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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國家的崛起:資訊時代的共同體構想和沖突根源

作者:全球技術地圖
資訊國家的崛起:資訊時代的共同體構想和沖突根源

以數字媒體環境為中心的資訊戰将給國家信仰體系帶來怎樣的沖擊?元戰略梳理美國西點軍校現代戰争研究所最新研究,探索資訊格局的演變與“數字國家”的形成。研究指出,資訊域沖突的本質是“新興資訊的布局”與“現有國家信仰體系”之間的重疊。目前,資訊時代數字平台的發展打破了地理距離的限制,資訊域已成為全球沖突的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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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威脅

當今,資訊戰或已成為國家間沖突的内在組成部分,資訊域被視為一個新的戰争舞台,經常被與數字環境同時提及。事實上,二者之間存在着協同增效(Synergistic Relationship)關系,以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增強了資訊工具的功效,擴大了資訊攻擊覆寫範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在資訊域中尋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并規避和降低威脅。

2018年1月11日,新加坡成立了“網絡蓄意造假問題特别委員會”,該委員會旨在審查假新聞并提出可行措施;2019年5月8日,通過了一項綜合性立法,即《防止網絡虛假資訊和操縱法》,允許當局幹預威脅公共利益的虛假或誤導性言論,旨在遏制虛假資訊的有害影響。

資訊時代的沖突呈現出一種新視角,即民間通過抗議反對政府對國外事件的立場和态度反應。“以方法為中心”的資訊戰研究通常假定了一種自上而下的行動順序,即行為體發起行動,繼而借助資訊域取得成果。然而,資訊戰還存在一種更自然的“自下而上”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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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效應

對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進行簡單映射,就會發現其背景非常多樣,橫跨多個大洲和地區。對參與者的深入調查表明,這些抗議活動跨越了文化、宗教、種族、性别和年齡等傳統社會障礙。

此外,抗議活動似乎是一種自發組織和産生的全球現象。來自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團體之間很少或極少進行協調。與此同時,各參與抗議的團體所擁護的理念和所采用的符号具有共性。那麼,如何解釋這些理念或符号雖然源自不同的背景,但它們所呈現的一緻性卻能夠廣泛代表多數抗議團體的訴求?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研究“資訊國家”(information-state)概念,特别是資訊時代的“數字化民族國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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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構想中的共同體

美國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頗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民族是一個構想中的政治共同體。它之是以是構想出來的,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共同的兄弟會(Fraternity)。盡管其所有成員不可能彼此面對面接觸,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其章程的方方面面,但這種兄弟會依然存在。

與此同時,以色列學者雅伊爾·塔米爾指出,國家認同是由其相對于其他群體的排他性所界定的,其成員被一種獨特而共同的命運感,即“我們和他們”的觀點聯系在一起。在其建構過程中,可能會挪用或建構國家叙事和符号,來美化最終形成的信仰體系。不過,正如安德森和塔米爾所描述的那樣,這些信念的“真實内涵”并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其成員對它們的接受程度。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民族不同于國家,後者是一個主權政治實體,其政府對一個空間界定的區域行使控制權,包括居住在該區域内的所有民族和資源。各國又構成了當今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其各自在聯合國架構内得到正式承認。從曆史上看,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系,國家往往圍繞民族身份形成,是這些群體在國際舞台上尋求政治表達的一種形式。一個國家的領土邊界能夠與民族身份大體同質的人口相對應時,更有可能實作穩定。

然而,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尤其是對于擁有悠久移民傳統的國家。移民國家由衆多共同體組成,這些共同體往往具有互相競争的民族身份。當這些不同的群體能夠在國家治理架構内共存時,集體利益就能得到維護,和諧得以維持。然而,群體間的緊張關系以及由此産生的對更大政治自治的渴望是二戰後許多沖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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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國家建設

從曆史上看,資訊一直是國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安德森将“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的誕生歸功于印刷術的出現,借助印刷術,人們得以更易于圍繞國家信仰體系建立起共同體,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實作的。然而,盡管當時的新傳播方式擴大了覆寫範圍,國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條件限制。印刷媒介雖然具有開創性,但仍不夠活躍,不足以讓資訊革命跨越地域界限。

國家一般都在相鄰的陸地上形成。作為新興共同體的政治化身,或許除了殖民時代橫跨全球的海洋帝國之外,這些國家都是按照地理界限和民族界限組建的。然而,資訊時代的到來改變了資訊域的布局(information domain’s terrain)。數字平台擴充了遠距離人群之間聯系的可能性,使思想的傳遞和交流更加順暢。這從本質上徹底改變了國家組織架構。由于距離和地理位置不再是限制因素,“基于資訊的共同體”可以在非相鄰空間形成。就像海上交通線對殖民海洋帝國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一樣,這些新興共同體也通過數字脈絡聯系在一起。

當新的共同體根據新興資訊布局輪廓凝聚起來時,就會與現有的國家信仰體系産生摩擦(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國家本身就是構想中的共同體)進而産生新的沖突根源。是以,資訊域的沖突不應被視為完全由行為體驅動。數字化的社會力量驅動自發集體行動,同樣能夠引發資訊域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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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布局

要應對資訊域的威脅,就不能隻是簡單地應對或阻止行為體的行動,這些行為體可以是國家或地區,在資訊域的概念中,其作用曆來被強調。要解決沖突的根源,就必須深刻認識資訊布局是如何演變的。必須識别以資訊為基礎的新“國家”,以追溯緊張局勢的根源,特别是大都市,以及将這些資訊節點與其衛星相連接配接的數字通信線路。

其複雜性在于資訊域布局的獨特性。與空域一樣,資訊域幾乎無處不在,隻要有數字基礎設施的地方就有資訊域。由于萬有引力定律的恒定,空中無法建立起永久物體,然而在資訊域卻可能留下持久痕迹,特别是當目标閱聽人接納了所傳播的理念時。與此同時,海陸空領域(即沖突發生的傳統空間)存在着實體上的交叉,但資訊域是獨立存在的。是以,“資訊國家”與實體國家同時存在,有時互相重疊,卻并不總是對應于相同的領土邊界。

安德森認為,如果國家隻是一個構想中的共同體,那麼在資訊域内凝聚形成的互相競争的身份就會對國家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構成真正威脅。當“資訊國家”的價值主張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說服其大部分群眾質疑他們的國家忠誠度時,引發不穩定狀态和沖突的可能性增加。當新興共同體形成的前提與明确的政治方向相結合時,上述情況尤為顯著。是以,資訊域的激烈沖突往往先于戰争爆發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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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資訊域

如果對資訊域進行布局,那麼依據美國軍事理論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和英國海軍曆史學家朱利安·科貝特的觀點,國家的安全就意味着在相應資訊空間中争奪并擷取優勢,積極主動地控制這些空間。為此,必須積極尋找并摧毀敵對“資訊國家”的“都市”,使支撐本國自身信仰體系的“資訊堡壘”取而代之。否則,就會将該領域的控制權拱手讓給潛在對手,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野心來塑造資訊戰場。

然而,由于資訊域布局的獨特性,資訊域的沖突将圍繞符号和叙事展開,而非實際火力。構想中的共同體将成為資訊時代沖突的前沿陣地,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已經處于戰争之中,隻不過這場戰争是在資訊域廣袤無垠的土地上進行的。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元戰略。文章内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衆号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元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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