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民娼、無娼不富”是一個民間流傳的謬論，意思是國家富裕、人民富足了之後，就開始飽暖思淫欲，想在“那方面”獲得更多的滿足，找找樂子，于是便催生了色情行業的大發展。
而坐落在西歐的某低地國家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一提到性産業合法化的地方，我們肯定第一反應會想到“紅燈區”，而一提到“紅燈區”，自然會聯想到性開放程度最高的國度：荷蘭。
古老而悠久的剛需産業：性服務業
衆所周知，生理需求是人最基礎的本能需求，是以性服務業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上千年前的龐貝古城遺址裡，馬路上會鋪有石磚，然後石磚會以一種有趣的方式指向當地的妓院；在大陸，有古詩詞“春風十裡揚州路”，嚴格意義上來說，就是指揚州的“紅燈區”。
在人類曆史上，有關風月、情色的事情一直是敏感話題，始終處于一個灰色地帶，無法扼殺掉，但也難登大雅之堂。
至于性産業，更是會受到國家的嚴令禁止，起碼不會鼓勵發展這種“特殊經濟”，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人終歸是人，哪有什麼政策、政權、組織能徹底壓抑扼殺人的本性呢？
是以，性産業一直存在，不在明處便在暗處。衆所周知，有人的地方就有剝削，那麼出于各種各樣原因從業的性工作者，實際上都是受到妓院、老鸨、皮條客等等人員的剝削，她們把身體當作商品，但收不回相應的回報和價值。
近現代以來，社會在不斷進步，一方面，人權保障事業越來越得到重視，性工作者也是人，她們受到剝削的問題應該得到規範和解決；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和觀念在不斷開放，很多人覺得從事性行業沒什麼大不了的，純屬個人選擇。
甚至還有不少衣食無憂的人單純出于興趣“下海”從業。這兩方面的變化共同催生了性産業的合法化程序，而這一程序的排頭兵便是我們今天介紹的荷蘭。
性産業合法化：無可奈何的道德平衡
荷蘭自從1463年正式成為國家開始，就以開放、多元、包容的風氣著稱，在以前的歐洲，被斥為異端的藝術家、思想家們常常會前往荷蘭避難，進而造就了荷蘭的思想文化大發展，也使得這樣一個彈丸之國不乏赫伊津哈、笛卡爾、格勞秀斯、斯賓諾莎、伊拉斯谟這樣的大家。
這種多元包容的觀念一直延續到現代，是以荷蘭的性開放程度可以說是歐洲最高。
不過同時，西歐受天主教、基督教影響很大，保守派勢力一直有着強大的社會基礎，這些保守勢力反對婚前性行為、倡導節制欲望，自然，他們也就一直都主張強力打壓性産業，并且污名化妓女群體。
一方面是包容開放，一方面是保守守舊；一方面是古老的産業，一方面是嚴苛的教條。荷蘭的性産業長期以來就處在這種狀态裡，性工作者被剝削着、壓榨着，一代一代新陳代謝，風月場所也一直存在着，一處一處縱情聲色。
與之相關的法令也屈指可數。1830年以來，凡是出于自願且沒有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活動一直都是合法的，到了1911年，荷蘭為了保護妓女不受剝削而宣布妓院非法，但是實踐中這項禁令從來沒有得以實施，隻有出現違法情況才會加以幹涉。
終于，在二戰後的二十世紀下半葉裡，世界上湧現一輪接一輪的性解放運動，群眾的觀念越來越開化，思想越來越前衛，政府、民間對待性産業的态度也越來越包容、人性化。
為了更好地針對現實問題并保護從業者權益，荷蘭議會在1999年通過了妓院合法化議案，并于2000年10月1日開始執行。荷蘭終于成了首吃螃蟹的人：實作性産業合法化。
房間裡的大象——妓院合法化議案，荷蘭為什麼通過它？
2000年通過的妓院合法化相關法律加強了政府對色情場所的管理和控制，比如通過限制經營場所地點來保證附近居民不受幹擾；另外，該法律對營業場所的面積、消防措施和衛生條件都有明确規定：比如，妓院必須配備報警按鈕、安全套和冷、熱水。
與此同時，執法者加大打擊逼良為娼、容留未成年人賣身和販運妓女等犯罪行為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嚴禁還是放開、非法還是合法，未成年人性交易始終是踩不得的紅線。
2000年的妓院解禁在當時是一個十分前衛的舉動，很多人把解禁看成妓院規範化管理的第一步，實際上在這背後，也有着經濟層面和文化層面的深層原因。
