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伊始，秦老師從“中國和肯亞合作實施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談起。該項目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承擔的商務部援外項目，由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局直接管理。該項目對于商務部來說，是首次資助一個文化合作項目。對于中國考古界來說，是首次由政府資助的中國學者走向世界開展考古發掘工作，至少是首次在非洲開展考古工作。之後，本次講座圍繞該項目的工作緣起、調查成果、所反映中國瓷器外銷的階段性及其相關問題展開讨論。
接着，秦老師介紹了肯亞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印度洋貿易圈中的重要地位。肯亞地處非洲東部，瀕臨印度洋，自古以來就是環印度洋貿易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文獻對這裡的記載可以上溯到九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後，肯亞地區是西方列強東進的重要基地，在環球貿易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497年達·伽馬率領船隊繞過好望角，在馬林迪附近登陸，從此這裡成為葡萄牙人東進的基地，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被強大的阿曼蘇丹國趕出東非海岸。十七世紀中葉以後，馬林迪成為東方瓷器東運的一個中轉地點和目的地，見證了中國古代瓷器貿易的風風雨雨，被中國學者稱為“中國瓷器的倉儲”。秦老師強調對肯亞出土中國瓷器的調查和研究既是其曆史地位的必然展現，也是機緣巧合下讓中國考古走向世界的機遇。接着，秦老師就肯亞陶瓷考古項目的工作緣起和工作成果展開介紹。
9-10世紀印度洋海上貿易圈
馬林迪附近達·伽馬登陸地的塔标
01 考古工作的緣起
首先，秦老師介紹了中國政府資助在肯亞進行考古工作和研究項目的緣起。肯亞作為鄭和下西洋重要的途徑點，一直流傳着與鄭和有關的傳說。早在1994年，美國女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出版了她為鄭和撰寫的傳記《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書中叙述了她在肯亞邂逅的傳奇：一個黑人告訴她，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是數百年前在肯亞拉穆群島中的帕泰島沉沒的一條中國商船遇難幸存者的後裔。
肯亞拉穆群島
1999年6月6日，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1492:The Prequel（1492前的占領）》的文章，報道了他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訪了肯亞拉穆群島中的帕泰島，收集了當地口碑曆史傳頌者的報告。他還提出一個大膽的推想：這些自稱有中國血統的人，很可能是鄭和部下的後裔，進而肯亞拉穆群島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
2002年3月，人民日報前駐南非記者李新烽第一次踏訪帕泰島，在此後的3年中又3次再訪拉穆，寫回了大量相關報道，并出版《非洲踏尋鄭和路》一書。同年12月，中國駐肯亞大使館派人專程前往拉穆，就有關中國與東非沿岸早期交往情況進行考察，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實地調查關于東非中國人後裔的情況。其間也有相關的學術考察，台灣的學者陳國棟等人就曾在西遊村進行過人類學範疇的調查，但也許是由于此事實在是缺乏學術依據，迄今并未發表相關的學術論著。
2004年12月，中國駐肯亞大使郭崇立在考察拉穆群島途中，專門會見了居住在西遊村的所謂“中國人”中唯一走出帕泰島，到外面讀書的女孩謝裡夫。2005年，正值紀年鄭和航海600周年，為紀年鄭和航海，在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江蘇太倉舉行了紀念大會，邀請了謝裡夫和馬林迪市市長參加了大會。
謝裡夫及其家人
秦老師強調，基于媒體和民間、政界的高度關注，2005年夏季，國務委員陳至立要求組織學者介入相關的研究，肯亞國家博物館瀕海考古部也提出希望開展合作考古發掘和研究。于是國家文物局派出張崴、秦大樹、闫亞林組成專家組前往肯亞，對其沿海地區的部分古代遺址進行了考察。起初，肯亞國家博物館希望中方發掘上加村附近的一處墓地，該墓地被當地人稱為“中國人的墓地”。但經過考察，秦老師一行發現上加的墓地根本無法證明與中國有任何關聯，而且有價值的遺迹都已經被英國人馬克·霍頓（Mark Horton）發掘了，再次發掘等于拾人牙慧。
