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北大國發院（前身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英文簡稱CCER）成立三十周年。國發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學、科研、智庫等領域有所成就，對社會進步有所貢獻，離不開一代代師生校友的開拓進取，風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護與鼎力支援。值此30周年之際，我們特别啟動“我與北大國發院（或我與CCER）主題征文，歡迎師生校友和各界夥伴不吝賜稿，通過您的文字，讓更多人一起記住和回味那不該泛黃的歲月。
本文為北大國發院聯合創始教授張維迎老師的回憶文章。他說：我從個人角度寫寫它的誕生過程，不僅是為了紀念過去，也是希望國發院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緣 起
1984年12月，我從西北大學畢業後來到北京工作，就職于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下設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1987年10月，機關派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參加為期14個月的教育訓練項目。這個教育訓練項目是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主辦的，發起人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英國财政部前顧問Alec Caircross爵士，項目主任是華裔經濟學家林至人先生。Caircross爵士在英國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時任牛津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榮譽校長。他應國家體改委邀請，出席了1985年9月2-7日在長江遊輪“巴山号”上舉行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讨會”（俗稱“巴山輪會議”），第一次接觸中國經濟學家，并開始對中國經濟改革産生了興趣。Caircross爵士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蘇格蘭人，這次會議讓他感覺到，中國的改革開放非常需要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而中國經濟學家普遍缺少對現代經濟學的了解，因而有了為中國教育訓練經濟學家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世界銀行和福特基金會的支援，這就有了“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為中國青年經濟學者提供現代經濟學教育訓練，每年一期，每期10人左右，學員來自國家體改委、中國社科院和國家計委，由工作機關選派（需要過面試一關），在牛津大學注冊為“通路學生”(visiting student)，接受為期14個月的經濟學課程訓練（跨越牛津大學的四個學期）。我是這個項目的第二批學員。
應該說，能參加這個教育訓練項目的學員，在國内都算小有名氣的青年經濟學者，但進入牛津後，立馬暴露出現代經濟學基礎太差。學員中不乏畢業于北大、人大、社科院研究所學生院等院校的碩士研究所學生，但在牛津聽大學生層次的初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課程都很吃力。語言是一個障礙，但最大的障礙還不是語言，而是思維方式。國内大學講授的“西方經濟學”是各種流派和他們的觀點，而非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我雖然在西北大學讀研究所學生期間靠自學掌握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因而能給其他學員提供一些課外輔導，但對像博弈論和資訊經濟學這些新的領域，我還是第一次接觸。回國後，我曾用過這樣一個比喻：門窗上有個洞，我們看到一隻眼睛，就認為門外站着一個人，開門一看，原來是一隻狗！這就是我下決心重返牛津讀博士學位的主要原因。我感到，如果不在國外好的大學讀一個博士學位，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是沒有前途的！國内學者對現代經濟學的了解太少了！
1988年12月中旬，牛津教育訓練項目期滿後我回到北京。當時，理論的貧乏已成為體改所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在我的建議下，體改所成立了理論室，由我主持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所裡的20來位年輕學者講授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每周兩次，直到1989年4月27日止。這也是體改所理論室成立後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1990年10月，經過艱難曲折的努力，在相隔近兩年後，我再次回到牛津大學，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這次出國時，鑒于當時國内的政治氛圍，我并沒有打算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回國工作。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的想法。我的大學同學馮侖在海口辦公司，很快就成了個大老闆。他在電話裡告訴我，國内的機會很好，你快拿到學位回來吧！即使不下海，繼續搞研究，我們也可以讓你們過上像國外教授一樣的生活！當然，他自己沒有出過國，并不知道國外的教授是如何生活的。但他的話很激勵我。這樣，到1993年春，我就有了畢業後回國工作的打算。
