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宏傑
選自 |《楚國興亡史》
01
春秋列國競争中有一個規律性現象，那些在戰場上迅速崛起的大國，大都是邊緣型國家。秦國地處西北，在與遊牧民族曠日持久的競争中培養起了虎狼之性。齊國地處東面，在與東夷的長期鬥争中保持了不懈的鬥志。而晉國與北狄和山戎做了幾百年的鄰居，從他們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斷流失的強悍。
不過，在這幾個大國中，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最為突出的。
國家博物館收藏着一面出土于雲夢睡虎地的楚式銅鏡，上面刻着這樣一幅圖案：兩個武士頭戴盔甲，赤足裸膊，各持劍、盾，正與雙豹緊張搏鬥。一豹昂首翹尾跳躍而起，一爪撲向武士，武士毫不怯懦，昂首弓步，手持盾牌猛力抵擋；一豹鬥敗遠竄，顧首探視，武士持盾握劍，乘勝追擊。整個畫面給人以觸目驚心的感覺。這面原來被斷為戰國晚期的銅鏡，現在被認為更可能是秦統一之初的楚地作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楚人的勇悍遺風。
湖南長沙顔家嶺楚墓中出土的一件狩獵紋漆樽，反映的則是楚國獵人勇鬥野牛的情景：一獵人持長戟向一隻野牛刺殺，野牛低首揚角，俯身前撲；牛後有一人正作引弓待發狀。
像這樣以武士與猛獸搏鬥為主題的圖案，還出現在許多楚國文物上。這些圖案，生動地展現了楚國人的尚武精神。
從遷徙到長江流域開始，楚國人就一直在戰鬥中生存。楚國周邊的各個少數民族，一個個都勇敢善戰。幾百年來，楚人從來沒有放下過武器。在與這些桀骜不馴的“野蠻人”的周旋中，楚國人血液裡的勇武指數不斷上升。
楚人的尚武，首先表現在國君的身先士卒上。曆代楚王最大的樂事，莫過于親自領兵上陣，獵取敵人的首級。春秋時代，楚國一共有16位國君，除了3位因為年齡太小或在位時間太短而沒打過仗外，其餘的都曾冒矢疆場，帶隊親征，其中有3位還死在征途之上。
楚康王即位五年，國家沒有戰事，他怕國人責備自己，說：“國人謂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左傳·襄公十八年》）也就是說，如果做了國君卻不率兵出征，死後就不配享受規定的禮儀，是以大舉率兵攻鄭。
楚國與善戰的原始部落巴族是長期的敵人。楚文王即位後，率兵伐巴，失敗而回。回到郢都城下，掌管城門的鬻拳居然關閉城門，不讓國君入城。（《左傳·莊公十九年》：“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馮夢龍在《東周列國志》中描繪，鬻拳站在城門上大聲責問說：“王自将而見敗，甯不為人笑乎？”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是大逆不道的舉動。然而楚文王居然羞愧地低下頭，率兵掉頭而去，直奔另一個楚國的敵人黃國。他需要一場勝利，來挽回自己的面子。伐黃戰争雖然取得了勝利，楚文王卻為連續作戰而付出了代價。他積勞成疾，最終在回國路上去世了。
國君們如此富于進取心，将軍們自然更為英勇善戰。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之戰，“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轼”（《左傳·成公十六年》）。楚軍陷入險阻之地時，楚國大将叔山冉大吼一聲，跳下戰車，徒手與靠近的晉兵搏鬥。他雙手抓住一名高大的晉軍，用力一擲，正砸中幾十步外的晉軍戰車，連車前的橫木都被砸得咔嚓一聲斷裂。這種超凡的勇力吓壞了晉軍，晉人退兵而走，楚軍得以出險。
在春秋戰國的戰争史上，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楚國軍隊統帥的自殺率最高。
