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有句老話，叫做虎父無犬子。當然，這并不絕對，也不是像字面意思的那樣，強調父子之間的傳承。而是說父母的品格、教育，對子女後代，有着非常關鍵的影響。
這從大陸曆史上許多名人留下的家訓、家書中可見一斑，例如遠有劉備給劉禅遺诏中的那句“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諸葛亮的《誡子書》中寫道：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緻遠。
近有《傅雷家書》中，記錄有大陸著名教育家傅雷先生，于1959年寫給遠在英國的兒子傅聰之一封信，其中他語重心長地說道：個人的榮辱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辱得失事大。
這些文字字字珠玑，真情流露，不僅是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經曆和體會，對他們的子女後代的教育，對我們這些讀者，也有莫大的警醒作用。
然而，并不是每一個“英雄”都能将子女教育成自己希望的樣子，或者說，随着時代的變遷，有些英雄後代的行為，也讓人費解。
一、一份被塵封多年的紅色家書
2007年11月14日，是江姐江竹筠犧牲58周年紀念日，聽到“江姐”這兩個字，大家心中浮現出的，一定是一位滿臉堅毅、大義凜然的女烈士形象。
這是各類紅色作品和資料帶給我們的固有印象，不過我們應該清楚，江姐是一個鮮活的人，她不是隻有革命烈士這一個身份，她還是一位女性，一位母親，也有自己柔情的一面。
當年，為了辦好紀念江姐的活動，三峽博物館罕見公開展示了他們的鎮館之寶——江姐遺書。
據該博物館上司介紹，這份遺書十分特殊，并不是用筆墨寫成，而是将牢中吃飯用的竹筷磨尖，将睡覺蓋的棉絮拆開，将棉花燒成灰，這樣以竹筷為筆，以棉灰為墨，在一張草紙上，艱難地寫下了這封家信兼遺書。
最後，又通過一名被我黨先進理論所打動策反的看守人員傳遞出去，輾轉到了江姐表弟譚竹安手中，由他轉交給姐姐譚正倫。
在展覽時，這封家書被保護在玻璃櫃中，但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張做工粗糙、長寬不過一公分的破舊黃紙上的内容：
若不幸，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迹，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産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決不要驕養，粗服淡飯足矣……
這寥寥幾筆，是臨終托孤（當時形勢緊張，距江姐遇害僅2個月），也是對兒子的殷切期望，更流露出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讓人感動。
不過，江姐遺書内容公開後，也掀起了另一陣波瀾，那就是大家都很感興趣，江姐的兒子“雲兒”，如今究竟如何，是否按江姐期盼的那樣，為革命事業在奮鬥貢獻。
然而最後傳出的消息卻讓大家議論紛紛，甚至有人還對他大加指責，原來，江姐的兒子全名彭雲，因成績優異被公派出國留學，後來卻在美國定居工作，成為馬裡蘭大學計算機系的終身教授。
這讓網友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身為烈士子女，享受公費留學，還是大陸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竟然最後沒有回到祖國做貢獻，這不是背叛是什麼？
江姐兒子與留美不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網上形成了不小的輿論風波。難道這位彭雲真的如此不堪，背棄了父母的信念，背叛了祖國的培養嗎？要弄清這一點，還得從江姐夫婦及彭雲的事迹講起。
二、烈士遺孤
有的朋友可能還不了解，彭雲的母親江姐是烈士，他的父親彭詠梧同樣也是一位烈士，而且比江姐犧牲更早，于1947年，在下川東遊擊隊政委任上，陣亡在大别山中。
江竹筠與彭詠梧是在任務中相識，1943年5月，潛伏在重慶财政部當職員的江竹筠，被組織上安排與當時在我黨重慶市委工作的彭詠梧假扮夫妻，主要是為後者提供一個安全的身份和穩定的住處。