當然，我既不想回政府部門當官，也不想經商賺錢，我覺得自己既不是當官的料，也不是做企業家的料。我的興趣是做學問。我想去大學教書，改變一下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第一次去牛津進修和第二次去牛津讀博士期間，我都曾陪同來訪的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我發現中國經濟學家與牛津的經濟學家交流很困難，沒有共同的學術語言，讨論問題像是雞同鴨講。曾有一位名頭很大的中國經濟學家在牛津做學術報告，聽衆不知所雲，作為中國人，我坐在台下感到很不自在。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亟待改變！我想去大學，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認為當個大學老師很神聖。我出國前，體改所北大畢業的同僚經常給我講北大老教授的故事，什麼陳岱孫呀，杜度呀，陳振漢啊，厲以甯呀，讓我好羨慕！
但我并不想回到一個傳統體制的經濟學院系。那樣的環境下，我不是被排擠，就是被同化。唯一的辦法是糾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現有的大學裡創辦一個新的、相對獨立的機構，形成一個有利于高水準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小環境。
1993年5月，我給清華大學張孝文校長寫了一封信，建議在清華建立一個經濟系（或研究所）。我的基本想法是：這個新的經濟系的教學科研骨幹全部由海外一流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留學回國人員組成，他們有志于以學術研究為終身職業，同時聘任一批兼職人員為輔助力量；所有職位都公開招聘；辦學模式基本上模仿世界一流大學經濟學教育的通用模式，徹底放棄國内沿用四十年的經濟學辦學模式；經濟系附設一個咨詢公司或投資基金，由專職人員經營，盈利全部用于經濟系的發展，保證“純”學術人員專心于教學和研究工作；經濟系将設立以捐贈人命名的教授職位、獎學金、專項研究基金。
張維迎寫給張孝文校長信的副本
關于成立新的經濟研究機構的動因，我在給張孝文校長的信裡講了三點。
第一，經濟學是當今社會科學第一大學科，具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系是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意識形态和體制方面的原因，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學與現代主流經濟學基本上脫節，中國不僅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甚至很難找到能與國外經濟學家交流對話的經濟學家。本計劃可以看作為使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一流的一個步驟，具體目标是在10到20年的時間内，中國出現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家，清華有一個世界一流的經濟系。
第二，近年來，有上百位在海外讀經濟學的中國留學生相繼獲得博士學位，其中一些人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但回國服務者不過五六人。就我所知，不少人是有意回國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但又下不了決心，原因之一是受過現代經濟學正規教育的人，回國後不僅難以找到與國内同行交流的“共同語言”，而且很容易被傳統經濟學“同化”。本計劃希望通過“集體回國”的辦法形成一個學術圈子，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以吸引一批一流的人才回國從事經濟學研究。
第三，目前中國社會處于轉型階段，各種職業的人都在進行重新選擇。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由于從事研究從業人員的基本工資一時難以提高，迫使不少有志于學術研究的經濟學家也不得不“下海”，不下海者也不得不使自己的研究服從于賺錢的目的，真正的經濟學研究已幾乎不存在，這也是一些人想回國又不敢回國的原因之一。留學生中有所謂“賺錢回國内，搞學問留國外”的說法。從長遠看，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應該也能夠養得起一批“學術第一主義”的經濟學家。本計劃希望用“以商養學，商學相對獨立”的辦法使一批有潛力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學家的人不為生活所迫，專心于研究和教學工作。
我之是以寫信給清華，而不是北大或人大，是因為我以為清華沒有經濟系，一張白紙好畫畫，而北大和人大的經濟系太老，傳統勢力太強，不可能創辦一個新的經濟研究機構。當然，後來我知道清華其實已經有了經濟系（在經管學院）和經濟研究所了。但無論如何，張孝文校長還是很快通過趙純鈞（經管學院常務副院長）給我回了信，說待我7月初回國期間請我吃飯，讨論我的建議。