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派屈瑕攻伐羅國。由于輕敵，楚國兵敗，屈瑕羞愧自殺。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後，楚國主将子玉也自殺而死。公元前575年，楚國兵敗鄢陵，主将子反引劍自盡。公元前559年，令尹（春秋戰國楚國最高官職，輔佐楚王掌管全國軍政事務）子囊攻吳失利，“遂伏劍而死”。公元前519年，楚司馬薳（wěi）越追擊吳太子沒有完成任務，乃自缢于薳澨（shì）。春秋時期各國對将領并沒有戰敗自殺謝罪的要求。比如，公元前627年秦主将孟明視被晉敗于崤山，公元前607年宋主将華元被鄭敗于大棘，公元前597年晉主将荀林父被楚敗于邲，他們都沒有自殺，仍然照常任職。這說明，楚國将領的責任感和羞恥心，是他們自殺的主要原因。學者王準檢索史籍，發現春秋時期，楚國的軍事長官以及貴族，自殺者至少有17人。（參見王準：《春秋時期楚人自殺現象探析》）是以，楚人的後代項羽烏江自刎，并非僅僅是他個人性格所緻，也是受楚人傳統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将軍們的帶領下，楚軍才能“蛟革犀兕，以為甲胄，修铩短鏦，齊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淮南子·兵略訓》），令各國聞風喪膽。
02
楚國曆代國君大都英勇尚武，除了因為楚人立國蠻夷之中外，還因為楚國曆史有一個特殊的傳統——弑君。
正如梁啟超所說：“大陸自三代以來，純以禮治為尚。”（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緒論》）西周王朝可以稱為“禮治社會”，主宰社會的，不是法律，而是禮儀。
西周建立後，創立了整套系統周密的禮儀體系和典章制度，所謂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從大型活動到日常起居，莫不講究禮儀，禮法之網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但是楚人卻不理這一套。
自從西周時起，中國公權力的傳遞就一直遵循着一個明确的原則：立嫡以長。也就是說，選擇繼承人時，不必考慮他的品質、才能、年齡，而僅僅考察其出生順序就可以了。這一做法最有效地保證了權力傳遞的有序和政治局面的穩定，卻也容易導緻統治者一代比一代孱弱。誰都知道，出生順位與治國才能沒有什麼邏輯上的聯系。
隻有楚國經常破壞這個規則。作為一個非華夏國家，楚國禮儀綱紀觀念淡薄。混合了蠻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們都異常強健，像餓狼渴望鮮肉一樣，對王位垂涎三尺。是以，如同草原民族一樣，楚國最高權力的更替經常充滿血腥。楚國曆史上出現過5位因政變而即位的君王，而且總是“恒在少者”。
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後30年，即公元前741年，楚國内部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楚君蚡冒的弟弟熊通殺死侄兒，代立為王。《史記·楚世家》記載：“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公元前672年，在随國的支援下，熊恽襲殺親哥哥熊艱，是為楚成王。幾十年之後，楚成王的兒子商臣又逼其自殺，自立為王，是為楚穆王。楚康王死後，他的弟弟公子圍殺掉了繼承人郏敖，并殺死郏敖的兩個兒子，是為楚靈王。之後，靈王的弟弟棄疾逼死了包括靈王在内的三位兄長，自立為王，是為楚平王。
春秋戰國時期，弑君自立事件在楚國中前期是最頻繁的。這種在中原國家看來大逆不道的禽獸行為，一方面确實血腥而野蠻，另一方面對楚國的發展其實也不無意義。因為不斷地弑君，保證了楚國王位上坐着的都是極其強悍的年輕人。
如果乘直升機飛到湖北省當陽市附近，我們就會看到在農田中的幾條土壘組成的一座古城的輪廓。考古學家發現，這些土夯的古城牆，底寬約18米，頂寬5-10米，高6米，顯示這座古城應該是周代一個重要的都城。
這就是糜城遺址，一個古老的諸侯國權國曾在此建都。權國是西周時期遷徙的殷朝武丁之後裔所建立的一個小國，位于楚國南面，國土不廣，但國力卻不弱。一直以來與楚國相安無事。不過，這樣的日子也在楚武王熊通即位三年後就到頭了。
篡位者大多強健有為，楚武王強暴好戰，這是因為篡位者的罪惡感壓迫着他必須有所作為，才能壓服那些對他不滿的人。從侄子手中奪取了王位後，他就開始了野心勃勃的擴張。他揮師渡漢，遠征南陽盆地，攻擊周朝設在漢北的重鎮，但沒有得手。于是，他轉而出師江漢平原的西部，滅掉了權國。後來他又三次伐随，并最終死在征途之中。
其他篡位之君也是這樣。楚成王才智超群，開疆拓土，稱霸中原。楚靈王在為君前就曾數次親自率軍出征，會盟諸侯。楚平王的治國能力也高于凡輩。是以楚大臣曾對成王講：“楚之舉常在少者。”張正明說：“在楚國曆史上，凡弑篡而立的君主必定是公子王孫，大抵有所作為、有所建樹，而且都出現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即楚國轉弱為強、變小為大的時期，唯獨楚國将亡時公子負刍弑其弟公子猶而代立是例外。”（張正明：《楚史》）
