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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永元(89一104年)初年，北匈奴西遷，使鮮卑獲得自身發展的重要契機；2世紀中葉，威武勇健而足智多謀的鮮卑酋長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成立了一個草原部落軍事大聯盟，進而将鮮卑的勢力推向強盛的頂峰。
1、鮮卑的入侵
檀石槐上司下的部落軍事大聯盟，占有東至遼東、西迄天山這一廣大地域，進而取代匈奴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勢力。鮮卑的強大不僅在于它占地遼闊，人口衆多，擁兵10萬，還在于它獲得了大量漢地的精金良鐵和漢人的籌謀策劃。
安、順、桓時期，因天災人禍，北方諸郡有不少漢人流亡或逃亡到鮮卑地區，有的做了鮮卑上層的“謀主”，有的指導鮮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鮮卑人學習漢文化，進而極大地促進了鮮卑的全面發展和日益強盛。日益強大的鮮卑不僅壓迫匈奴，役屬遼東諸族，更以壓倒之勢南侵漢沿邊諸郡。
延熹九年(166年)，鮮卑聯合多種勢力，數路進兵，從西部武威、張掖到北部上郡、雁門一帶，全線出擊東漢邊郡。六月，鮮卑聯合南匈奴與烏桓，分道入侵沿邊九郡，殺掠吏民。七月，鮮卑又聯合上郡沈氏羌與安定先零羌共同寇掠武威、張掖二郡。
桓帝令中郎将張奂率軍出擊鮮卑。戰争結果，烏桓、匈奴皆繳械投降，唯有鮮卑桀骜不馴地出塞遠去。
鮮卑的這一舉動，使桓帝切實感受到朝廷在軍事上已無力制約鮮卑，因而不得不在“籠絡”上做控制鮮卑的文章。桓帝便遣使封檀石槐為王，并欲與其和親。
檀石槐卻一點不領情，很是傲慢地拒絕了堂堂漢朝的“封号”與“和親”。
軍事上制約無力，籠絡政策也行不通，這表明東漢王朝處理與鮮卑沖突的政策已經山窮水盡。
靈帝即位，面對的就是鮮卑對緣邊諸郡的騷擾寇掠有增無減。
強大的鮮卑部落軍事聯盟，内分為三部：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與夫馀，濊貊接壤，為東部，共二十多個邑；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共十多個邑；從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烏孫，為西部，共有二十多個邑。
靈帝時期，鮮卑從它們的三個基地有步驟地不斷發起對漢邊的擄掠。自建甯元年(168年)至熹平五年(176年)，八年之中，僅見于記載的就有：鮮卑六寇并州，四寇幽州，一寇涼州。
靈帝即位以來的内憂外患實在太多，東漢的國勢又已經衰弱不堪，是以靈帝也就無力和無暇招架鮮卑的連年寇掠了。可是就在無法招架之時，靈帝竟遣師遠征鮮卑。
2、“意外”的征鮮卑之戰
靈帝熹平年間(172一177年)，鮮卑對漢邊郡的寇掠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熹平六年(177年)從春至秋的幾個月中，鮮卑就寇邊三十多次。如此頻繁而肆無忌憚的寇掠表明，由于東漢王朝的衰弱與無能，緻使鮮卑的貪欲惡性膨脹。
在一陣緊似一陣的寇警聲中，熹平六年(177年)，護烏桓校尉夏育呈上了請求出征鮮卑的書奏。
熹平三年(174年)，鮮卑入侵北地，當時任北地太守的夏育曾率兵擊退入侵者。大概是受這一勝利的鼓舞，夏育不僅要求出征鮮卑，而且還信心十足地聲稱：“一冬二春，必能擒滅！”