1993年6月14日-28日，我參加了留美經濟學會（CES）組織的通路團，在中國台灣考察了兩周。當時，易綱是留美經濟學會會長，這次訪台是他組織的。訪台期間，我向易綱談了在國内辦一個新的經濟研究機構的想法，易綱聽了之後非常激動，說我們一起幹吧！他認為，如果能建立一個合适的機構，一定能吸引到足夠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他還說，在國外當教授，工資高，生活穩定，但前途一眼就看到底了，不如回國做點波瀾壯闊的事更有意義。易綱願意一起幹，讓我大受鼓舞！他當時已在印第安納大學拿到終身教職，而我還在讀博士，他的選擇比我的選擇更有示範效應。
訪台期間合影（左起：田國強、田軍、易綱、張帆、張維迎）
訪台後，7月1日-3日，我們在海口參加了“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與現實國際研讨會”。這次國際會議是由留美經濟學會、留英經濟學會和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國内舉辦的第一次有重大影響力的國際會議。易綱作為留美經濟學會會長，負責邀請美國的經濟學家；我作為留英經濟學會副會長，負責邀請英國和歐洲的經濟學家；遲福林作為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負責邀請國内的經濟學家，并承擔會議的組織工作。會議的主題和日程安排是我們共同商定的。出席會議的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有張五常、鄒至莊、Jeffrey Sachs、Dwight Perkins、Barry Naughton、Derek Morris、David Newbery、Adrian Wood等。楊小凱、王一江、田國強、文貫中、魏尚進、海聞、陳平、肖耿、田軍、金立佐、秦朵、劉民權等多位留美和留英經濟學人參加了會議。海聞還提前到海口，幫助做了些會議的協調工作。林毅夫當時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是這次會議的重要嘉賓。
海南會議期間部分參會者合影
海南國際會議上，易綱和我與大家分享了建立一個由留學回國人員組成的新的經濟研究機構的想法，引起了廣泛的興趣，許多人還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更令人興奮的是，林毅夫告訴我們，他和平新喬、孫來祥曾在1988年提議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下面設立一個自籌經費以青年經濟學者組成的經濟研究所，建議書由平新喬起草，獲得了石世奇院長的支援，并得到丁石孫校長的正式準許，正要成立時已到1989年而耽擱。1992年暑期海聞回來北大給經院暑期班授課時，兩人又重拾此想法，并正在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商量，準備在經濟學院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名稱是“北京大學經濟改革和發展研究中心”）。
毅夫的想法與我和易綱的想法可以說是不謀而合！通過深入交流，我們三人達成的基本共識是：第一，這樣的一個機構值得我們做；第二，鑒于目前能徹底回國的人數有限，能籌集到的資助也有限，我們隻能集中力量做一個機構，或者在北大，或者在清華，不能在北大和清華同時做兩個機構；第三，這個新的機構必須挂靠在校級，獨立于現在的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不能挂靠在學院一級。我們三人商定，回北京後，毅夫先找北大談，我和易綱先找清華談，最後看哪家最積極，我們就在哪家辦。
北 大！
1993年7月7日下午，林毅夫去北大校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校長吳樹青，北大經濟學院石世奇院長陪同前往。毅夫向吳樹青校長口頭彙報了在北京大學成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研究中心的建議。根據毅夫的記錄，吳樹青校長态度非常積極，說要把這個中心建成國内、國際一流的科研、教學機構，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政策研究以及北京大學經濟學教學水準的進一步提高做出貢獻。吳樹青校長還答應在一兩年内，撥出5套2-3房間的住房給回國人員使用，還說有一處尚待修複的古建築，以後可以作為中心的辦公地點，但修繕費用自籌，中心在人、财、物上可以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權。
兩天後，即7月9日上午，易綱和我去清華大學拜見了趙純鈞院長，交流了建立一個新的研究機構的想法。中午，清華大學楊家慶副校長宴請了我們（一個月前，張孝文校長已調任教育部副部長）。趙院長和楊副校長都對在清華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機構持積極态度，楊副校長指定由趙院長作為聯系人，但未就住房和辦公室提出具體的意見，希望等我們提供更詳細的計劃後再進一步讨論。
7月10日上午，易綱和我去拜見了石世奇院長。石世奇院長同意新設立的研究中心獨立于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當天下午，我們又去校醫院拜見了吳樹青校長。在1985年蕪湖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和吳樹青同住一屋，是以已經相識，他當時是人民大學的老師。這次見面，吳校長的意見與三天前向毅夫表達的類似，希望我們撰寫一個書面材料。見過吳校長後，我們又去拜訪了厲以甯老師。當時，北京大學已計劃在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和北京大學管理科學研究中心的基礎上組建獨立的“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厲老師負責籌建工作。厲老師也贊同新的機構獨立于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并表示非常歡迎我們給管理學院的博士生和碩士生開設課程。
