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在隋末動蕩之際投奔李世民而成為謀士的。他們二人原本是隋朝的下級官員。
李淵起事時，房玄齡是隰城縣尉，杜如晦是滏陽縣尉，縣尉與縣丞同為縣令的佐官，掌治安捕盜之事，級别較低。而他們又很有政治抱負，想要成就一番事業。
當李世民帶兵圍攻長安時，房玄齡“杖策谒于軍門”，就是帶着早已想好的計謀，來到李世民的軍中自薦。同時，房玄齡還以其才華得到李世民屬下溫彥博的力薦。
當時，李世民正在尋求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對于賢能之士，自然頗為重視，當即任命房玄齡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
按當時制度，記室參軍掌管表、啟、書、疏，就是為上司者起草和處理各種表奏文書的“機要秘書”，如今的一些文章将房玄齡稱作“大秘書”，就是從這點着眼的。
杜如晦則是在李淵的軍隊進入長安後，來到李世民身邊的。就這樣，形成了房玄齡、杜如晦這對著名的“黃金搭檔”。然而，杜如晦在貞觀四年（630）病逝；房玄齡則一直活到貞觀二十二年，是以，雖然二人并稱，但房玄齡的角色顯然更重要。
據《貞觀政要·任賢》記載，貞觀二年的一天，唐太宗與宰相們一起宴飲，并讓王珪點評各位宰相的長處。王珪首先提到的就是房玄齡，說他“孜孜奉國，知無不為”。這個評價相當高，道出了房玄齡的勤勉和擔當。
為相：忠于職守
房玄齡，名喬，玄齡是其字，公元579年生于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的一個官宦之家。其父房彥廉是隋朝泾陽縣的縣令。别看職位低，卻是一個大學問家，是以房玄齡從小就得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年紀不大就已博覽群書，為今後成就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房玄齡不讀死書，更不死讀書，而是能聯系實際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還在青年時，他曾和父親一起來到京城。當時，隋朝呈現出一派和平景象，一些政論家們都以為楊家會有一個較為長久的天下。但房玄齡不這麼看。
他私下對父親說：當今皇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功德，不過是靠欺騙手段糊弄老百姓而得到天下罷了。得到天下後，又不為自己的兒孫做長遠打算，擅自廢長立幼，讓兒子之間拼死拼活地争權奪利。而那些無望當太子的皇子，則無限制地追求物質享受，一個個都欲壑難填。
照這樣下去，亂必從内生。如今從表面看去天下似乎一派祥和景象，其實，楊家天下的滅亡不過早晚的事。年紀輕輕的房玄齡能對時局有如此深刻的分析，着實讓他的父親吃驚不小。
不僅如此，房玄齡十八歲中進士。當時的吏部侍郎高壽機以善于識人著稱，他見了房玄齡，稱贊不已，對宰相裴矩說：我見識的人才也算是多的了，但還沒見過像房玄齡這樣優秀的，此人将來必成大器。
如前文所講，房玄齡在隋朝當的都是小官，他的才華自然難以充分施展，這也讓其對隋朝的統治感到更加失望。是以，李淵父子在晉陽起兵，李世民攻占渭北後，房玄齡便立即趕去投奔。
自擔任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開始，房玄齡就一直陪伴在李世民的左右。《舊唐書·房玄齡傳》說：“玄齡在秦府十餘年”，這十餘年中，房玄齡作為李世民的機要秘書，“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瞻，初無稿草”。
在許多重要而緊急的關頭，房玄齡以其高超的文字水準和傑出的謀劃能力，為李世民出謀劃策，應對時艱。當時，李世民的父親李淵也對房玄齡贊賞有加，認為房玄齡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對侍臣們說：
房玄齡這個人，深識機宜，足當大任。每每替我兒子陳述事情，雖在千裡之外，卻像面對面講的一樣。後來的“玄武門之變”，房玄齡也參與了謀劃。
李世民後來說：“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是以見草創之難也。”其中的“定天下”，就包含“玄武門之變”一事。
李世民登上皇位後，房玄齡被任為宰相，成為皇帝的“臂膀”，最終輔佐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房玄齡在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出要整頓吏治，貫徹的思想是“量才授職，務省官員”。隋朝時，為了鞏固政權，中央機構中吸收了大量的南北方舊官吏。
據《通典》記載，隋朝“内官（即中央政府官員）二千五百八十一”。這樣就使官僚機構臃腫，官員遇事推诿，吏治腐敗，這一問題在隋末尤甚。
唐武德年間，為了支撐建立政權，又大量任命官員。據《資治通鑒》記載，李淵向關中進軍途中，“民年七十以上，皆除（任命）散官，其餘豪俊，随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