夏育是否真有如此大的本事？
北方寇警疊傳，雖然令靈帝心急如焚，但是夏育的臨危請命卻沒能喚起靈帝的絲毫熱情與積極反應。
靈帝心裡有數，漢軍已經遠不是鮮卑的對手。他甚至很清楚，夏育的清命以及他“必勝”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而是武将勝利之後，欲進一步邀功的心态所緻。在靈帝看來，熹平三年(174年)，夏育的勝利來得有點僥幸，是以它并說明不了什麼。鮮卑雖剛剛在北地被擊敗，緊接着卻又在并州劫掠開來。
大概就因為這些，靈帝沒有允準夏育的請命。可是這次“出征鮮卑”，最終并沒有以靈帝當初的意志為轉移。
由于中常侍王甫的插手，“出征鮮卑”的問題陡然變得複雜起來。護羌校尉田晏因犯罪被判刑，不久遇赦免刑，其後便私自滯留京城，一直在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
田晏、夏育二人曾随段颎破滅諸羌。其間，他們互相配合默契，立下了赫赫戰功。是以，當田晏獲知夏育求命出征鮮卑的消息後，便認為與夏育一起出征，乃是最佳的“再起”機會。
于是，馬上厚賄王甫，托他請求靈帝，給他出征的機會。貪婪無恥的王甫既然得了人家的厚賄，同時也樂得與宦官集團之外的其他勢力多一點瓜葛，是以就不遺餘力地為田晏的事周旋起來。沒有材料表明，王甫到底使了什麼手段，竟然使靈帝改變初衷，同意遣田晏、夏育并力出塞讨伐鮮卑。
3、蔡邕的建議
出征鮮卑的消息一經傳出，朝廷上下頓時為之嘩然，文武百官幾乎都反對出征鮮卑。靈帝不得不召叢集臣，重議此事。
朝會上，議郎蔡邕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反對意見。蔡邕首先分析了“出征”的可行性。他認為，西漢武帝時，在國富民強時出擊匈奴，結果弄得“官民俱匮”，種種社會沖突由此被激化；當今鮮卑“兵利馬疾，過于匈奴”，而東漢王朝則“人财并乏”、“郡縣盜賊尚不能禁”。這樣的客觀比較，表明“出征鮮卑”無疑是絕不可行的。
蔡邕還提醒靈帝，凡衆人反對、疑惑的事情，聖明的君主是不會輕舉妄動的。蔡邕既反對“出征鮮卑”，同時也提出了解決鮮卑問題的建議，認為可以步漢元帝“罷珠崖”和戰國時趙将“李牧守邊”的後塵。
客觀地講，蔡邕的“守邊”與“棄邊”的建議，在當時都不可取。随周邊民族的反叛、寇亂不斷更新，東漢一代“棄邊”之論也不時被提上朝廷的議事日程。可是一旦“棄邊”，不僅會刺激周邊民族節節進逼，而且還會遭到土著居民的強烈反對。是以，不到萬不得已，靈帝之前的各朝都不輕易實施“棄邊”策。對付極富攻擊性、劫掠性的鮮卑，當然就更不是“棄邊”所能解決的。
至于趙将李牧的“守邊”之術，鮮卑的強大已過匈奴，對漢人财富的欲望極為強烈，并且，行将衰亡的東漢王朝已經沒有李牧那樣的良将，這“邊”怎邊守？這一系列問題，靈帝心裡應該很有數，是以他才不為蔡邕“守邊”與“棄邊”的建議所動。
然而，蔡邕否定“出征鮮卑”可行性的分析，則不無道理。鮮、漢關系的大勢已甚為明朗，早在桓帝時期，朝廷在軍事上就已經無力制約鮮卑，被動挨打已成定局。靈帝時期，雙方關系不僅沒出現任何有利于漢廷的積極變化，而且緻使漢王朝在“無奈”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這樣的大勢，就注定了遠征鮮卑必然失敗。如此明顯的“時勢”，靈帝曾經也是清楚的，否則當初他就不會拒絕夏育的“出征”請求。
可是，一個王甫，卻弄得靈帝改變了自己在“鮮漢形勢”上的正确判斷，全然不顧衆朝臣的反對，一意孤行地诏令遠征鮮卑。