由于之前，江竹筠長期在重慶讀書、工作，身份十分隐蔽，很快這對“夫妻”的住處，就成為我黨在重慶的一個重要據點。江竹筠和彭詠梧在國民黨對我黨人士殘酷搜剿的背景下，冒着生命危險完成各項任務。
不過也是這種高壓下互相扶持的經曆，讓兩人互生情愫。1945年，在同生共死2年後，兩人正式向組織申請結婚并得到準許，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彭雲出生了。
不過一家人并沒有在一起生活多久，1947年，因為任務需要，夫妻二人不得不留下才滿周歲的兒子，前往川東，潛伏在大巴山中上司當地的武裝暴動。
後來，為了給下川東地區輸送我黨幹部，江竹筠又回到重慶工作，但不久之後的1948年1月，她就收到一個噩耗：下川東遊擊隊在鞍子山遭到敵人包圍，彭詠梧在掩護同志們突圍時，壯烈犧牲！
考慮到江竹筠家中的特殊情況，組織上取消了她之前的任務，重新安排她潛伏在重慶，主要是為了讓她友善照顧小彭雲。
但江姐卻不願意就這樣待在後方，剛剛犧牲了丈夫、心如刀絞的她，又強忍着對兒子的不舍，堅決向組織申請“到老彭犧牲的地方繼續戰鬥”。
川東黨組織同意了江姐的申請，這位巾帼英雄又回到與敵人鬥争的一線工作。令人遺憾的是，在五個月後，由于叛徒出賣，正在萬縣工作的江竹筠被特務逮捕，随後被押到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監獄。
這個消息很快被報到了國民黨在重慶的情報負責人徐遠舉手中，他得知江姐就是彭詠梧的妻子後，立刻親自提審，想從江姐口中，套出我黨在川東、下川東地區的武裝暴動計劃以及地下工作者名單。
江姐受審的細節大家肯定都聽說過，紅色小說《紅岩》也進行過描述，那些慘絕人寰的折磨并非虛構，徐遠舉用上了老虎凳、電刑、竹簽、手指夾闆以及烙鐵等一系列他所能想到的刑具，但江姐一個字都沒有吐露，還留下了一句載入史冊的豪言：（插入指甲的）簽子是竹做的，而我們共産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
面對江姐及其獄友們鐵一般的信念，徐遠舉除了虐待洩憤外毫無辦法，而江姐他們卻在獄中堅持與看守們宣傳我黨的救國理論，還策反了不少看守人員，這也是後來她的遺書得以傳遞出去的原因。
1949年11月，江姐等烈士被狗急跳牆的徐遠舉下令殺害，不過在遇害前，她已經得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還在獄中與同志們一起制作了一面五星紅旗，雖然她從來沒有真正見過五星紅旗，但她遇難後，就永遠成為我們國旗上的一抹鮮紅。
江姐是微笑着面對敵人屠刀的，新中國的成立讓她可以安然赴死，如果說她心中還有什麼遺憾，那就隻有一個——再也無法照顧彭雲長大了。
而此時，三歲多的小彭雲，正被他“譚媽媽”帶着，在重慶打聽自己母親的消息——他們都還不知道，江竹筠已經犧牲了。
三、在烈士的光環下成長
彭雲是在1948年2月被“譚媽媽”接到手中的，當時江姐得到組織準許，重返川東工作，于是寫了一封信給閨蜜譚正倫，說明了自己的情況，請譚正倫到重慶将彭雲接走。
其實譚正倫與彭雲的關系十分特殊，她與江竹筠是好友，而且還是彭詠梧的前妻，兩人還育有一子彭炳忠，也就是彭雲同父異母的哥哥。
這種關系放到我們現在，可能還有些尴尬，但譚正倫卻沒有絲毫猶豫。收到信後，他立刻動身，冒着嚴峻的白色恐怖威脅，從重慶接走了彭雲，從此就照顧到他長大成人。
江姐被捕後，徐遠舉知道她有個兒子，于是派出特務搜捕，想用彭雲來威逼江姐就範——在徐遠舉看來，或許江竹筠可以無視自己的生命，忍受自身的痛苦，但能無視親生骨肉的生死嗎？
而這段時間中，就是譚正倫帶着彭雲在重慶周邊四處躲藏，多次險之又險地逃過了特務的搜查，避免了慘劇的發生。
重慶解放後，譚正倫立刻帶着彭雲回城打聽江竹筠的消息，他們跑遍了上十個我黨設立的‘脫險同志登記處’，最後才從别人口中得知，江姐已經犧牲在重慶解放的前夕。
此後，彭雲就跟着譚正倫在重慶市雲陽縣生活，由于烈士遺孤的身份以及江姐壯烈事迹在社會上的影響，他從小就享受了不一般的待遇。
據彭雲的同學回憶，中學時期，他們班級因為有彭雲這個烈士子女而享受到了超規格的待遇，學校專門安排了最優秀的教師執教，也盡可能地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
包括市裡組織一些學生活動或者集體活動時，都會邀請他們班級參加。更有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國外，關心彭雲成長的信件，源源不斷地寄到他們班上。