03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蠻夷性，楚國很早就成了周代秩序的破壞者。
在西伐庸國、東下揚越之後，志得意滿的熊渠做了一件驚人的事：他居然把三個兒子都封為王，與周天子相提并論。他的大兒子熊康被封為句亶王（今湖北荊州一帶），二兒子熊紅被封為鄂王（今湖北鄂州一帶），小兒子熊執疵被封為越章王（可能在今湖北荊州和鄂州之間）。
這是周朝曆史上第一次發生諸侯僭越封王事件。按照周朝體制，唯有周天子能稱王，諸侯隻能稱公、侯、伯、子、男。熊渠是子爵，現在他一下子竟然封了三個王。
為什麼要公然做出這樣的舉動呢？顯然是對中原諸侯稱楚人為蠻夷的回應——既然你們認定我是蠻夷，那麼就請嘗嘗蠻夷的厲害吧！他幹脆向全天下聲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号谥！”（《史記·楚世家》）中原王朝不是把“王”作為不可挑戰的最高權威嗎？我就一下子封三個王給你們看看。
不過，這三個王号存在的時間都不長。周厲王即位後，西周王朝已窮途末路，厲王極力強化國家機器，對周邊民族不斷攻伐。熊渠為了避免與周王朝發生正面沖突，主動取消了三個兒子的王号。但封王這一驚人之舉，已經向天下發出了一個明确的信号：楚國已經徹底擺脫周王室的束縛，決心與周王朝分庭抗禮。
楚武王熊通也是這樣的人。他不守中原規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晉升自己的爵位。他威脅說：“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号。”“觀中國之政”即介入中原的政局。結果當然是“王室不聽”。被拒絕後，熊通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史記·楚世家》）于是，當即自立為楚武王。你既然始終認為我是低人一等的蠻夷，我幹脆與你平起平坐。這如同孫悟空自命齊天大聖的舉動一樣，也是楚國蠻夷性的鮮明表現。
04
楚國的蠻夷性還展現在政治制度的創新能力上。
在各個諸侯國中，楚國一直是一個更為集權型的國家。楚國雖然也模仿中原國家采取分封制，但是由于它非華夏國家，不受西周封建體制的限制，是以它的分封制度不如中原諸侯國那樣完善而穩定。
中原諸侯國都實行層層分封。也就是說，諸侯在國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讓他們世襲土地。時間長了，這些卿大夫和諸侯一樣，權勢越來越穩固，最終尾大難掉，晉國這樣的老牌國家最後就是以被分裂了。
而楚國從立國開始，就是一個集權型的國家，國家權力集中在王室和貴族手中。官職不得世襲，而是根據能力、品行和資曆來遴選。
楚國在中國曆史上比較早地出現了郡縣制的雛形。“篡位者”熊通在政治上表現出極強的創新精神。滅掉權國後，他沒有像其他諸侯那樣，把它分封給臣下，而是在權國故地設立一個縣。所謂縣，最初就是懸字，懸挂的懸，就是這塊地方“懸着先不處理”的意思。他任命鬥缗為權尹。很多曆史學家認為，中國曆史上以縣為一級地方行政區域，即自熊通滅權國而置權縣始。
縣的出現，在中國政治史上意義非常重大。分封制相當于一種地方自治，國君想直接從各地貴族手裡征發百姓，征收稅款，會遇到貴族的阻撓和反對。而縣尹由國君任命，随時可以免掉，并不世襲，這就保證了國君對新征服土地的絕對控制權。是以，楚國先于其他諸侯國建立起了官僚管理體系的雛形，在春秋戰國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占了先機。後來各國紛紛效仿，越來越多的國家慢慢都推行了郡縣制。這是戰國變法的基本邏輯，其實也是1000多年後西方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邏輯。
曆史的規律就是這樣，制度創新往往是在像楚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完成的。或者說，邊緣國家、邊緣地區往往是舊制度剛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這就是“蠻夷”的優勢，也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