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後，《邊界的誘惑——尋找南斯拉夫》作者柏琳經由彼得·漢德克文本的啟迪，決定當一個本質主義者，從體驗到行旅，她步履不停地走遍了南斯拉夫六個加盟共和國，重建生活的邏輯與詩意。
作家張怡微認為：“我猜想她的文學觀，就是行動及其本身的意義。在她的天空下，就連苦難都有了新的譯本，新的闡釋，新的生機。”
遊記的性别
文丨張怡微
去年申請研究課題失敗，這本來不值一提，因為失敗的過程是十分熟悉的，尤其是對已重複經曆六七年的我來說，僅僅意味着該文檔被丢入“廢紙簍”。
想題目的時刻是最快樂的，唯有思考的過程和由此歧出的友誼才值得珍惜。我原本想做一些女性遊記和傳記的整理及研讨，尤其是當我意識到我所能想到的文學意義上的女性旅行家居然隻有三毛的時候。
每年上“《西遊記》導讀”通識課和散文寫作課的“遊記”版塊時，經由《大唐西域記》《水經注》，到《老殘遊記》與現代散文範式的啟迪，我和同學們一起溯源旅行家的記述動機、方式，看他們所見，學習他們深描沿途的地理、地貌、氣候、語言、民間傳說的編織結構，我總會有一刹那的靈感乍現：“遊記的性别”是什麼時候開始起了變化呢？如今寫遊記的女性并不少，尤其是在跨媒介領域，視聽叙事和行旅的結合，比文字本身要生動得多。
性别視角雖然對文章審美的要義并不是決定性的，但正如《壯遊中的女性旅行者》一書中所言：“曆史偶然性和意識形态有時候可以創造出獨特的女性論述”，18世紀下半頁開始，西方女性的旅行講述，開始從相對封閉的家庭内部，走向公共層面，婦女們開始尋找社會中的傾聽者，“在旅行報告的這種浪漫理想化的過程中，女性開辟了一條道路，這條路賦予一種文體以新生，并直達當代的門檻。”
可惜，因為得不到任何支援，新的一年來臨，我又調換了新的方向去适應僵硬的表格，為“廢紙簍”累積數字僵屍。那個灰暗的舊題目就被無限期擱置了。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今年春天，老朋友柏琳突然來上海找我，送給我一本她創作的《邊界的誘惑——尋找南斯拉夫》，扉頁上寫着“邊界上也有火焰”，仿佛是天意，重新點燃了我冷卻的熱情。
柏琳/著
單讀· 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
很難說這是一本典型的遊記、或考察報告、或邊界民族志，它似乎是介于這些文體之間，也算是遊走邊界的文學隐喻，帶着若隐若現的誘惑，吸引寫作者抛開規訓的範式做一些新的嘗試。
作者柏琳所選擇的文體、或者說她組織文章的政策，因有悖“即時性”的新聞導向，而顯現出思索的深度和發明的意義。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她如何建立她個人與消失的南斯拉夫之間的關系。
遊記的信念準備，并不會弱于其他散文寫作的門類。例如高僧寫遊記，當然是為了信仰，他們記述的神異事迹，也未必能算是科學意義上的非虛構。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也許有些人會認為，虛構和非虛構具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事實則不然，尤其是在當代。我的一些年輕學生就在不斷挑戰着散文的倫理邊界，例如他們會問我散文裡可以不可以做夢，可不可以打遊戲，如果遊戲裡“我”的父親是RPG，且隻有“我”可以借助裝置看到他，“我”和他在遊戲媒介中相遇所發生的感情經曆，可不可以算是非虛構？這就是邊界的魅力。
文學愛好者無論是從曆史、地圖還是從意識層面，都會被它吸引，成為“邊界”議題上的革命者。
柏琳給出的表面解釋，是“偶然中的必然”。因緣當然是有的，包括國小三年級時她第一次看譯制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以及1999年科索沃戰争時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2016年，當時還在《新京報》任職的柏琳，采訪了三位大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阿摩司·奧茲和彼得·漢德克，與他們的對話，打開了她對南斯拉夫的探求好奇。
我猜想有兩種人最适合從事寫作行業，一種是生于是非之地，就像柏琳采訪的三位，另一種人是勇敢地迎向是非之地，柏琳就屬于後者。2016年後，她經由彼得·漢德克文本的啟迪，決定當一個本質主義者，從體驗到行旅，重建立立與陌生土地和陌生人的聯系。她步履不停地走遍了南斯拉夫六個加盟共和國，學習不同的語言，并經由難以言說的“塞爾維亞”，追溯古巴爾幹以來的動蕩之地如何建立文明的秩序、如何建立生活的邏輯與詩意。
她的觀察方式和寫作方式很有趣，并非經驗性的，而是後天的、觀念的，但她卻并不會被抽象的論述吸引。例如在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亞沿海小鎮皮蘭，柏琳遇到了一位德國女孩瑪麗安，她對她介紹中國南方的廈門，我猜想和皮蘭的海邊景觀很像。
柏琳說：“這是中國南方一處非常有文藝氣息的旅遊小島，但海水已經變成了灰色。”瑪麗安回答：“愛情不會降臨灰色的小島，因為愛情是藍色的。”柏琳随即想到了伊戈爾·什特爾克拍攝的風景紀錄片《明信片》，二戰時巴爾幹半島上等待丈夫回信的女人。藍色的海給了那位癡情女士等待的希望。可不會有回信，是這片土地的命運。柏琳以自己的方式，仿拟了她喜歡的奧茲以家庭關系涵蓋巴以沖突的同情與雄心。奧茲以“情人”變“鄰居”的比喻祝福着巴以沖突的解決之道，那看來也是一封望穿秋水的靜默之音。
世界頗不安甯，但對文學從業者來說，又意味着慷慨的邀請。柏琳以自己的編織術，重新命名她心中的“本質主義”，踏出邊界，感受他人苦痛。她不總是受到歡迎，因為她是外來者。她經由新語言的體認、建設共情的決心背後，實際上涉及到她的文學觀。我猜想她的文學觀，就是行動及其本身的意義。這很有趣，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題材、女性審美束縛不了她，就連“不存在”都無法勸退她。
她的行旅為她的交友，布下了從不可能到可能的種種契機。她的日日夜夜，和我們大多數同齡寫作者都不一樣。“真實”對她來說是聯結的網，是體驗生成的文學文本。曆史是落幕的，未來還沒有個眉目。她站在“當代”，用創傷的記憶和有來曆的人，以及橋接熟悉與陌生，未知到已知的一個又一個人，形成了她自己的文學時間，也為“遊記”題材帶去了世界主義者基于“痛苦的關心”還鄉行旅之外的視野。在她的天空下，就連苦難都有了新的譯本，新的闡釋，新的生機。
文章編輯：何晶 ；新媒體編輯：袁歡
配圖：電影《流浪者之歌》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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