我們三人商量，由我執筆起草一個“建議書”。毅夫于7月10日飛往悉尼，計劃在澳洲國立大學做兩個月的通路。7月15日，以我們三人名義起草的《關于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建議書（征求意見稿）》完成，分别遞交北大吳樹青校長和清華趙純鈞院長。起草這封建議書時，我住在保利大廈，我的手寫稿由馮侖的秘書輸入四通打字機列印出來，當時萬通公司在保利大廈辦公，馮侖一家住着我青年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房子，是以給我在酒店租了一間房暫住。起草過程中，馮侖給我提供一些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就我的記憶，“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這個名字是我先提出來的，得到毅夫和易綱的認同。這個名字有雙重含義：它是紮根于中國的一個經濟研究中心，又是一個聚焦于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心。英文名字确定為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縮寫為CCER。因為這個名字，後來還發生一件有趣的事。1994年8月底張佳利去刻公章時，公安部門不準許，說公章上不能出現“中國”二字，我不得不專門去做解釋，我告訴他們，我們是“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心，不是世界經濟或外國經濟的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這四個字是一個整體，這樣才勉強過關，拿到了公章！
這份建議書包括九部分,分别是：一、基本設想和動因；二、職能；三、管理體制及董事會；四、研究組織及機構設定；五、研究隊伍及研究人員待遇；六、研究設施；七、合作方式；八、經費預算和來源；九、籌備工作。最後署名的起草人為林毅夫、易綱、張維迎。這個“建議書”還有三個附件，附件一是部分首批專職和兼職人員候選人名單，附件二是資助者候選名單，附件三是預算。（我現在手頭保留的是1993年9月10日的版本，這個版本隻對7月15日版本的部分條款做了細化。北京大學檔案館儲存着7月15日的版本。）
成立CCER“建議書”的首頁和尾頁（1993年7月15日）
應該說，這個建議書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很有鼓動性。在“基本設想和動因”一節寫到， “本建議書的基本設想是辦一個中國第一、世界一流的經濟研究機構。”“中心挂靠在XX大學，具有事業法人資格，中心實行董事會上司下的主任負責制，按照國外社團法人研究機構運作方式管理。”“中心集研究、教學、人才培養為一體，堅持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和政策研究并舉。”“中心的研究骨幹全部由在海外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并有志于回國從事研究工作和近年來在國内湧現出的優秀經濟學者組成。”建議書中之是以寫“XX大學”而沒有明确寫“北京大學”，是因為這個中心究竟會辦在北大還是清華，當時還沒有确定。
完成“建議書”後，我于7月15日晚上離開北京，先後去了鄭州、西安和我老家吳堡，曆時20天，于8月5日回到北京。在我回北京前，易綱已将“建議書”送達吳樹青校長，得到了吳校長的認可和支援，并約好與他再次見面的時間。
8月6日下午，易綱和我如約去北大校長辦公室拜見吳校長和石世奇院長，高尚全主任在場。高尚全是我的老上司，吳樹青的老朋友，也是7月初海南國際研讨會的上司者，願助我們一臂之力。根據易綱做的記錄，在談話中，吳校長表達了如下意見：一、原則上同意由林毅夫、易綱、張維迎起草的《關于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建議書》，并表示：教育要上一個新的台階，需要管理體制的創新，中心在這方面将是一個嘗試。二、由于幾位校上司不在家，吳樹青校長将在他們回來之後再同他們議一下研究中心的籌備工作，可以按現在建議書的内容（1993年7月15日文本）向可能的投資者接觸。三、學校給中心專職人員撥五套2-3房間的住房在到位時間上是有保證的；建議書中要求北大撥給中心辦公室七間，學校正在想辦法，但目前還不能做出承諾。吳校長還當場邀請高尚全先生做中心的董事或顧問。
1993年8月6日與吳樹青校長談話紀要
這次與吳樹青校長的談話中，達成以下幾點共識：一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将與北大經濟學院、管理學院平行，直屬北京大學上司；二是在教學上中心應與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緊密配合，中心專職人員在教學上應做出質和量的承諾；三是中心專職研究人員應進入北大的正式編制，享有北京大學教員的福利待遇。中心專職和兼職研究人員的學術職稱是北京大學的學術職稱；四是中心的輔助人員（秘書等）将不占北大正式編制，由中心按照市場機制的原則和國家有關法規公開招聘；五是一緻傾向于在北大校園内北面空地上建中心的辦公樓。基建過程要請北大後勤部門積極配合，盡量采用競争機制選擇施工機關；六是作為一條對建議書的補充，中心主任應采取由北大校長提名，董事會通過的方式聘任。
在與吳樹青校長達成以上共識并得到吳校長的以上承諾後，毅夫、易綱和我三人達成共識，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辦在北京大學，因而就沒有與清華做進一步的溝通。由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三人組成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備小組就算正式成立了。吳樹青校長指定梁柱副校長代表北大校方作為中心籌備工作的協調人，管理學院的董文俊副院長協助林毅夫與北大有關部門溝通。8月8日，我和易綱去拜會了茅于轼老師，他非常支援我們在北京大學建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想法，并表示願盡自己所能幫助我們。
