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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帝實行了一系列旨在革除弊政的措施，卻難以取得成效，這固然與積弊過重過深有最重要的關系，而靈帝擴大财政收入的一些經濟措施，從根本上與政治改革的舉措相抵牾，則是政治舉措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1、東漢賣官的緣起
廷尉崔烈，出身北方的名門望族，曆任郡守及朝廷卿職。中平(184一189年)初年，他通過靈帝的保姆與中常侍程夫人，即程璜交足了500萬錢，買得了司徒這一官職。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的一天，廷尉崔烈晉升為司徒，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
望着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崔烈的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滿腔惋惜地對随從親信說：“真後悔太爽快了點，本來可以讓崔烈出一千萬！”
旁邊的中常侍插嘴說：
“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豈肯輕易買官？陛下您不知道我從中做了多少工作！”
賣官已賣到朝廷的最高官職——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貪婪地像買賣貨物那樣讨論着三公的價格，這在國史上是僅有的現象！
這一空前絕後的現象的出現，如果隻歸結于末世皇帝的昏庸、腐朽，未免失之簡單。
東漢中後期以來，不僅百姓日益困竭，而且國庫已逐漸一貧如洗，桓帝時已出現“三空之厄”。
朝廷财政雖然如此窘迫，但是國防軍事開支、維持官僚機構運轉的支出、王朝組織社會生産的支出以及宮廷皇室的龐大開支，又都必不可少。
在這樣的形勢下，要麼王朝必須廣開财源，要麼王朝的統治就在經濟危機中走向癱瘓。
社會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小農極度貧竭的現狀，決定朝廷開源與征斂的對象隻能以富人為主。
西漢時，在小農破産流亡、國家府庫空竭的情況下，漢武帝利用中央王朝的強力，實施了以鹽鐵官賣為中心的一系列壟斷工商業超額利潤，以及拼命搜刮工商業主的财經措施，進而在一定時期内大大緩解了中央王朝的财經危機。
東漢時期，中央王朝對包括富商豪賈在内的豪強士族的控制優勢已不複存在，是以東漢中後期以來，盡管中央王朝在财政危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卻再也無法依恃中央政權的力量強硬地向富人要錢。
于是自安帝起，中央王朝便不得不通過假借王侯的租稅、削減與借用官俸、贖刑、賣官鬻爵等措施來擴充财源。
這一系列擴充财源的手段，基本上展現了以較溫和的方式向富人要錢的精神。
從總體上看，靈帝時期的賣官鬻爵，是安帝以來中央王朝無奈的财經政策的繼續，但是與安、桓時期相比，靈帝時期的沽售官爵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靈帝時期的賣官鬻爵呈現出擴大化、持續化的明顯特點。
從範圍上講，安、桓時期所賣的官爵主要有：關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騎、營士等，中央王朝并沒有出賣公卿及地方郡守縣令等負責處理政務的官職；而靈帝時期，卻将賣官的範圍擴大至朝廷重臣—一公卿，并逐漸擴大到地方守令。
從時間上看，安、桓時期的賣官鬻爵，皆是臨時應急措施；而靈帝的賣官鬻爵從光和元年(178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平六年(189年)，前後長達十餘年。
安、桓時期沽售官爵的錢皆歸國庫，以佐國之急用，靈帝時期沽售官爵的錢卻流向了靈帝自己的府庫。