雖然無法明了中常侍王甫在“出征鮮卑”問題上具體怎樣左右靈帝，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當時宮廷的政治格局，極其有利于王甫左右靈帝。
熹平年間(172一177年)，也就是“誅殺勃海王悝”事件之後，宦官集團在宮中的地位大為鞏固，其勢力臻于鼎盛。正是這種政治格局，為王甫在軍國要事上弄權提供了可靠保證。一個弄權宦官，就這樣促成靈帝，将數萬漢軍毫無意義地推向了死亡的深淵。
4、遠征鮮卑的慘敗
熹平六年(177年)秋，漢軍兵分三路進擊鮮卑。
靈帝任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将，出雲中；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護匈奴中郎将臧旻出雁門。三将各率領萬騎，出塞二千餘裡後方與鮮卑兵遭遇。檀石槐遂“命三部大人各率部逆戰”。
漢軍的整體素質本已大為下降，與骠悍善騎射的鮮卑兵相比，其劣勢就更為明顯。這一次，處劣勢的漢軍又平添了遠涉萬水千山的疲乏，而兵強馬壯的鮮卑軍卻以逸待勞。秋日塞外的曠野中，兩軍當即交鋒，鮮卑兵盡銳出戰，漢軍不堪一擊，不到幾個回合，即紛紛陳屍疆場。
漢軍如此不堪一擊，頓時令田晏等驚恐萬狀，倉惶之中，田、夏、臧三将各自率領數十騎拼命奔逃。漢軍三路人馬，十死七八，幸存的殘騎數千，裹着塞外蕭瑟的秋風，零零落落地奔回中原。
靈帝時期僅有的一次出擊鮮卑，就這樣以慘敗告終。
以後的歲月裡，鮮卑騷擾擄掠的陰雲，更是密密匝匝地籠罩着漢廷沿邊諸郡。光和年間(178-183年)，檀石槐死後，子弟相争，鮮卑的軍事大聯盟逐漸瓦解，由此，鮮卑對漢邊的威脅才稍稍減輕。來自鮮卑的威脅雖然稍減，可烏桓又乘隙興起了聲勢浩大的叛亂。
5、烏桓的叛亂
東漢初年，烏桓與鮮卑、匈奴連兵，在代郡以東各地騷擾寇掠，各郡百姓飽受蹂躏。受利害關系制約，烏桓與匈奴、鮮卑之間雖有聯合，但也常常免不了沖突和攻戰。1世紀中葉，逐漸強大起來的鮮卑對烏桓構成了很大威脅，光武帝為了改變塞外諸部連兵寇邊的局面，趁勢以錢财籠絡烏桓大人，并同意迫于鮮卑壓力的烏桓從塞外移居遼東、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雁門、太原、朔方等十郡的障塞之内。
内附烏桓在社會組織方面，仍聚落而居，部落有自己的領地，各有酋長；在經濟生活方式上，雖然在逐漸接受農耕生活，但這種發展變化十分緩慢，遊牧在烏桓人的經濟生活中仍然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由于這些特性，内附烏桓與塞外烏桓以及與匈奴、鮮卑千絲萬縷的聯系勢必難以割斷。是以東漢中期以後，内附烏桓又時常與鮮卑、南匈奴連成一氣侵擾漢邊。
靈帝時期，内附烏桓的強大者就更加不馴服了。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左車騎将軍皇甫嵩，請求征發3000烏桓兵西讨羌胡，衆多将領則以烏桓“兵寡”、“衆弱”為由反對征發烏桓，朝廷不得不放棄征發烏桓兵。
其實内附烏桓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确實到了“兵寡”、“衆弱”的地步，但有的卻勢力強大。靈帝時，幽州烏桓部落繁盛，勢力最為強大。當時，上谷烏桓已有9000餘落；遼西烏桓有5000餘落；遼東烏桓有1000餘落；右北平烏桓亦有800餘落，其首領皆稱王。