籌 備
接下來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籌款，二是遊說海外經濟學家回國。
籌錢的事，還有個小插曲。我在回老家期間，村民們找到我，說鄰村已經通上電了，咱村因為縣上沒人是以沒有通上電，希望我能幫村裡找通電的錢。回北京後，我給易綱唠叨這事。易綱說，維迎啊，這點小事你就别煩了，咱們自己湊點就夠了，你應該把重點放在為中心籌大錢上，不要因小失大。最後，易綱、金立佐、劉安三人捐款，我自己也墊了點，我們村終于通上了電。
為中心籌錢，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福特基金會。8月9日上午，我們拜會了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與辦事處主任Peter Harris和項目負責人Stephen McGurk做了近兩個半小時的交流。我們向他們二人報告了北京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想法，并将我們三人起草的建議書和可能回國的海外學者名單送出給他們。這次與福特基金會的會面中讨論的幾個問題，對了解建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初衷和它的獨特性有重要價值，是以，我在這裡稍微詳細叙述一下福特方面提出的問題和我們的答複。
福特方面首先問為什麼成立新的中心，同樣的目的為什麼不能在經濟學院内達到？我們回答說，第一，中心要辦成一個新體制的研究機關，新體制表現在管理方法、經費來源和人員的聘任，如辦在經濟學院，可能有太多與舊體制的摩擦，影響運作效率。第二，研究中心為吸引海外學者回國，收入要相對高一些，如在經濟學院内搞一院兩種收入體制，很難擺平。第三，舊體制的研究人員的知識結構與研究中心的反差非常大，處理不好，可能惹出不少麻煩。
福特方面問，為什麼選擇北京大學，而不是中國人民大學？福特的教育訓練中心在人大，而且近年人大對中央經濟決策的影響比北大大得多。我們回答，首先，我們的目标是把中心建成世界一流的學術和政策研究機構，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至關重要。北京大學有相容并包、學術自由的傳統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研究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從長遠看，對中央政府政策研究的步步緊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政策，也不一定能産生真正有影響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結果。其次，北大是一所綜合大學，經濟研究需要和數學、計算機、統計學、運籌學、優化理論等相聯系，在這方面，北大也比人大有優勢。第三，人大有點像台灣的政大，北大在吸引海内外資助者的資金方面有優勢。最後，北大幾十年來積累了比較完備的經濟學外文圖書資料，在國内是獨立無二的。
福特方面問我們有沒有和人大接觸過？我們回答說在海口開會時與黃達教授談過怎樣吸引留學生回國的問題，但建中心的事沒有和人大談過。
福特方面說，北大似乎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我們回答，北大的學術環境是根深蒂固的。
福特問我們有沒有成本更低的選擇，如通過短期交流項目？我們說，我們和許多朋友近來都積極促進海外學者與國内學者的交流。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中國教經濟學的項目已經進行三年了，受到許多所大學和廣大學生的好評。最近我們還在海口組織了國際會議，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國内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但從這些活動中，我們深深體會到，我們需要一塊陣地，至少有幾位一流的學者要以此為家，這樣學術交流才能上一個檔次。短期通路、交流、開會難成系統。
福特方面問，我們自己是否回國，長期還是短期？我們都表示我們準備回來，而且是長期的。
會談到最後，Harris先生和McGurk先生都表示，福特對我們建立CCER的想法非常感興趣，也願意給予盡力支援，幫助海外學人回國服務一直是福特所希望的。但由于福特财力有限，每年在中國的預算隻有6至9百萬美元，希望我們同時與世界銀行、UNDP等大戶接觸，也争取得到他們的幫助。他們還告訴我們，福特的财政預算年度九月底止，希望能在九月收到我們正式的英文proposal，這樣十月底能給我們一個回答。