接着，秦老師進一步強調，從考察的遺址看，肯亞沿海地區，即斯瓦西裡文化區，具有極強烈的阿拉伯文化傳統和部分的印度文化傳統。盡管肯亞學者和其他一些著述中都強調從七世紀以來，阿拉伯文化和中國文化是影響肯亞文化的最主要的文化來源。通過當地發掘出土和私人收藏的瓷器和瓷片可以發現，鄭和時期中國與肯亞及東非地區的交往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在拉穆博物館、格迪古城博物館、上加遺址發現的瓷器中，均有一些元末到明代初年的中國瓷器，主要的品種是龍泉窯瓷器，福建地區生産的仿龍泉瓷器和青白瓷器，還有少量景德鎮生産的青花瓷。瓷器整體數量巨多，且不乏精品，由此可以看出當地人對中國瓷器的鐘愛。基于考察所見的情況，專家組對肯亞考古項目的工作方案和目标做了相應調整：第一，到馬林迪去尋找最早的馬林迪城，在馬林迪附近進行考古發掘。第二，利用這一機會，讓中國學者走向世界，去實地考察海外出土的中國瓷器。
2006年10-11月，國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織考察團前往肯亞沿海地區進行部分實地勘測工作和試探性的研究。2007年4月，大陸與肯亞政府簽訂了中肯合作在拉穆島開展合作考古項目的檔案。整個考古項目分為三部分：水下考古調查和發掘，由國家博物館承擔；陸上考古發掘項目，由北京大學承擔；調查肯亞沿海地區以往調查發掘過的古代遺址中出土的中國古代瓷器，分三年調查27個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由北京大學承擔。
秦老師指出，本次考古發掘項目的學術目标是尋找古代的馬林迪王國和探尋鄭和航行東非的登陸地點。馬林迪是古代東非沿海地區古代的一個聚落，但後來一直沒有廢棄，發展成為今天的馬林迪城。一個聚落早期遺址沿用至今固然很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古代有不少文獻材料記錄了這個城市。關于馬林迪最早的文獻材料是中文資料，杜佑在《通典》附錄中引述杜環《經行記》所記錄的摩鄰國，很可能是指今馬林迪或拉穆群島。在《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下·拂菻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此外，《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七下》引述了賈耽《皇華四達記》中“廣州通海夷道”的“海西岸”航路，該航路起點為三蘭國，很可能就在今肯亞到坦尚尼亞的沿海地區。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在唐宋間到達中國的僧祗人，也很可能是來自東非。
由于明代文獻中關于“麻林”的記載是指今馬林迪是沒有疑義的，是以許多學者認為《通典》和《新唐書》這兩個文獻中所說的“摩鄰國”或“磨鄰”記錄的也是今馬林迪。此後，中文文獻對馬林迪的記載相延不斷，如《島夷志略》《明史》《鄭和航海圖》等，其中《明史》和其他一些明代文獻中關于“麻林”向明政府貢麒麟的記載，被多數學者認為是運來了長頸鹿。從這個意義上說，馬林迪是一個與中國交往的具有标志性意義的地點。
02 肯亞沿海地區 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
在介紹肯亞考古項目的緣起後，秦老師就本次肯亞沿海地區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調查的情況做了簡要說明。2010-2013年間，北京大學和肯亞國立博物館組成了聯合考古隊，分3次對肯亞沿海地區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和調查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調查。
肯亞地圖
本次整理的資料來源主要集中在三個地點：蒙巴薩市耶稣堡博物館、肯亞國立博物館濱海考古部的庫房和耶稣堡博物館、拉穆島拉穆城堡和格迪古城遺址博物館。在課題的設計階段，北京大學還受國家文物局的委托，對肯亞沿海地區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預研究。這幾次調研工作，集中對肯亞濱海地區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和調查的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并對部分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
