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反思全球化
2018年，當川普認真地準備與各國特别是中國進行貿易戰時，當時幾乎所有的大企業、經濟學家和華爾街都不以為然，認為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好處遠高于它的弊病，川普的那些民粹主張，終究會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更會損害美國經濟。
然而六年之後，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已經不再是中國，美國經濟并沒有崩，而學術界也開始更認真地研究川普的那些主張：一個鐵鏽帶的失業的勞工，一個二十年收入沒有增加的藍領家庭，到底跟大洋彼岸那個飛速增長的東亞大國有多大的關系呢？
曼海姆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Valentin Lang 博士及其合著者、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 Marina M. Tavares 于2018年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的論文，探讨了全球化對全球各國家之間，以及個人間不平等的影響，認為隻有收入最高的 5% 的人受益。
作者結合了過去 50 年來的貿易、金融流動和監管資料，并将這些資料與各個國家經濟自由化措施聯系起來，是以結論也非常有價值，值得我專門寫一篇文章去介紹。
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我還會談一談大陸在全球化中面臨的困境。
2/5、邊際回報減少的全球化
首先要給“全球化”一個定義，作者列出了全球化的四個因子：
貿易在GDP中的占比、
外商直接投資在GDP中的占比，
關稅下降
資本項目開放程度。
通過各國資料分析，這四個因子存在明顯的相關性，特别是“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關稅下降和資本項目開放”之間更直接，可以共同組成衡量全球化的核心名額——各國的經濟全球化指數。
這個定義很重要，實際上，大家對全球化的了解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後面中國的資料。
接下來，作者通過這四個因素計算出各國近幾十年每一年的全球化指數，再去分析該指數與其他經濟資料的相關性。
研究指出，各國的“經濟全球化”指數（橫坐标），與GDP目前增速（縱坐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圖中四種顔色代表不同收入水準的國家：低收入（LIC）、中低收入(LMIC)、中上收入(UMIC)和高收入(HIC)。
中國屬于中上收入國家（綠色），但我們的“全球化指數”不到40，低于平均水準，跟媒體宣傳的印象有差别，作者沒有開放詳細的資料，我覺得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程度不高，另外，大陸的關稅水準跟自由貿易國家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是以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看來，中國并不屬于全球化或者經濟自由化國家，而更像是“新重商主義”，這一自我定位和他國印象的差異，是造成經濟政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下面這張圖，橫坐标是1990-2014年間“經濟全球化”提高程度，大部分國家都是上升，縱坐标是此期間GDP年化增速，兩者也存在正相關的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提升程度大于0的國家中，橙色國家（高收入）大部分處于黑色的線性回歸預測線下方，而綠色（中高收入）和紫色（中低收入）國家則更多位于線性回歸預測線上方，這表明，中低收入國家比發達國家可能更受益于全球化。
作者論文的後半部分進行了更仔細的分析，把各國按經濟全球化程度分為不同的檔次，研究當全球化程度加深時，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
全球化水準較低的國家，全球化會引發相當強勁的增長，但全球化程度越高，效果就越小，全球化的邊際回報減少，在全球化得分約為66分的情況下——大緻是波蘭、智利和澳洲等國家目前的水準，增長水準不再顯著。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全球化程度中等偏下，但增速遠遠快于其他國家。
如果隻是發達國家受益較少，還不足以改變這些國家對全球化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對國内收入差距的負面影響，即論文的另一個結論。
3/5、隻有5%的人真正受益
下圖的橫坐标是1990到2014年間，各國全球化指數增加的程度，縱坐标是一國内部分市場不平等的提高程度，類似于基尼系數。