在與福特交流後的當天下午，我就飛往深圳，後來又去了上海，尋找可能的國内資助者。我列出的國内潛在資助者包括：孟天（海南彙通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馮侖（海南萬通企業有限公司），王剛（海南中國興南集團），楊博和張少傑（珠海恒通置業股份有限公司），李峻（深圳天極光電技術公司），田源（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尹藍天（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張學軍（海南國際招商有限公司），劉安（海口賽達物業有限公司），孫方明（亞龍灣實業總公司），鄭洪慶（物華置業股份有限公司），何道峰（北海中彙房地産置業有限公司），王石（深圳萬科有限公司）等。這個名單是我和馮侖商量後拟定的，他們或者是我的前同僚，或者是學術界的老朋友，大部分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下海辦公司的，當時已是财大氣粗。在我與他們見面或電話聯系後，大部分人都給了積極的回應，表示願意支援我們辦一個世界級的經濟研究中心。其中孟天的回複最讓我興奮。他問我總共需要多少錢，我說4千萬吧！他說他一人就可以拿出這個數額。孟天原名齊永貴，劉鴻儒在五道口的大弟子，曾任體改所宏觀研究室主任（宋國青的前任），是我的老上司！當然，最後由于種種原因，我沒有繼續跟進，這事就不了了之。這件事也使我認識到，有些意願盡管最後沒有實作，但它們的存在對最終目标的實作還是有價值的。如果不是這些企業界的朋友們的許諾，我們不可能有信心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8月下旬，易綱和我先後離開北京，分别回到美國和英國。毅夫于9月上旬從澳洲國立大學回到北京後，9月9日拜會了福特基金會的Stephen McGurk，送出了英文版的proposal。我回牛津後，與Stephen McGurk有頻繁的書信往來，向福特及時報告中心籌備工作的進展，解釋他們的疑慮。經過幾個月的反複磋商，福特基金會最終敲定了資助中心的預算，包括對中心辦公室裝置的資助和回國人員的生活及研究經費補貼兩大部分。
林毅夫給易綱和張維迎的信（1993.10.5）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籌備工作會議于1993年12月23-25日在北大電教樓舉行。在此之前的三四個月有關籌備工作會議的準備工作，毅夫、易綱和我之間主要是通過書信、傳真和電子郵件溝通的，也通過幾次國際長途電話。參加這次籌備工作會議的正式代表共35人，來自四個方面，包括（人名以漢語拼音為序）：（一）北京大學：曹鳳歧（管理學院副院長），董文俊（管理學院副院長），梁柱（副校長），邱沛玲（人口所教授），石世奇（經濟學院前院長），吳樹青（校長），晏智傑（經濟學院院長），楊明柱（外事處處長），曾毅（人口所所長）；（二）國内科研機關代表：蔡昉（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長），陳錫文（國務院發展中心農村部部長），曹遠征（國家體改委體改所所長），杜鷹（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鄧正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樊綱（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李周（社科院農村所副研究員），林少宮（華中理工大學教授），林毅夫（國務院發展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茅于轼（天則研究所所長），皮聲浩（中信研究所副所長）；（三）住京國際機構代表：華而成（世界銀行進階經濟學家），孟澤斯（福特基金會項目官員）；（四）海外學者代表：葛稚力（加拿大卡爾頓大學博士候選人），盧邁（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員），海聞（美國福路易斯學院助教授），秦朵（英國瑪麗女王學院講師），錢穎一（美國斯坦福大學助教授），宋國青（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田國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助教授），肖耿（香港大學講師），易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副教授），餘明德（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張帆（美國偉恩大學博士），張維迎（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周其仁（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選人）。
根據會議紀要，在這次會議上，中心籌備發起人林毅夫、張維迎和易綱首先介紹了中心的發起過程和初步設想，他們認為，籌備的中心應具備四個主要功能：（1）中國研究現代經濟學的中心；（2）溝通中外經濟學家的橋梁；（3）現代經濟學的教育訓練中心；（4）研究中國經濟的中心。目标是把中心辦成中國第一、世界一流的科研和教學機構。林毅夫特别強調，開這個籌備會的主要目的是讨論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制度，建立一個可以吸引最好人才的制度。與會代表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宗旨、制度設計、研究和教學方向以及中心籌備的有關事宜進行了熱烈的讨論，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籌備會還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組織章程（草案）》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内部管理規則（草案）》進行了逐條讨論，提出了修改意見，這兩個檔案經修改後通過。
在這次籌備會上，來自海外的學者代表對自己的回國意願做了表達，其中周其仁、宋國青等有幾位明确表示，肯定回來，而且會選擇來中心工作。籌備會建議将中心籌備組成員在原有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三人的基礎上擴大到七人，增加的四人包括北大校級上司一人，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上司一人，另外兩名由籌備組組長林毅夫提名，北大任命。會後，這四名成員被确定為梁柱（副校長）、董文俊（管理學院副院長）、海聞和周其仁。