秦老師指出，三個年度共調研了37出土中國瓷器的古代遺址，整理古代輸往東非的中國瓷器9552件（片），日本、歐洲瓷器55件（片），以及陸上考古出土的中國瓷片1060件（片），共計10607件（片）。拍攝照片近20000張，繪制線圖1200餘張。本次調研不僅有助于了解各不同階段中國瓷器輸出的規模和特點，還可以将肯亞沿海地區出土的所有中國瓷器作為一個整體，對其進行統計分析，由此明晰中國瓷器輸往東非乃至整個印度洋地區的階段性和特點。總體而言，本次調研對古代瓷器的外銷有了新的認識和突破，被國際上認為是外銷瓷研究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
曼布魯伊H區出土中國瓷器
接着，秦老師指出在本次調研工作中，對瓷器時代和産地的鑒定主要依靠調研人員的個人認知能力。是以，調研人員盡量集中了各地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并在調研中對肯亞出土的中國瓷器與在國内收集的瓷器資料庫進行了充分的對比。參與調研的人員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為主，還包括來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建省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多名研究和技術人員，他們對出土瓷器的産地和時代鑒定具有較強的權威性，保證了調研工作的可靠性。同時還有多位肯亞國立博物館的學者參與工作之中，主要是陪同或配合找出相關遺址的出土資料，并進行分揀、拼對及研究整理工作。
秦老師參與瓷器的分類、斷代
03 肯亞沿海出土中國瓷器 反映的中國瓷器外銷的階段性
在簡要介紹肯亞考古項目的緣起與遺址調查概況後，秦老師進一步從學術角度介紹肯亞沿海出土的中國瓷器。結合肯亞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情況來看，秦老師認為從九世紀開始，中國瓷器作為商品已大規模輸入東非地區乃至環印度洋地區，并經曆了幾個高峰時期。
第一次高峰為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即9-10世紀）。這一時期的東非地區是中世紀以來環印度洋地區繁榮發展的海上貿易體系中的重要節點，或稱端點。同時，從東非地區古代遺址出土品可以看出，中國瓷器對東非地區的運銷源遠流長，特别是在考察中發現在肯亞沿海地區的遺址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九世紀的長沙窯瓷器，九到十世紀的越窯瓷器、廣東産青瓷器和部分北方地區的白瓷及早期安徽繁昌窯的白瓷器，通常被學界稱為“四組合”。
秦老師認為中國瓷器通過海路大規模的外銷從八世紀中葉開始，發展至晚唐到北宋初期迅速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從瓷器的輸出範圍看，已經到達了東非沿海地區，成為當時中國瓷器外銷的端點，不過這個時期的中國瓷器大體上是一種通過轉口貿易輸入的。秦老師以拉穆群島帕泰島的上加遺址和曼達島上曼達遺址中發現的九世紀長沙窯瓷片為例，說明中國早期的外銷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島地區。秦老師表示，雖然在其調研的9552片中國瓷器中，屬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9-10世紀）的共計97片，僅占總數的1.02%，即絕對數量不多，但足以說明在這一時期已有中國瓷器輸往東非地區。
東非地區上加遺址出的土長沙窯瓷片
東非地區曼達遺址出土的繁昌窯瓷片
秦老師總結認為，晚唐到北宋初期（9-10世紀）中國瓷器通過海路的外銷從開始迅速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其标志是從輸出範圍到規模都達到了很高水準。不過，中國瓷器輸出的遠端地點——東非，在此後的數百年未曾有大的突破，直到元代後期（14-15世紀），特别是明初的鄭和航海時期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随後，秦老師補充，中國輸往肯亞的瓷器自九世紀開始，基本上是相延不斷的，不過在經曆了十世紀的外銷高峰以後，從北宋中期開始進入低潮時期。針對此現象，秦老師表示這很可能與占據馬六甲海峽的三佛齊王國先後與爪哇島的馬打蘭王國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國的戰争有關。這些戰争使溝通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馬六甲海峽處于交通不暢的狀态，進而阻滞了當時環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國瓷器的輸出。
上加遺址出土的北宋時期越（龍泉）窯青瓷
及南宋時期福建青瓷
曼布魯伊遺址出土南宋福建青瓷