上述四郡烏桓共有16000餘落，達數十萬之衆。幽州烏桓不僅擁衆數十萬，而且戰鬥力也很強，史稱其“勇健而多計策”。在東漢末年的漢吏叛亂和軍閥割據中，幽州烏桓都起了重要作用。
既然如此，從中征發3000人馬應該不成問題。那麼，衆朝臣為何皆聲稱烏桓“兵寡”、“衆弱”？因為幽州烏桓人多勢壯，衰弱不堪的朝廷已難以駕馭，是以一般不以幽州烏桓為征調對象。
四府商讨，百官朝議所涉及的征調範圍，當限于那些因兵寡、衆弱而比較馴服的内附烏桓。不久以後，靈帝迫于無奈征發3000烏桓精騎而引發一場大叛亂，就是朝廷已難以号令強大烏桓的絕好證明。
中平年間(184一189年)，靈帝的天下一直處于大亂之中。
中平(184一189年)初，相繼爆發了全國規模的黃巾大起義、威震西北及中原的羌胡聯軍大起義。黃巾軍起義主力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其餘部又很快掀起了新的鬥争高潮。
西北方面，在羌胡聯軍的淩厲攻勢下，官軍一直處于節節敗退的劣勢中。其他各地的反叛與起義也此起彼伏。朝綱更加暗亂，統治集團内部各種勢力的争鬥更加激烈。在這種形勢下，越來越多的漢吏對朝廷喪失了信心，不再對東漢王朝抱有任何希望。于是，他們有的投身于各地的反叛中，有的則在尋求發展自身實力的機會。
在官軍的節節敗退中，中平二年(185年)八月，迫不得已的朝廷從已經難以駕馭的幽州烏桓中征發3000精騎，西讨邊章、韓遂。
6、張純的“天子夢”
中山相張純，很是堅決地向總督西北軍事的車騎将軍請纓，欲率3000烏桓精騎西讨叛軍。張純的請纓不是出于保衛與拯救朝廷的忠誠，而是受個人野心驅使，欲同實力強大的烏桓結下某種聯系，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王朝即将覆滅之際，身為漢吏的張純一直在苦心尋求另外的出路。不知出于何種考慮，張溫并不欣賞張純的主動請纓，而是以涿縣令公孫瓒統帥3000精騎。
3000烏桓精騎雖然随漢将出征，可是在行軍途中，因為軍糧不足，“皆叛還本國”。對烏桓兵的臨陣逃脫，漢王朝沒有采取任何懲治行動。烏桓的不馴與反叛精神，以及朝廷的虛弱無能，在這一事件中充分表現出來。
受這一事件的刺激，張純的政治野心迅速膨張起來，于是決定利用烏桓的反叛情緒和力量，來實作自己取漢而代之的抱負。
張純明白，“取漢而代之”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決不可輕舉妄動。
是以，張純首先對天下大勢進行了全面分析，以掂量“取代”時機是否成熟。
烏桓入塞以來，在明、章、和三世還顯得較為“恭順”，而近幾十年中，烏桓總是在伺機騷擾、寇掠。現在天下動亂不已，焦頭爛額的靈帝已無力控制局面，兵強馬壯的烏桓既然敢于臨陣叛逃，也肯定希望和敢于乘隙反叛、寇掠。不久前，京師洛陽有婦人産下一連頭嬰兒，這正是漢祚衰盡、天下當有兩主的征兆。
這一系列的分析，促使張純堅定不移地邁出了“取代”的第一步——尋找政治盟友。經他反複勸說，太山太守張舉同意共率烏桓之衆起兵，以定大業。
到了中平四年(187年)，欲共創“取代”大業的二張認為時機完全成熟，遂與遼西烏桓大人丘力居聯盟，共同舉兵反漢。北方的大地頓時卷起了反叛的風雲。
張純自稱“彌天将軍安定王”，奉張舉為“天子”，聚衆十餘萬，在幽州與官軍激戰。叛軍洗劫薊中，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護烏桓校尉箕稠。一連串軍事勝利之後，二張立即向各州縣頒發诏令，聲稱張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緊接着，張純又遣遼東烏桓大人率兵騎50000，寇掠冀、青等州，攻下清河、平原等郡。
