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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争時期，國民黨高層有兩個著名的“袖珍将軍（袖珍智囊）”，即蔣介石的親信陳誠，以及陳誠的老部下羅卓英。
他們二人均以足智多謀著稱，羅卓英更是長期在國民黨參謀部門任職。
在抗日戰争期間羅卓英也是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将領，其上司的上高會戰以及仁安羌大捷均是國軍抗日的代表性勝利，其指揮功底也受到了國民黨上下的一緻認可。
但在此後的解放戰争中，羅卓英昔日的部下大多成為了國民黨的軍團司令員，但他卻從一線指揮崗位上淡出了。
雖然在遼沈戰役時他也曾經去到過前線，但也沒有對戰事進行太多幹預，這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原因呢？
有人認為在解放戰争全面爆發之後，蔣介石需要同時處理多個戰場的情報，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挑戰，是以其必須組建一個值得信賴又能力突出的智囊團，羅卓英自然是這種人才中的佼佼者，便被蔣介石留在身邊，無法外出領兵作戰。
但在解放戰争進行過程中，蔣介石身邊的作戰參謀人數衆多，其中杜聿明等人在解放戰争進入膠灼階段後紛紛化身為“救火将軍”，到各個戰場領兵作戰，唯獨羅卓英是個例外，這說明情況恐怕不是這麼簡單。
筆者認為真正讓羅卓英從一線指揮位置淡出的原因，是其對于共産黨的态度以及在抗日戰争中和共産黨員的合作經曆，這讓蔣介石無法對羅卓英百分百的信任。
首先羅卓英對共産黨的态度，和蔣介石的親信并不相同。
出身官宦之家的羅卓英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從軍報國的思想，在他二十歲創作的詩歌中，就有“丈夫記取平生事，要把胡夷一戰擒”的豪情壯志。
在加入國民黨軍隊之後，羅卓英也始終沒有放棄驅逐鞑虜的理想，這一點在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展現的尤為明顯。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黨内部部分将領對抗日前景産生了悲觀的看法，但羅卓英卻覺得這是清算國仇家恨的好時機，并寫下了《蘆溝曲》一首：
今日蘆溝橋上血，飛奔東海吼狂濤。
姗載深仇終一洗，中華兒女盡英豪。
之後他也是國軍中抗日熱情最為高漲的将領之一，在抗日戰争初期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接連敗退，但即使如此羅卓英依然沒有發生動搖，還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這從他的《平倭曲》一詩中便可窺見：
男兒志氣壯如山，争擲頭顱豈等閑。
報道戰場花正好，吾軍雄武蕩兇頑。
由此可見羅卓英将軍是一個有着強烈家國情懷的愛國将領，是以在抗日戰争中他對于共産黨員的态度非常積極，隻要能夠為抗日做出貢獻的人都會受到他的重用。
在其指揮的上高會戰中，共産黨員們就發揮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當時上高縣長是中共特别黨 員黃賢度，他在去到上高之後便迅速重建了當地的地下黨組織，在會戰開始之前，已經成立了政府和學校兩個支部，發展了不少黨員。
這些共産黨員在當地深入群衆進行抗日思想宣傳，這讓上高百姓的抗日決心空前高漲。
會戰開始前，國民黨方面得到情報稱日軍将派出四萬餘人進攻上高，部分将領有了怯戰心理，想要退守南昌，這時黃賢度主動找到國軍上司，表示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援國軍作戰，這才讓羅卓英等人下定了作戰的決心。
在會戰開始之後，當地的共産黨員們便發動群衆前往前線助戰，幫助戰士們運送食物和武器彈藥，在戰況最激烈的那段時間裡，每天的支前群衆約有四千餘人，而整個上高才不過12萬人口，當地的群衆發動力度之強令人贊歎。
除了保障後勤的支前群衆之外，其他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為國軍提供幫助，高安農民金有 水，在為我軍帶路後，又被敵軍抓去帶路，他将敵軍帶入我軍包圍圈後大叫敵軍來了，随後壯烈犧牲。
靖安農民塗長洪，為國軍傳遞情報，回程中被日軍抓獲，遭遇嚴刑拷打的他甯死不屈，保護了情報安全。
上高農民熊先移，隻身潛入敵指揮所竊取情報，之後他将情封包件用油紙包好投入江中，讓其漂向國軍陣地，但他卻被日軍逮捕最終英勇就義。
除了這些英雄之外，支前群眾的犧牲也不可謂不慘重，當時日軍的飛機和大炮用火力覆寫了整個陣地，缺乏軍事常識的百姓經常被炮彈擊中，但他們并沒有是以退卻，這讓作戰的将士們感動不已。
有了群眾的激勵，上高會戰中的國軍将士各個奮勇争先，他們用血肉之軀與敵人的坦克飛機正面對抗，有的連隊戰至最後甚至隻剩下了不到三十人，但他們始終沒有後退一步，依然積極向敵人的陣地發起沖鋒，這樣的士氣在其他國軍隊伍中是相當罕見的。
在戰争結束之後，羅卓英也意識到當地百姓的鼎力支援，是他們能夠取得戰争勝利的關鍵，其對黃賢度等人的工作也表示了高度贊賞。
要知道當時皖南事變已經發生，國民黨内部對共産黨的态度變得十分微妙，羅卓英如此舉動很難不遭到蔣介石的懷疑。
而且在更早的淞滬會戰之中，羅卓英的部隊裡就活躍着一支主要由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組成 的“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該團的團長是何香凝先生的秘書胡蘭畦，這支隊伍當時在搶救傷員和抗日宣傳工作中表現十分出色，也受到了羅卓英的嘉獎。
考慮到以上種種，蔣介石很有可能懷疑羅卓英将軍和共産黨員之間有着密切的接觸，疑心病甚重的他，在解放戰争中自然不願給予羅卓英前線指揮權了。
——●◯參考資料◯●——
1、何浩瀚：《羅卓英抗日賦詩篇——讀<呼江吸海樓詩集>劄記》，嶺南文史，1991年04期；
2、鄒耕生：《上高會戰述評》，江西社會科學，199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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