有病不就醫，而是迷信鬼神、巫術，濫殺禽畜，以求消災解難，正如“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這種風俗導緻當地人口持續減少，田地廢棄荒蕪，禽畜也很難繁殖增加。
這種情況下，如果運用禮儀道德來扭轉人們已有的根深蒂固的原始落後意識形态，效果甚微；如果采用刑罰來限制，人們就會趨利避害出于本能的自衛逃跑躲避。
隻有佛教僧侶遵守并傳播佛教教義，可以順應百姓的心理、習俗，起到輔助教化的作用。于是他主持修複了被燒毀近百年的大雲佛寺，讓僧侶們“擊磬鼓”。
應用佛教戒殺的主張和講究好善樂施的道義，引導百姓改掉濫殺牲口的陋習，教化百姓，同時發展教育。
柳宗元認為佛教可以指引人們的精神信仰，但并不認為佛教是萬能的，要使百姓少患病，根本的方法是提高醫療技術。說明了柳宗元運用宗教輔助教化群眾是一種手段，堅決提倡科學地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打井取水，改善民生
在政治方面，柳宗元實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以打井為例，柳宗元到柳州時，柳州當地人生活用水十分困難，但是柳州人從來不敢打井，因為迷信打井會破壞風水。
群眾往往都是用一種腹大口小的瓦罐去從江河裡取水。江岸陡峻，取水艱難，到了旱季，取水路途更加遙遠。下雨天，取水途中因路滑而跌倒的不計其數。
人們既抱怨取水困難，又迷惑于迷信的說法（當地百姓認為打井會破壞所謂的“龍脈”，壞風水），終究沒有進行打井取水。
柳宗元非常關心民間疾苦，到柳州的第二年三月份，柳宗元與談康和尚、副将米景等人經過考察選址，指令在城壕邊打井，曆時一月，找到大量泉眼以及重組的水源，一舉解決了柳州城内群眾的飲水困難。
他的這一舉措，推動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人一連連打了好幾口井，促使世世代代經年累月挑水打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幹淨甘甜的地下水，由此解決了柳州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此外，柳宗元還把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做法擴大到方方面面民生工作上去，例如，為了推動地方發展生産，柳宗元組織閑散勞動力“凡辟地若幹畝，凡樹木若幹本。
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幹傾”。通過柳宗元實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後來韓愈在為其過世後撰寫的《柳州羅池廟碑》中載述到：
“（經柳宗元團一番治理）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修潔，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字嚴父诏，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通過柳宗元一系列革新社會利弊的改革措施，柳州這個城市的氣象從此日新月異。
而且，柳宗元實行類似打井的一系列舉措，不僅改變了柳州當地人民喝水取水的生活方式，還改變了當地人們的思維方式，這又有利于推動儒家文化的傳播。
解放奴婢，改革弊政
在政治與經濟方面，柳宗元改革了當時柳州盛行的奴婢風潮。解放奴婢從本質上看是反對少數民族地區封建社會中殘留的奴隸生産方式而言的。
它有利于解放生産力，推動社會政治與經濟産的發展。當時，嶺南一帶存在“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的殘酷風習，就是用子女做抵押借錢。
即約定到期不能償還，等到利息積到和本錢相等時，就把抵押的子女沒收，永遠成為債主的奴婢。在柳州的大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下，大多數勞動人民交不起租稅，還不清債務，被迫以子女作抵押品，而且到期無力贖回，最後淪為奴俾。
見此情形，柳宗元下決心改革弊政，釋出政令，“革其鄉法”，制訂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規章制度，即規定那些已經淪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時間算工錢，直到工錢足以抵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時，就可要求債主歸還被質押人的人身自由，回家和親人團聚。
此項措施在柳州一帶推行，僅一年時間，就使上千的奴婢獲得了自由。由于此項措施卓有成效，管轄廣西其他各州的觀察使也将柳宗元的這一做法予以推廣到廣西其他州，進而使得農業生産力有所提高，進一步促進當地農業生産發展。
這一做法正如近現代美國的廢奴運用一樣，隻是柳宗元的這一做法在君主制的時代背景下更加合理可行，而且，是利于債主和奴婢兩方面主體利益的。同時，通過貨币的借貸流通和勞工計時等制度，這些措施也極大地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柳宗元組織當地人民建立了一大批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生态發展的民生工程。當時，柳州身處“南蠻之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态等各項事業的發展都嚴重滞後。
當時，柳州市城外卻有着大片的荒地，柳宗元身體力行，并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與組織鄉間鄰裡的閑散勞力，一起開荒墾地、種樹種菜，鼓勵發展當地的生産。
在柳宗元的組織和帶領下，柳州可耕地面積大幅增加。同時，柳宗元還着手施行有利于當地的生态環境改善與發展的一系列措施，例如，為了改善城市的生态環境，柳宗元組織官員、群眾開墾、植樹、修路。
柳宗元上任不久，曾登上柳州城樓，吟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發出了對土地荒涼的惋惜之情。于是，在大雲寺内辟地若幹畝，種植樹木若幹，種下翠竹三萬，菜地百畦。
他到柳江江邊，親自參加植樹活動，種下一批柳樹，綠化城市，并作詩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又如，他還率領行政官員，州衙全體成員在柳州城西北隅“手種黃柑二百株”。
拉開了當時柳州開荒植柳樹、種果的序幕。由此，柳州一帶呈現“香柑遍地，綠柳成行”、“柳候澤惠，萬世流芳”一派煥然一新、欣欣向榮的社會美好景象。
最後，他的生态文明觀念還滲透到城市的建設和規劃上，即柳宗元在位期間，整治大街小巷衛生環境，大量修築廟宇、亭子，建設起一批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
柳宗元隻擔任了柳州四年的地方行政官，在邊遠的地方，他做出了一番政績，但由于官場争鬥，仍然埋沒了他本可與文學成就相媲美的治世才華。
在他逝世後，柳州的地方官員謝甯、歐陽翼、魏忠等于第三年為其建立了羅池廟加以祭祀，并請時任戶部侍郎的韓愈為其撰寫了《柳州羅池廟碑》，以贊揚其政績。
宋徽宗應柳州地方官“因民之情”的申報和請求，将其封為文惠候；南宋高宗皇帝又加封其為文惠昭靈侯；元朝的泰定帝又加封其為文惠昭靈公等等。
結語
柳州元的人本治理思想和政治抱負在柳州這一地方得到了實作，更是推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良好發展，可供後來管理者借鑒。正如柳宗元在其《嶺南江行》中闡述的“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待流年”，表明了他盡忠職守、憂國憂民的高風亮節。
他踐行了所主張的一系列革新管理思想，促進了地方的生産發展，維護了國家的安定團結。他的治理思想改善了民風與民生，改變了人民的思維方式，優化了城市生态環境，最重要的是，他的地方治理是建立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之上的，具有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