任命的人數如此之多，授官手續如此簡單，導緻所用之人良莠不齊，而且給國家财政造成了巨大壓力。這種弊病延續到貞觀初年，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房玄齡秉承太宗的意志，對中央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朝廷中央的文武官員被精簡到640餘人。當然，僅精簡還不行，重要的是提高行政效率，這就必須用制度和法律作為保證，使官員“各當所任”。
房玄齡主持編寫的《唐律》中，就有對各級主管官員私自“超編”的懲罰條款。有關唐朝各級行政機構的職責、官員的考核内容在《職官令》《考法》中也做了詳細規定。
而且，《唐律》中還對官員贻誤“公事”制定了處罰條款，同時對官員執行公務時出現的拖拉之風，也都做出了嚴格且詳細的懲罰規定。
正因為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貞觀年間的吏治大為好轉，朝廷的辦事效率不斷提高，國家開支大為減省，政治逐漸走向穩定和清明。
薦才：網羅才俊，知人善任
房玄齡作為李世民的重要輔臣，有一個很關鍵的工作就是網羅人才，為主所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房玄齡又是李世民的“人力資源總監”，打造優秀的團隊，輔佐李世民成就事業。
據史籍記載，房玄齡在李世民的秦王府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緻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将，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
意思是，每次李世民軍獲勝，衆人都争着去搜羅奇珍異寶等戰利品，隻有房玄齡四處查訪搜尋人才，交結各地的英雄豪傑，将他們引置秦王府。
每遇良臣猛将，房玄齡就傾心結交，皆為李世民竭盡死力。這些人才中比較著名的有虞世南、秦叔寶、侯君集等。房玄齡為李世民苦心打造的人力資源庫，為“貞觀之治”奠定了人才基礎。
本文要講的另一個人物杜如晦，也是因房玄齡的舉薦而被李世民重用的。當時秦王府中人才荟萃，唐高祖李淵在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的挑唆下決定将李世民手下一部分人派到外地為官，杜如晦被任陝州總管府長史。
李世民那時還不了解杜如晦的重要性，便答應了。房玄齡得知後，立即對李世民說：“杜如晦聰明有膽識，是個難得的人才。您如果隻想做一個藩王，沒有他倒也沒事；如果您想‘經營四方’，就必須得到此人的輔佐。别的人調走并不足惜，唯杜如晦不能舍。”
李世民聽後，立即上奏父親李淵，将杜如晦留任府中。此後，房、杜二人成為李世民智囊團中的核心人物，也成就了“房謀杜斷”的佳話。
做官：不居功，知謙退
房玄齡雖然位高權重，卻懂得為官之道。他在宰相之位上越久，就越懂得謹慎小心，從不以功臣自居。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與大臣讨論進階官員世襲爵位的問題，打算封房玄齡為宋州刺史和梁國公。宋州刺史并非實職，隻是對老臣的一種特别的賞賜，為的是讓高官的子弟能世襲官爵。
房玄齡得知後上奏道：“臣已擔任宰相，現在又封為宋州刺史，子弟過早地享有爵位，臣以為不妥，請允許我辭去宋州刺史之職。”
唐太宗接受了房玄齡的意見，隻封他為梁國公。房玄齡的這一做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有功之臣紛紛仿效，辭去世襲的爵位。
看到這一情形，唐太宗贊歎說：“大臣們能這樣做，都是房玄齡的功勞啊！”
貞觀十六年，房玄齡認為自己已經當了十五年宰相，兒子又娶了公主，女兒成了王妃，自己權位太重，顯貴太過，便請求辭掉相位。然而唐太宗不允許。沒過多久，又進封房玄齡為司空，仍總攬朝政。房玄齡又堅決請辭。
唐太宗便派人對他說：“辭讓，固然是一種美德。但是國家長久以來都依靠您，如果失去了像您這樣的賢相，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般。您身體并未衰老，就不要再推辭了。”話說到這種地步，房玄齡隻好接受了。
正是由于房玄齡為官的美德，唐代史官柳芳贊歎道：房玄齡輔佐太宗平定天下，終于宰相之位，總共三十二年，天下人稱為賢相。可是卻沒什麼顯著的政績可尋，他的德行真是太高了。
身為宰相，房玄齡之功正在于能看到每個人的優點，進而将不同性格、長處的人合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推動國家發展。
貞觀二十二年，重病中的房玄齡仍心念國事，他對兒子們說：“如今天下太平，隻是皇帝東征高麗不停，這是我擔憂的。皇上态度堅決，群臣莫敢犯顔。我要是知而不言，就會含恨而死。”
于是他抱病寫了奏章，請唐太宗以天下百姓為重，停止東征高麗。唐太宗讀罷奏章，非常感動。房玄齡病逝後，唐太宗十分悲痛，為之辍朝三日。房玄齡善識人，又能團結人，身處顯位，卻不自傲，始終謙虛謹慎，勤勤懇懇，兢兢業業。
結語
《新唐書》則是這樣評價的：玄齡執掌國政的時候，早起晚睡，恭勤自強，一心為公，盡心竭力。不願使一物失所。他沒有嫉妒人之心，聞人有善，如己有之。
他還熟悉吏治，審議法令規定，總是以寬平為原則。他從不用自己的長處去要求他人，用人不求全責備，即使地位低下的人，也能讓他盡其所能。這些都強調了房玄齡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