結論是：經濟全球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不平等指數就會上升約0.4-0.5個百分點，而這段時間，大部分國家的全球化指數都上升了10個點以上。
這實際上就是全球化的經濟利益如何在一個經濟體内配置設定的問題，作者進行了更詳細的分析：
下圖的橫坐标是把收入分為10檔，第一檔最低，第十檔最高，縱坐标是全球化對該檔人群的收入份額增減的貢獻度。
結果很明顯，除了最高的那兩檔受益，最低的一檔無影響，其他70%的人都是負貢獻。
由于次高檔的人群影響不明顯，作者又進一步把最高10%的人群分為三檔，即橫坐标最右邊三檔，從左到右分别為最高的10~5%、5~1%和1%。
結論是：全球化在一國内，隻對最高收入的5%的人群收入有正面貢獻，特别是頂層1%的人，全球化得分每提高1分，收入份額就會增加約0.24個百分點；對收入次高的15%和最低10%的人群收入無影響，對70%的人群有負面影響。
以上就是該報告的核心觀點，全球化的收益是積極的，但存在配置設定問題，具體表現為：
第一、全球化減少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差距
第二、全球化加大了同一國家内部的差距
4/5、對全球化的懷疑日益增加
從前面的結論，假設有一個發達國家和一個開發中國家，這兩個國家内部通過全球化受益受損的順序是：
開發中國家高收人群 > 發達國家高收人群 > 開發中國家中低收人群 > 發達國家中低收人群
對于美國這樣的國家，由于整體上已經很難從全球化中獲益，加之内部配置設定上的不均，導緻全球化對于大部分美國人的收入影響都是負面的。
可能有人要問，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直到川普上台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之前，全球化在美國主流話語中的趨勢還是被正面評價呢？
不得不說，那最高收入的5%的人控制了話語權，告訴大家：全球化可以讓開發中國家為我們提供更便宜的商品，讓我們從事利潤更高的工作機會，BalaBala……
直到川普這個不講政治正确的素人闖入政壇，才直接捅破了這個“少數人的話語權”，告訴群眾，你們上當了，你們隻是買了一些便宜的日用品，代價是丢掉了工作，最後買不起房，上不起大學，甚至付不起醫保。
是以像川普那樣劣迹斑斑的人，可以獲得那麼廣泛的支援，正是因為他說的那些問題在美國底層社會真的非常普遍，他也很認真地反全球化，而此前的政客對此沒有任何行動。
更重要的是，六年過去了，川普雖然早就下台了，但他在反全球化上的主張實際得到了證明，雖然物價上漲，但群眾的收入也在上漲，失業率達到曆史較低的水準。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上台後，頂着通脹的巨大壓力，原版保留了川普的對華貿易政策，正是因為全球化對美國中低甚至中等收入階層的損害已經是美國政界的共識，也使對華政策成為兩黨少數的共識。
如果美國的反全球化趨勢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5/5、隻有一個人在認真地反全球化
按照該論文，目前我們的全球化指數在38左右，還處于中低水準，距離全球化邊際效應消失的66，還有相當的距離，無論是高收入還是中低收階層，仍然都能從全球化中獲利，我們仍然應該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在相對不足的“資本項目開放”和“降低關稅”上更進一步，改變其他國家對我們的“新重商主義”的印象。
但全球化不能一廂情願，如果發達國家不能從中得到好處，為什麼還要再推進呢？
原因還在于那5%的頂層人士，那些掌握政治經濟機器的跨國企業，并不會真的放棄全球化的好處。
隻不過，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代名詞，政客們把全球化的問題簡化中國産能的問題，通過一系列手段把中國的産能重新配置設定到全球，即“再全球化”。這樣既可以繼續從全球化中獲益，又能向國内群眾交差。
美國的政客，隻有川普還在認真地反全球化。
以拜登的汽車政策為例，隻是針對中國直接對美出口的汽車，同時對中國在美國的汽車投資也是嚴格審查；而川普的主張是對墨西哥的進口汽車一樣征關稅，但歡迎中國汽車廠商直接在美國投資——可以看出，拜登政策的意識形态更強，而川普政策是真心反全球化，以美國制造業利益為出發點——能不能實作暫且不管。
其實那些利益真正受損的中下收入階層群眾，也未必會真心反全球化，畢竟便宜的商品實實在在地印着“Made in XXXX”，而他們的工作，與其說是被隻在電視裡看到的外國人搶走了，不如說是被非法移民搶走，畢竟身邊的那些人才更真實。
是以，我們同樣可以參與到美國引導的“再全球化”中，讓中國制造業企業出海，跳出“内卷”，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全球建立起完整的産業鍊，以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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