第二次高峰為南宋晚期到明代初年（即13-15世紀初）。秦老師首先以海外發現的中國瓷器為實物證據，對以往學者有關南宋政府因偏安一隅和冗官冗兵而大力推行海上貿易的觀點予以反駁。他指出，經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中國瓷器輸往印度洋地區的低潮時期以後，從南宋後期開始，東非發現的中國瓷器再次進入大規模的增長時期，尤其以元代的輸出量最大，并以龍泉窯青瓷為主要器物品種，另有少量的景德鎮産青白瓷和福建地區産的青瓷器和青白瓷産品，以及少量景德鎮産精美的元青花和釉裡紅産品。
拉穆博物館藏元代龍泉窯盤
從調查資料的結果來看，肯亞發現的南宋後期到元代前期的中國器物還較少，在總數9552件當中隻有71件，占0.7%。到元代中期以後，中國瓷器開始大幅增加，總計658件，占6.9%。一般認為，在蒙古人第三次西征中建立的伊爾汗國與中央大汗基于血緣的親情膠固的關系可能形成了二者間密切的海上交通，進而掀起了中國與印度洋地區海上貿易的高峰。秦老師強調，這一時期部分瓷器的品質相當高，可能得益于其所帶有的官方貿易性質，尤其是明代初年的官用龍泉瓷，似與鄭和船隊的到達有關。
而後，秦老師以肯亞馬林迪市附近著名的格迪古城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的統計數字為依據，說明元代到明國中國瓷器銷往非洲的情況。格迪古城位于肯亞沿海地區中部馬林迪市西南約15公裡處，是肯亞濱海地區最大、最重要的古代聚落遺址之一，存續于十二至十六世紀，廢棄于十六世紀末。從1948年開始，肯亞皇家國家公園主導對格迪古城進行了十多年的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發掘工作由英國學者詹姆斯•柯克曼（James Kirkman）負責，相繼發掘了城址、宮殿、清真寺以及大批房屋和墓葬遺迹。
基于此，秦老師帶領團隊對格迪古城發掘出土的全部中國瓷器進行調研，共計調查中國古代瓷器1257件（片），同時經過目鑒，對這些瓷器進行了産地和時代分析。秦老師提到，元代到明初時期的主要外銷産品是龍泉窯瓷器，龍泉窯在所有輸往非洲的中國瓷器中占了80％以上的比例，居于絕對重要的地位，也是龍泉窯器物外銷的高峰時期。元代前期還有少量的福建産瓷器，元代末期則出現了少量景德鎮瓷器包括卵白釉瓷及青花瓷。秦老師認為，元至明國中國瓷器是一種持續而大量的輸入，故很難證明當時沒有直接的貿易，尤其是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淵曾兩次前往非洲，并到達過東非地區，說明元代已有中國商人直接介入與非洲的貿易。
第三高峰為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間（即1465-1521年）。秦老師指出，明初的外銷高峰大體止于宣德（1426-1435年）後期，從這時開始，明政府停止了鄭和航海活動，進而推行了海禁政策，導緻官方和私人的海上貿易都遭受巨大的打擊，以至自宣德後期到成化前期（約1430-1470年），僅在海外發現少量的中國瓷器，這也标志着瓷器外銷進入低谷期。但從明中期開始，中國瓷器在格迪古城和曼布魯伊遺址中突然增加，并達到小高峰。據統計，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國瓷器中明代中期的共100件，約占總數的7.99％，其中景德鎮窯的青花瓷器占了絕對多數，共計90片，占該期總數的90％；龍泉窯瓷器4件，占該期總數的4％；廣東窯口瓷器6件，占該期總數的6％。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期時景德鎮瓷器已取代了龍泉窯，成為最重要的外銷瓷品種。
格迪古城出土的正德青花瓷器
曼布魯伊B區出土的弘治青花瓷片
秦老師強調，明代成化以後瓷器的輸入開始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并很快達到較大的規模，應該是受到當時明朝境内某些因素的影響，如貨币的銀本位化而導緻的銀荒，同時明代經濟商品化程度迅猛發展，也使沿海地區的走私貿易迅速發展起來。此外，奧斯曼帝國于1453年至1683年間進入了其曆史上的全盛時期，并在此期間建立了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地區的海上貿易路線。總之，中國沿海地區甚為發達的走私貿易環境和奧斯曼帝國建構的發達順暢的海上貿易線路，促成了明中期這一高峰的出現。
第四次高峰為明代嘉靖後期、萬曆時期到清代前期的康熙中期（即1553-1698年）。秦老師特别強調，這一時期處于大航海時期，出現了國際貿易體系，涵蓋了萬曆時期（1573-1619年）和康熙時期（1662-1723年）兩個小高峰期。
随後，秦老師指出東非地區發現的十六世紀前期中國瓷器數量相對較少，而萬曆時期中國瓷器則較多出現，表明十六世紀後半葉（嘉靖後期到萬曆年間），葡萄牙人已經有效控制了整個環印度洋的貿易，是以出土有較多的景德鎮青花瓷器。對此，秦老師認為葡萄牙人在開埠澳門（1557年）以前進行的走私貿易是一種小範圍的經營性貿易，其目的地主要是東南亞地區，還算不上全球範圍的大規模貿易，而在十六世紀後半葉（嘉靖後期到萬曆年間），澳門開埠以後，東非地區才出土較多的景德鎮青花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已經全面控制了環印度洋地區的貿易，為了解葡萄牙開展環球貿易的階段性問題提供可靠證據。