光和元年(178年)，靈帝在西邸公開賣關内侯、虎贲、羽林等官爵，中平四年(187年)，再公開沽售關内侯。按慣例，公開賣官爵的錢，當入國庫。光和元年(178年)，在公開賣官爵的同時，靈帝又令左右私下出賣公卿等官職，按官職大小而定不同的價。從光和元年(178年)開始的私下賣公卿，一直持續到中平六年(189年)。
2、何以公開售賣公卿？
在持續的買賣中，官吏的升遷必須按價納錢也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于是公卿等官職的買賣也等于制度化了。靈帝與左右公然讨論崔烈升遷司徒的價錢那一幕，隻是靈帝賣官制的一段插曲而已。沽售公卿等官職的錢，從始至終都流入了靈帝的“西園”府庫，成為靈帝的私房錢。
靈帝時期的賣官鬻爵，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系列重要變化？
與安、桓時期相比，靈帝時期國庫空虛，百姓困竭的程度更日益深化了，這應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靈帝在位的二十餘年裡，天災頻頻發生，但是中央王朝基本上沒有采取救災赈荒的措施。作為國家基本職能之一的“荒政”，終于在靈帝朝，因國庫空虛而廢棄。
中央王朝“荒政”的實施水準，與王朝的财經實力息息相關。伴随國庫空虛日益嚴重，從安帝朝開始，“荒政”實施水準的下降就呈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
是以，從靈帝朝已無力實施“荒政”的角度，我們可窺視到靈帝時期國庫空虛的程度。
熹平年間(172-一177年)天災人禍交織，無疑使捉襟見肘的中央王朝經濟雪上添霜。這期間，不時遭受嚴重的蝗螟災害，頻頻發生地震。熹平六年(177年)，又發生特大旱災。
廣大災區禾稼枯槁，野無青草。不僅天災肆虐，而且鮮卑又連年寇邊。東漢王朝為抵禦鮮卑，因國庫匮竭而橫征暴斂郡國，加重了百姓的賦役。北部邊郡百姓不堪重負，隻得四處逃亡，北部邊地是以萬裡蕭條。
靈帝朝的經濟危機雖然嚴重至極，但過去假借王侯租賦的開源措施卻已無法實行。
安、順、桓時期，朝廷常常以假借王侯租賦作為緩解财經困難的重要措施。
靈帝時期，假借王侯租賦的辦法已于事無補，因為王朝缺乏實際償還能力。迫不得已的靈帝曾一度将“假借租賦”變為“削減賦稅”。可是，削減王侯租賦，又引發了新的問題，王侯們的實際經濟地位已下降到“窮愁思亂”的地步。
光和元年(178年)，朝廷有識之士向靈帝指出了這一嚴峻的現實。宗室“思亂”，是靈帝最為恐懼的。這種情形下，靈帝還能不放棄以“削減租賦”搜求王侯錢财的招數？
假借王侯租賦，朝廷無力償還；無償削減，又會導緻王侯反叛。
在這樣的情況下，靈帝朝富人要錢的開源政策就被局限到很窄的範圍，而賣官鬻爵則幾乎成為惟一可行的選擇。
3、漢靈帝的欲望
導緻賣官鬻爵擴大化與持續化的，不僅僅是上述客觀原因，靈帝不斷膨脹的嗜欲與私藏欲是更重要的因素。
靈帝已經擁有西苑、顯陽苑、平陽苑、上林苑、鴻德苑，但他還嫌不夠。
光和二年(179年)，他又派人将城南的大片良田圈占起來，欲再建苑囿。
司徒楊賜為此上書勸谏靈帝說：現在已經有了五處苑囿，比漢室的那一朝都多，大大超過禮制的規定，不宜再勞民傷财而大興土木了。
楊賜的上書，使靈帝倍感棘手。楊賜不僅是靈帝的老師，而且是朝廷中頗負人望的重臣，他上書所言顯然代表了多數朝臣的意見，況且苑囿是夠多了，自己确實也找不出再建苑囿的絲毫理由。
迫不得已，靈帝隻得作放棄建立苑囿的打算。雖然打算放棄，但是靈帝心裡卻很不平衡。
他覺得他的叔父順帝可以建立西苑，而叔父桓帝在延熹(158-166年)初年就先後建了顯陽、鴻德兩苑，自己為什麼不可以再建呢？
靈帝的親信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從靈帝的悶悶不樂中讀懂了他的心病，于是引經據典地為靈帝引出了一番可以再建苑囿的歪道理，靈帝僅存的一點顧慮也就随之煙消雲散。
于是，他馬上大興土木，終于在光和三年(180年)建起了罼圭、靈昆苑。