籌備會議建議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時間定在1994年8月。
籌備會議後，具體的籌備工作主要由毅夫負責，管理學院的董文俊副院長協助。1994年5月27日，籌備組在臨湖軒召開了一天的會議，出席會議的籌備組成員包括梁柱副校長（名譽組長）、林毅夫（組長）、海聞、張維迎和周其仁，易綱因在美國缺席了會議。福特基金會的麥思文和北大基建處處長列席了會議。會議讨論了中心的活動安排及籌備組成員的分工，中心成立大會的日期、活動及負責人分工，中心設立咨詢委員會事宜，中心行政和科輔人員編制、待遇及選聘事宜，專職研究人員住房配置設定及房租标準，專職回國人員的職稱及有關待遇和科研教學安排，中心辦公樓的建築規劃等。
在這次籌備組會議上，我被分工負責中心的教學事務。會後，我與經濟學院負責教學的李慶雲副院長和管理學院負責教學的王其文副院長多次溝通，于1994年6月28日完成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4-95學年第一學期為兩個學院博士生和研究所學生的開課計劃，并于6月29日傳真給李慶雲副院長和王其文副院長。
開 張
1994年8月14日，我從英國回到北京，算是徹底回來了。易綱在我之前已回到北京，毅夫也在北京，餘明德也回來了。8月15日下午，我們四人去見福特基金會的Stephen McGurk，毅夫向他報告了中心籌備事宜，我們每人也談了個人的研究計劃。交談中毅夫告訴我們他已找到了中心辦公室主任和會計，辦公室主任是張佳利，會計是邢惠清，他們馬上就上班，這樣中心就可以開業了。毅夫還告訴我們，周三（17号）吳樹青校長要見我們。
17号上午我們去校長辦公室拜見吳樹青校長，董文俊老師也在場。毅夫向吳校長彙報了一些中心的工作，說一些具體事務（包括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人選提名），他已送出書面報告，吳校長說他們下午校長辦公會上就會讨論。确如吳校長所說，當日下午，北京大學第347次校長辦公室會議決定，撤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備委員會，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命林毅夫為中心主任，易綱、海聞為中心副主任（見北京大學校發（1994）146号檔案）。因為毅夫下個學期将在Duke大學講學，他交代他走後中心的工作由易綱負責，董文俊協助。事實上，中心成立後的最初幾年，毅夫每年有半年在香港科技大學工作，易綱相當于中心的執行主任，居功至偉！
北京大學關于成立CCER的檔案
8月18号，林毅夫飛往美國，張帆于8月下旬回到北京。這樣，中心在成立後的第一個學期有四個全職教員入職（易綱、張維迎、張帆、餘明德），加上兩位行政人員（張佳利和邢惠清），共6人。學校在老地學樓一層給了三間辦公室，一間是行政辦公室，另外兩間是教員辦公室，其中一間是主任和副主任辦公室，我、張帆和明德三人合用另外一間，一年後，宋國青也進入我們的辦公室。1993年在籌備期間，我們曾向學校上司提出一個請求，就是能給我們辦公室開通電子郵箱，這個要求被滿足了。當然，沒過多久，北大的所有教員都可以使用電子郵箱了，我們的“特權”變成了普遍的權利。
在開學之前，易綱曾帶着我們去天壇家具店看家具，也去過“先進”電腦公司選電腦，嫌貴，又轉到其他門店買了便宜的。那個時候，我們經常一起去小飯館吃飯，有事就共同商量，甚至像家裡安裝電話、熱水器這樣的私事也互相關照，每個人都有一種創業的感覺，很開心。我們還走出去，通過出席會議、參加論壇、登門拜訪、聚餐等多種方式，與學界、政界和商界的朋友們交流，開口閉口都是CCER,聽取他們的建議，争取他們的支援和參與。當時周其仁在北京寫博士論文，許小年利用學術休假在劉紀鵬的“北京标準股份有限公司”做兼職副總，我和易綱與他們二位聚餐不止一次，他們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也提出了一些有很有價值的建議。有次在友誼商場邂逅汪丁丁，我們勸說他加入CCER！三年後，他真的來了。
吳樹青校長說話算數，按照之前的承諾，學校當年撥給中心五套住房，易綱和我在分在燕北園（三房間），張帆和餘明德分在蔚秀園（二房間）。但拿到房子還有個小故事。29日我到校房産處領鑰匙時，管事的人說如果配偶不在北大工作，對方機關得交1萬元的集資費。這與原來的合同不符，而且我夫人當時還都沒有工作機關呢。經梁柱副校長幹預，我們被按照“雙職工”對待，這1萬元就給免了。但因為北大當時為回國人員一般最多提供二房間的住房，按照合同，我還為多出的一房間繳納了18,000元的集資建房費。
新學期開學後，中心的教員就登上了北大講台。第一學期我們給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的經濟學研究所學生開設四門課，包括：進階微觀經濟學（張維迎），中級宏觀經濟學（張帆），中級計量經濟學（易綱），發展經濟學（餘明德）。第二學期開設的課程包括：中國經濟專題（林毅夫），進階宏觀經濟學（餘永定），貨币銀行學與金融市場（易綱），産業組織理論（張維迎），國際貿易（海聞），區域經濟學（張帆），人口經濟學（餘明德）。其中進階微觀經濟學和進階宏觀經濟學是給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開設的，我們希望經濟學院給我們配置最好的年輕講師當助教，李慶雲副院長說那就選周黎安吧！這樣周黎安就成了我和餘永定兩門課的助教。這是北大經濟學博士研究所學生第一次有班級的必修課，由此改變了北大經濟學博士生的培養方式，大大提升了博士生的品質，之前都是博士生導師在家裡給自己指導的學生上課，品質難以保證。