格迪古城出土的明嘉靖晚期到萬曆時期的
景德鎮青花瓷瓷片
接着，秦老師表示康熙年間是東非地區中國瓷器的又一個外銷高峰，這與1652年荷蘭在好望角建立的殖民地密切相關。秦老師通過比較在肯亞發現的康熙時期瓷器和确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經營的貿易瓷器，發現在肯亞地區發現的康熙時期瓷器不同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的精美景德鎮瓷器，而是比較普通的景德鎮民窯瓷器，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可能與景德鎮的某些特定的制瓷作坊有着固定的貿易。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漸趨衰落，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取代，經營從中國到歐洲的大規模海上貿易，但在此并未産生強烈反應。
蒙巴薩沉船出水中國康熙時期瓷器
04 相關問題讨論
最後，秦老師通過對肯亞沿海地區發現的中國瓷器的調查，就明國中國瓷器輸出的空白期(Ming gap)和明初龍泉窯的輸出帶有官方色彩這兩個問題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秦老師回顧“Ming gap”概念的發展脈絡。1958年英國學者湯姆·哈裡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加裡曼丹島西南至東北上百英裡的海岸線範圍内，沒有發現任何明代在當地活動的痕迹——連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沒有，但是卻有上百萬片他們認為是宋元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Ming Gap”的概念。
2004年，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館長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她通過梳理東南亞水域164艘沉船中出水的中國瓷器和東南亞瓷器，形成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一文，說明明朝政府的海禁導緻中國結束對陶瓷貿易的長期壟斷。布朗博士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在1325-1380年間，外銷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二是1352-1487年的一百餘年沒有外銷的青花瓷。這一觀點在西方學界迅速引起反響，其中“Ming Gap”一詞甚至成為明國中國瓷器外銷狀況的通識，并大多認為這種現象是由于明統治者的海禁政策所緻。
針對上述觀點，秦老師逐一分析，得出了迥乎不同的結論。秦老師指出，布朗博士主要基于東南亞水域發現的沉船所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并不準确，因為水下考古資料很難做到連續性，如果獲悉中國瓷器按時代輸出的實際規模，對有連續堆積地層的古代貿易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更能說明問題。同時，在肯亞沿海地區的調查表明，元末到洪武時期（1325-1380年）外銷瓷在考古上的缺環，僅僅是目前發現的沉船資料不能覆寫這一時期，而在陸地上的發現足以彌補這一缺環。
秦老師分析，通過前述格迪古城出土中國瓷器的統計數字可知，其中可判定時代和産地的1251件中國瓷器中，有509件屬于元末到明初時期（1333-1435年），占據總數40.69%，表明這一時期輸往東非的中國瓷器并非空缺期，甚至是持續的大規模運抵肯亞。是以，布朗博士所說的“在1325年至1380年之間外銷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秦老師強調，所謂“Ming Gap”的問題，實際上和對龍泉窯瓷器的認知有關，明初所謂中國瓷器外銷的缺環，實際上是因為學界過去把大量明初的龍泉窯瓷器斷代為元代，是以才有認識上的缺環。實際情況是，明國中國瓷器的外銷規模并不小，但是以龍泉窯瓷器為主的。