叛軍給靈帝帶來的焦慮，以及叛臣公然稱帝勾起的屈辱，猶如千萬隻毒蠍在無情地咬蜇着靈帝的心。萬分焦慮而又怒不可遏的靈帝決心痛剿叛軍，遂令公孫瓒與宗正劉虞率兵分路出征。
苦于兵力不足，靈帝隻好诏發南匈奴出兵，協同劉虞征讨叛軍。
7、誰來平叛？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前後，匈奴遭遇特大天災，内部又因王位繼承紛争不已，于是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
為了擺脫北匈奴的壓迫與天災的緻命威脅，南匈奴主動歸附東漢王朝，遂入塞居朔方、雲中、五原、雁門、西河諸郡。東漢前期，南匈奴與東漢王朝基本上維持着良好的臣屬關系。
東漢中期以後，因王朝統治日漸衰落，南匈奴也就不那麼馴服了。2世紀中葉以來，南匈奴對漢邊的寇掠、騷擾便時有發生。
漢廷與南匈奴關系雖然緊張，靈帝卻小心翼翼地維持着雙方關系。光和二年(179年)，中郎将張脩與南匈奴單于呼征發生沖突，張脩擅自斬殺了呼征。為了維護漢匈關系，靈帝竟将張脩處死。
自靈帝即位以來，南匈奴與漢朝還不曾有過大的摩擦。正因為如此，靈帝才自信征發匈奴當不成問題。單于羌渠獲诏後，即遣左賢王率騎兵赴幽州。誰知這一發兵，又引發了南匈奴内部的一場大亂。南匈奴那些凱觎王位的貴族，利用臣民害怕單于無休止發兵的情緒，聯合休屠各胡，擁衆十餘萬，攻殺了單于羌渠。靈帝利用南匈奴剿殺叛軍的計劃遂成泡影。
因征發南匈奴兵未遂，靈帝的“痛剿”政策便因兵力不足而破産。為此，靈帝緊急召會群臣，重新商讨對策。
滿朝文武建議改“痛剿”為“剿撫并舉”，并一緻認為，隻有劉虞出使幽州招撫烏桓，才可以收到“不勞衆而定”的效果。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以清廉著稱，曾出任幽州刺史。在幽州任職期間，他不僅清正廉潔，而且又能妥善處理與烏桓、鮮卑的關系，是以很得民心。靈帝采納衆議，一方面以劉虞為幽州牧，前往幽州鎮撫反叛烏桓；一方面令公孫瓒繼續武力征讨叛軍。
中平五年(187年)十一月，公孫瓒在遼東屬國石門山擊敗叛軍。一時間，叛軍棄甲丢盔，落荒而逃。公孫瓒乘勝追擊，孤軍深入遼西管子城，被遼西烏桓大人丘力居圍困。兩軍對峙二百餘日。在風雪彌漫、天寒地凍之際，官軍糧盡衆潰，死者過半，叛軍也迫于饑寒難耐而撤圍遠去。
值公孫瓒挫敗叛軍之際，幽州牧劉虞持節到任。劉虞到任後，即着手分化瓦解叛軍。他一方面，“罷省屯兵，廣務恩信”，以此向烏桓表示友善；另一方面又遣使離間張純、張舉與烏桓的聯合，再三向蛸王等烏桓大人曉之以利害，聲明朝廷隻追究叛臣二張之罪，而對他們“朝恩寬弘，開許善路”。
烏桓部衆對劉虞素有好感，況且他們在軍事上已受挫敗，是以烏桓大人便欣然接受了劉虞的勸告，紛紛遣部回歸本營。接下來，劉虞立即懸賞購二張首級。陡然間，張純、張舉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棄妻丢子，倉惶逃向塞外。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張純被其部下王政所殺，這次反叛才算平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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