CCER開設的課程當時是一大亮點，像吹來的一股清風，吸引了一些校内和校外的旁聽生，甚至一些外地院校的研究所學生長年在CCER修課。我們開創的模式起到了示範作用，改變了中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學生的培養方式。樊綱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兼任研究所學生院經濟系主任，他決定仿效北大，借助CCER的力量，1995年春季開始就邀請我們幾位去給他們的博士生班授課，而且是作為必修課。有沒有CCER，中國經濟學的教育會很不一樣！
這裡有必要說說餘永定教授。他從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國，當時教授進階宏觀經濟學非他莫屬。他的課程原計劃安排在第一學期，但後來考慮到當時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研究所學生在職者居多，同時修進階微觀經濟學和進階宏觀經濟學壓力太大，就推遲到第二學期。他的授課非常受歡迎，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初創階段的良好聲譽做出了重要貢獻。餘永定沒有來CCER工作，實在令人遺憾。
我講授的《進階微觀經濟學》既包括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也包括現代博弈論和資訊經濟學。應該說，這是現代博弈論和資訊經濟學第一次進入中國大學經濟學課堂。巧的是，在我即将開始講授博弈論部分的時候，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John Nash、John Harsanyi和Reinhard Selten，表彰他們三人對博弈論的開創性貢獻，讓博弈論一下子火了起來，我還專門做了一次關于博弈論的公開講座：“從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主流經濟學的新發展”。我在課程講稿的基礎上寫成《博弈論與資訊經濟學》一書，那次公開講座的内容經修改後變成這本書的第0章“導論”。我的《博弈論與資訊經濟學》于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成為經濟學教材市場上的暢銷書，至今仍在銷售。
張維迎講授博弈論（1994年秋季）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開展教學活動的同時，也開始舉辦高品質的學術交流活動。在初創期，這些學術交流活動主要由我負責。中心成立不久，我們就開始組織了“經濟理論與政策研讨系列講座”，邀請國内著名的經濟學家做演講嘉賓,吸引了校内外衆多的學生和學者聽講。每次講座的内容都會編輯成《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報》，簡報的編輯工作主要由張帆負責，每期印刷五六百份，影響力很大。CCER的第一個英文講座演講人是芝加哥大學的Robert Mundell教授，當時他還沒有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呢！聽說他正在北京通路，張帆和餘明德就去他下榻的友誼飯店邀請他，他對新成立的CCER很感興趣，就答應了。在Mundell之後，我們又邀請到明尼蘇達大學的Hirofumi Uzawa教授，和UCLA的Arnold Carl Harberger教授，他們都是經濟學界的大牛人！Uzawa教授的啤酒量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都是中心成立後第一年發生的事情。這一年，我們還創辦了Working Paper（工作論文）中英文序列，刊印還未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
在中心創辦後的第一年裡，影響力最大的一次研讨會可能是我和林毅夫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争論，這是“經濟理論與政策研讨系列之五”，發生在1995年6月6日下午。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在哪裡？林毅夫強調國有企業的主要問題是不公平競争條件下形成的軟預算限制，企業改革的核心是創造公平的競争環境。我從現代企業理論出發，強調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安排（即所有權）的重要，認為改革的出路在于将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本次讨論會上，毅夫和我首先分别闡述各自的觀點（每人40分鐘），然後與會者展開讨論，最後每人再做10分鐘的總結發言。這次辯論的内容由經濟學院碩士生吳有昌和黃少卿整理成文字稿，刊登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報》第4期（1995年7月8日）。當時高小勇主編的赫赫有名的《經濟學消息報》将這次争論稱為“北大‘交火’事件”，說明CCER一開始就是一個相容并包的機構！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1994年8月成立的，但成立儀式是1995年3月10日舉行的。推遲舉行成立儀式有兩個原因：一是毅夫1994年秋季不在國内，二是當時準備工作來不及。中心成立儀式上高朋滿座，最大的亮點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主題演講，他的演講讓“路徑依賴”這個術語在中國流行起來！
宋國青、張維迎和餘明德（從右至左）在CCER成立大會上
在中心工作三年後，1997年9月，我從CCER調到光華管理學院。在光華工作17年後，2014年5月，應姚洋院長邀請，我又重返國發院。從CCER到國發院，名字變了，但精神沒有變，使命沒有變，文化也沒有變！
今年是CCER成立三十周年，我從個人角度寫寫它的誕生過程，不僅是為了紀念過去，也是希望國發院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