楊賜等朝臣肯定會為靈帝這種太過分的窮奢極欲，深感失望與憤懑。他們可能怎麼也想不到，在追求奢侈與享樂的問題上，靈帝早已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靈帝的後官有宮女好幾千人，其衣食之費每日耗金數百。
也許在國富民強時，後宮養幾千人算不得什麼大問題，可是在國貧民困已至極限的靈帝時期，幾千宮女已成為國庫不堪的重負。
光和(178一183年)初年，宦官呂強上書指出：
天下百姓已陷入寒不敢衣、饑不敢食的境地，可是朝廷一點不體恤小民，為養幾千無用的宮女，反而要頻繁賦斂百姓。百姓為此積怨已經很深。
呂強的上書，對靈帝的觸動還是不小的。
至少，靈帝從理論上懂得，要保住自己的統治，就絕對不可以對小民竭澤而漁。
是以，他對呂強指出的貧困至極的百姓的積怨也不敢掉以輕心。但是，在享受方面，靈帝無論如何也不願委屈自己。
東漢中後期的奢侈之風雖然隻是在上層社會日益熾盛，但奢風日盛引起的反響卻是全社會性的，“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已成為東漢後期一種畸形的社會消費文化心理。
在河間的那段歲月裡，在熾烈的奢風映襯下。靈帝那已不富裕的侯家，囊中羞澀感應是很強烈的。好長一段時間，靈帝及家人都生活在“貧者恥不逮及”的消費陰影中。曾經“恥不逮及”的靈帝，一旦有了“逮及”的機會，當然就會牢牢地抓住不放，甚至還要以超乎尋常的窮奢極欲來彌補自己過去在享受及消費方面的欠缺。
困竭的小民已不堪更多的壓榨，自己的奢侈又絲毫不能抑制，滿足嗜欲的費用一個子兒也不能少，那麼解決這一沖突的最好方式還是設法向富人要錢，隻不過要錢的方式隻能是兩廂情願的，是以比較之下惟有賣官鬻爵是最好的選擇。
由于靈帝窮奢極欲需要大量錢财，是以沽售官爵的錢絕大部分流入了靈帝的私庫，但是這不符合制度。西漢時期，中央王朝有大司農、少府兩套财政機構，大司農屬朝廷，少府屬帝室，兩者各有各的經濟财源與支出制度。
東漢初，光武帝進行财經改革，将少府的全部收入轉給大司農統一掌管，從此少府的财經職能就主要是掌管帝室開支了，帝室所需費用則由國庫調撥。
到靈帝時，帝室不再有單獨的财政收入已是由來已久的事了。
是以，朝臣們對靈帝将賣官錢作為私藏的舉動很不了解。議郎蔡邕引《易》“得臣無家”規勸說：“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其他朝臣也紛紛上書勸谏，天下之财“歸之陛下，豈有公私”，“天子之體，理無私積”。
可是在“私藏”這一問題上，靈帝的态度竟堅如磐石，不為任何反對與規勸所動。這也難怪，靈帝窮奢極欲需大量錢财，倘若賣官錢歸入一貧如洗的國庫，再從裡面調撥大量的錢财出來，那一定會很困難。
更何況，靈帝私庫的錢财，除了供自己揮霍之外，還需要儲存起來。
靈帝尤其醉心于儲存錢财。他不僅要私藏大量的錢，而且還将郡國貢獻的本應由大司農統一掌握配置設定的土特産、珍奇珠寶、絲綢缯帛蓄積于自己把持的中尚方和中禦府。
靈帝私人蓄積大量錢财的嗜好，在中國曆史上恐怕也沒有哪位皇帝比得上。富有四海的皇帝居然有如此濃厚的“私藏癖”，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4、董太後的摟錢嗜好
也許從靈帝生母那裡能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靈帝剛入皇宮時，由于窦太後的緣故，生母董氏被留在河間。
建甯元年(168年)的宮廷政變中，窦武被殺，窦太後被軟禁。翌年，靈帝才将董氏迎進京都，住進了永樂宮，稱永樂太後。
不久，董氏的名聲便卷入了京都曾一度流傳的童謠中：
“…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
童謠譏諷董太後（此人就是電視劇《三國演義》最開始的董太後），說她最精于聚斂錢财，又極其吝啬，以至于黃金滿屋，還苦于不足，使人春黃米當飲食。作為皇親國戚，像董氏這般貪婪倒也不足為奇，但是像她這樣吝啬的就不多見了。
建甯元年(168年)，白蓋車隊馳入河間那一刹那間，董氏便被突然而至的巨變弄得頭暈目眩起來。
也正是從那一刻起，唯恐“得而複失”的陰影，也悄然在董氏的心理深層滋生。以後，随着宮廷歲月的增添，觸目驚心的種種宮廷傾軋和險惡，不僅使那層陰影積澱得更為深厚，而且也使之日益明朗起來。