最讓同學們記憶深刻的是，有一次學校組織大家到渣滓洞進行紅色教育，不知是誰喊出了彭雲的身份，頓時他們這群人被參觀遊客們圍得水洩不通，最後還是有同學跟他互換了衣服，才讓彭雲得以“脫身”。
這種程度的關心，給了彭雲很大的溫暖，但也帶來不小的壓力。不過他似乎繼承了父母的聰明和心智，沒有是以而飄飄然，在學習上也從來沒有讓譚正倫和老師們失望過。
彭雲19歲參加聯考，并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後來被拆分為解放軍工程大學和哈工大），成為大家的驕傲。
畢業後，彭雲被配置設定到一家工廠工作，與楊開慧的侄女易小冶結婚，後來調入北京到機械工業部的一個研究所工作。
彭雲對科研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大陸恢複聯考後，他很快考上了中科院計算機系的研究所學生，随後因為成績優秀，被選為大陸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前往美國留學。
其實，彭雲在美國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然後擔任了一年客座教授後，先回到了中國，并加入中科院從事計算機相關的研究工作。
後來是美國一家大型出版社寫信邀請他前去擔任首席編輯，經過思考後，這才前往美國，後來又被大學聘為終身教授，此後就和妻子一起定居美國。
大家可以從彭雲的成長經曆中看出來，他從小就因為父母的原因，受到了祖國的優待，可以說，如果不是江竹筠和彭詠梧兩位先烈為國捐軀，彭雲很可能無法受到這麼好的教育，更不會有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
是以，網友們對于他最後定居美國有極大的反應，為此，還有記者專程前往采訪彭雲，并問出了這個問題：為何不選擇回國？他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四、兩個字的回答
面對記者的提問，彭雲并不意外，很顯然他也已經聽說了自己引起的争論。彭雲對記者坦承，其實他也多次思考過這個問題，終于可以借着記者的采訪說出來。
在美國學習完後，彭雲是第一時間回到了祖國，并希望能将自己的學習成果在祖國發揚傳承，但在研究時，受條件限制，很難作出突破性的成績。
後來又面對到美國的機會時，他初心是希望能順利推動進一步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來報效祖國。
母親讓他為共産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囑咐，彭雲從來沒有忘記過，他一直希望能做出一個大成績，就像錢學森一樣，讓祖國在這個領域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卻始終沒有什麼讓自己滿意的成果，其間他也考慮過回國，但是卻十分迷茫，不知道回國後能夠做什麼，也錯過了回國的最佳時期。按他自己的估算，母親對他的期盼還隻完成了一半。
講到這，彭雲無奈的歎了口氣，對記者說了兩個字：老了。我已經老了，或許永遠不能完成母親的遺願了。但無論在哪裡，我都是一個中國人，至今還保留着中國國籍。
後來記者報道了彭雲的這番話，或許不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但我們要承認的是，報效祖國确實有不同的方式，也不能因為彭雲的選擇與我們的想象不一樣，就認定他是“叛徒”。
而且從彭雲對兒子的教育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确實是心念祖國。他和易小冶的兒子彭壯壯，小時候一直在北京上學，直到高中、大學才前往美國，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彭壯壯回到中國工作，目前是好未來（前學而思）集團總裁，同樣沒有加入美國國籍。
或許彭雲的選擇令人費解，他的解釋也不一定能讓所有人信服，但我們并不能用“烈士遺孤”的身份來限制他的選擇，也并不是所有出國發展的人就是背叛了祖國的培養。隻要他永遠有一顆中國心，就永遠是祖國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