首先，性産業是GDP的重要來源，是經濟的重要支撐。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荷蘭的性産業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增長了25%，并在本世紀初占國民經濟的5%；2005年德國在色情行業上的稅收高達60億歐元，相當于再開一家保時捷公司。就連荷蘭中央銀行的女高管也被爆出，也為了刺激和額外收入，在業餘時間裡提供“性虐服務”，每小時收費高達三千元。
性産業規模化發展對旅遊業有讓人無法忽視的強推動作用，對就業的帶動效應也就不言而喻。荷蘭本就是旅遊大國，是以性産業合法化從經濟發展上成了一種發展必然。
其次，在文化上，性産業合法化意味着開放和保守勢力達成了一種道德平衡。在多黨派聯合執政的荷蘭政府中，第一大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張維護傳統價值和道德觀，該黨在聯合政府中享有較大發言權。
正因為觀念開放，正因為群眾接受，正因為保守勢力有所讓步，妓院合法化議案才能夠順利通過，這實際上也是荷蘭包容文化發展的一個裡程碑，一個曆史發展的必然。
當然了，有些人考慮到現實問題之後認為，性産業規模化、妓院合法化最終獲利者還是那些妓院老闆和嫖客。畢竟法律放開之後，嫖客們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服務場所了，相關産業就能迎來爆發式增長。
比如在2007年初聯合狀告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妓院老闆中，查理·格茲的生意囊括了阿姆斯特丹紅燈區360個櫥窗的三分之一，總營業額達數百萬，純利潤也常年在一百萬歐元以上。
性産業合法化，其實也是造就了一批富豪，但這些人中包括性工作者嗎？沒有。當初荷蘭實施法案希望保護的性工作者權益得到實作了嗎？這就要提到我們的下一個問題。
妓院合法化、性産業合法化真的是一劑良藥？
2017年5月17日，阿姆斯特丹“市政妓院”正式開業，這是性工作者聯合起來維護自己權益的一個行動。
2000年荷蘭開始妓女合法化以來，政府本想打造“幹淨”的性産業，性工作者可以不受皮條客控制掙到錢。但結果未能如願，反而紅燈區衍生了諸多有組織的洗錢、販賣人口等犯罪行為。
為了打擊紅燈區的有組織犯罪，阿姆斯特丹市2007年開始關閉德瓦倫的一些櫥窗。由于櫥窗數量減少，租金上漲，一些房東對妓女進行盤剝——即使她們不工作也要收費。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希望通過新計劃，讓妓女們擺脫皮條客和房東的勒索。由于阿姆斯特丹市長範·德·拉恩一直積極促成新項目，荷蘭人戲稱該項目為“市政妓院”。
誠然，性産業合法化有弊有利，是社會發展的一把雙刃劍。
資料表明，實行性産業合法化的國家，性暴力犯罪率都有所下降；社會健康水準有所提高；經濟發展增加新動能。
不過與此同時，性産業合法化帶來了大量有組織犯罪。資料統計表明：歐洲國家因嫖娼染上性病和艾滋病的人數高達總患者數的15%；大量性工作者受過暴力威脅；毒品交易近五成在紅燈區達成；每年被非法販賣到歐洲的婦女達50萬人。
面對種種亂象，荷蘭、德國等國不得不限制紅燈區的發展，對性從業者提供幫助和房租支援，真正從根本上達到幫扶的效果，最後讓性從業者過上新的人生，讓願意留下的人得到法律的規範和保護。
性産業合法化，就這樣逐漸經曆了一個地下隐蔽發展→合法瘋狂擴張→規範合理發展的過程。
治标更要治本：荷蘭的性産業合法化曆程帶給我們的啟示
大陸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賣淫嫖娼是違法的行為。即便有很多自由派人士常年呼籲實作性産業合法化，但看看前車之鑒，以我們龐大的人口和社會體量，如果放開性産業會滋生出多少亂象？
其實解決性暴力犯罪的問題、提高社會健康水準完全可以通過完善法律、發展更科學合理的性教育、健全醫療保險來實作，而且在法律層面禁止賣淫嫖娼，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還人民一個和朗氣清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