河間貧困的往事在皇室榮華富貴的映襯下，竟顯得那麼不堪回首，對過去貧窮時光難以名狀的恐懼也随之不時在心裡湧動，董氏也就更害怕皇室的榮華富貴，就像倏然而至那樣倏然失去。
受極端“怕窮”、“怕得而複失”的心緒困擾的董氏，惟有瘋狂地聚斂錢财，并将聚斂所得儲藏起來，心裡才能平衡與踏實。
作為靈帝的母親，董氏對靈帝的影響是巨大的。靈帝離開河間時，已經13歲了。
對于母親的影響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年齡階段。河間的歲月足以在十餘歲的孩子心靈深處留下或深或淺的痕迹。
對過去歲月的共同體驗，也就像一座無形的橋梁，能将董氏與靈帝的心靈溝通；進宮以後的靈帝，雖然貴為天子，但他畢竟還是十餘歲的孩童，自覺性、獨立性和分辨能力都比較差，是以可塑性也就較大。
這樣一來，董氏就憑着生母的特殊地位，對靈帝産生着任何人都難以比拟的影響。河間亭侯之子轉瞬間位至九重之尊的現實，本來已經不可避免地使靈帝滋生了怕皇位和擁有的榮華富貴突然失去的心态，而在董氏蓄意以及下意識的影響下，靈帝固有的擔心也就被大大地強化了。靈帝常常歎息自己過去窮，并抱怨桓帝不會過日子，沒有給他留下豐富的财産。
從靈帝時常發生的“歎息”與“抱怨”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靈帝與他母親一樣怕窮、怕得而複失了。隻是在平衡與調節“害怕”心态的方式上，母子二人不太一樣，靈帝既要儲藏大量的錢财以備來日不虞，同時又要抓住眼前的奢侈與享樂。
靈帝和他母親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礎，是以在聚斂與私藏錢财方面，對董氏是言聽計從。董氏不僅讓靈帝派遣大批宦官去各地搜求無數金銀财寶，并徑直運回靈帝的私庫，而且還出主意通過賣官鬻爵來搜刮錢财。
5、賣官的後果
靈帝将賣官鬻爵擴大化、持續化，的确聚斂了大量錢财，可是聚斂的大量錢财除了滿足他的私欲之外，對緩解朝廷的經濟危機幾乎沒起什麼作用。
不僅如此，靈帝的賣官鬻爵更直接加劇了吏治的腐敗。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打算任用泰山平陽人羊續為太尉。
當時，出任三公，都必須向靈帝設在西園的“私庫”送千萬“禮錢”，而且還要将一筆豐厚的“小費”給前往西園的“導行”宦官，可是羊續卻拿不出這筆“禮錢”。
中平年間(184一189年)，羊續曾出任廬江、南陽兩郡太守。
羊續不僅擅長理改，而且還廉潔奉公。他曾以軍事剿滅反叛軍及安撫地方百姓兩手穩定了轄地統治，但從來不收屬下和百姓的禮物。
剛到南陽時，一個府丞見他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飯，就送來一些鮮魚要他改善生活。他卻将鮮魚懸挂起來。隔了些日子，那府丞又送來魚肉，羊續卻指着懸挂的魚說：“以前送的還沒吃呢！”
就這樣委婉地杜絕了别人的送禮之意。這件事情一傳開，也就再沒有人往羊續那裡送什麼了。
當導行的宦官欲領羊續往西園送禮錢時，羊續撩起身穿的舊袍對導行者說：“我的财資，就這身袍子而已。”導行的宦官馬上将送不起“禮錢”的事告訴了靈帝。靈帝是以很不高興，于是找借口改變了任命羊續為太尉的初衷。
在靈帝時期，像羊續這樣的官吏已為數太少，而正是這少數人，以他們對中央王朝的忠誠和自己的實際才幹，艱難異常地扶持着行将傾覆的王朝統治。可是僅僅因為他們送不起晉升所需的千萬“禮錢”，就被拒之于統治機構的重要部門之外。
與此相應的，是那些平庸官、腐敗吏憑借往西園送“禮錢”而獲晉升，乃至擠進三公九卿之列。
那些用錢買官的人，一般都不會做虧本生意，到任後必然要以種種方式變本加厲地搜利、盤剝百姓，榨取比千萬“禮錢”更多的财富。
對于靈帝的統治來說，賣官鬻爵無異于飲鸠止渴，靈帝朝的統治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更趨腐朽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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