接着，秦老師對明初龍泉窯輸出帶有官方色彩這一問題進行了解釋說明。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機關聯合發掘了龍泉市大窯楓洞岩窯址，确認這裡就是文獻記載的明初生産禦用瓷器的地點。在對明代初年産于浙江龍泉市大窯楓洞岩窯址的官用青瓷做過調研後，秦老師發現，即便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徐達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其他一些王侯墓葬中，幾乎都不出土這類龍泉官器，證明其用于宮廷的專一性質。
楓洞岩窯址出土的
明代早期官器
然而，在海外的一些重要遺存中，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中，卻收藏有相當數量的龍泉官器，說明龍泉窯的瓷器曾較多用于海上貿易，其中官用瓷器則有部分可能專門用于出口。據此，秦老師進一步分析，由于這類器物是由政府下樣，而且記載龍泉貢禦的又在《大明會典》的工部條下，是以可以初步判定龍泉生産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燒造的，同時結合明初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推測其可能用于官方活動和賞賜的器物。
曼布魯伊遺址出土的明永樂官窯青花瓷片
秦老師總結認為，以上這些問題是經過實地的考古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得出的，盡管相關統計可能會有不夠準确和全面的地方，但目前的統計數字還是可以比較充分地說明中國瓷器輸往印度洋地區随時代不同而出現的高峰和低潮，也可以說明“Ming Gap”的觀點是不夠準确的，是有局限性的，這項工作對推進關于海上貿易的研究起到了推進作用。
講座行至尾聲，主持人王志高教授對秦老師帶來的精彩講座表示誠摯的感謝，并對講座内容進行了總結。王志高教授指出，本次講座秦老師從肯亞沿海地區古代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調查成果出發，總結了中國瓷器外銷的階段性，并對明初所謂中國瓷器輸出空白期（Ming gap）和明初龍泉窯輸出帶有官方色彩這兩個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探讨，讓與會師生受益匪淺，值得大家反複體會與慢慢消化。
認真聽講的同學們
在其後的互動環節，文博系大學生張紫喻首先向秦老師提問：通過判别越窯不同窯口和9-10世紀中國瓷器外銷瓷各窯口之間所占比例的變化，反映出某一瓷器産地生産狀況的發展和變化及其主要外銷港口地位的興衰問題，目前學術界的看法如何？
秦老師回答，目前所見九世紀中國的外銷瓷主要為長沙窯瓷器，長沙窯瓷器通過長江水道從揚州出海，是以在揚州也發現大量長沙窯瓷器的遺存。從實際情況來看，長沙窯真正處于主導地位的時間是在九世紀中期，而九世紀早期中國的外銷瓷主要為北方地區的白瓷和唐三彩，晚期則是越窯瓷器的數量逐漸增加。九世紀早期的黑石号沉船57000多件瓷器中，越窯瓷器僅有200餘件，占總數的0.2%，在越南海域所發現九世紀中葉的新州沉船，越窯瓷器占到總數的30-40%。到十世紀時期的吳越國晚期沉船，出水瓷器30多萬件，絕大部分是越窯瓷器，可見越窯瓷器在外銷瓷所占比例中是逐漸增加的。五代揚州受到重創，北宋初滅李重進時，揚州城内僅剩十餘戶人家，揚州城衰落的同時，位于三江口的明州城逐漸興起。明州城從九世紀末開始營建，至北宋初年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宋代市舶司所在地，中國商人出海時要在明州市舶司進行報備，同時其附近東錢湖瓷窯的興起，取代上林湖瓷窯，成為主要的越窯瓷器産地，明州地位的提升使得越窯成為主要的外銷品。
之後，曆史系博士生蓋佳擇向秦老師提問：沈福偉等學者據《鄭和航海圖》判定鄭和曾到達的“麻林”不在今天的馬林迪，據圖距，或在更南部的莫三鼻克地區，認為鄭和是到達莫三鼻克海峽乃至好望角的第一人，請問您認為他有根據嗎？
秦老師回答：中國古代繪制的地圖方位感和距離感不是很強，不能單純地通過圖距來判定兩地之間的距離，如我們所見南宋紹興二年的平江府圖碑，在一個長方形碑中所表現出來的平江城和實際具有較大差别。目前學界較一緻的看法是，明代文獻中所記載的“麻林”就是今天的馬林迪。
答疑互動結束後，王志高教授對秦老師帶來的精彩講座再次表示了誠摯的感謝。最後，伴随着同學們熱烈的掌聲，本次講座圓滿落幕。
“瀛涯萬裡，彙通東西”。正是那小小的瓷片，風靡世界，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更串聯起全球的貿易航線網絡，促進了東西方社會文化的深層次交流與互鑒。秦老師多年工作在考古一線，曾主持過國内多處著名古代窯場和非洲古代遺址的考古發掘。此次講座，他向同學們展示了海外考古的研究動态，勾勒出考古現場的生動圖景，呈現出中國瓷器海上貿易峰谷交替的階段性特征。相信在這次講座後，同學們對于中國陶瓷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與了解，也将在未來發揮自身所長，投身于考古學習與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