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已過不惑之年的徐渭，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寫下《自為墓志銘》，對自己前半生所治學問及家世，進行了簡要歸結。
之後，他便想盡辦法進行自戕：以斧劈頭，以釘刺耳，以椎擊腎囊，幾次三番居然不死，卻成為此後一連串悲劇性事件的先兆。
世人都以為他瘋了，但他“狂病”的發作不是無來由的。
彼時，思想陳腐、戒律森嚴的明朝，早已日薄西山。如徐渭一樣奇傲縱誕、不拘禮法的士人已被社會徹底邊緣化。徐渭晚年編纂個人自傳《畸譜》，呈現的幾乎是他生命一落千丈的軌迹。
正德十六年（1521 年），徐渭出生于浙江山陰一個趨向敗落的家族。父親早逝、生母被逐，徐渭從小寄人籬下，跟着哥嫂長大。他天資聰穎，6 歲時入家塾讀書，9 歲時已令塾師訝異其禀賦，20 歲時考中了秀才。
一切看似順風順水，然而命運似乎并未垂青于他。他抱着胸中奇志、過人才略，再三向科考發出沖擊，但 8 次鄉試始終未中。為了謀生，他離鄉背井來到江蘇太倉，依然不得要領，隻能徒勞而返。
終于，機會來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浙閩總督胡宗憲欲進獻白鹿，徐渭作為其幕僚為之代筆作上表，竟受到明世宗激賞，一時名噪朝野。
更難能可貴的是，與那些隻會舞文弄墨的文人不同，徐渭還深谙兵法，胸懷縱橫千軍萬馬的謀略。在沿海倭患肆虐的 10 年間，他屢獻奇計，多次幫助胡宗憲戰勝倭寇、擒獲倭首，立下汗馬功勞。
然而，造化弄人，紹興師爺的刀筆禀賦，并沒有給徐渭帶來更多的好運。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堪胡宗憲被構陷入獄，徐渭也受到牽累。既負雄才，又不肯低勢就人，作他人幕僚之事遂也擱淺。
未久，胡宗憲瘐死獄中的消息傳來。眼看世俗道路的成功、經世緻用的理想皆成泡影，徐渭的精神從此急轉直下。陷入迷亂的他不僅接連自殺未遂，還“甩缶”擊殺繼妻張氏，由此獲獄 7 年。
可人生就是如此吊詭。未曾想，牢獄生活雖使徐渭前半生的功名盡毀，但也由此開啟了他後半生的藝術生涯——他在獄中注解道家典籍、整理詩文，并常以鑽研書畫度日。
萬曆元年（1573 年），明神宗繼位，大赦天下。在獄中度過 6 年、已年至 53 歲的徐渭，終得以重見天日，走向他命定的彼岸。
出獄後的徐渭開始瘋狂畫青藤。如寶玉之于青埂峰下的頑石，黛玉之于三生石畔的绛珠草，徐渭與青藤，早已互為表裡。這一落葉纏繞藤本植物，幾乎成為他一生的鏡像。
徐渭晚年所作《題青藤道士七十小像》，記述了自己與青藤的生命互文：“吾年十歲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寫圖壽藤壽吾壽，他年吾古不朽藤。”
一方面，在徐渭眼中，青藤矯然若龍的強悍生命力，是其對抗江河日下之世界的精神圖譜；另一方面，“藤”所具有的老枯内涵，還擔負着他“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的生命體會。
是以，青藤成為徐渭的根、徐渭的魂。徐渭栽植了青藤，青藤又滋養了他的生命。在黨争紛亂的晚明，天性無以釋放，扭曲盤結的青藤恰好映照了徐渭糾結、憂懼、向往自由卻又無從解脫的掙紮宿命。
萬曆三年（1575 年），徐渭應張元忭之請編寫《會稽縣志》，曆時四月即成。後來，他輾轉多地給朋友做幕僚，終因年事已高、病情複發，幾經輾轉後傳回紹興山陰。
彼時，徐渭面對諸般異象，已經坦然自若。這個被社會與生活雙雙遺棄的奇才，已經不再憤懑；年輕時的意氣風發、奇謀壯志，也都随着他對世态的領悟漸漸消散。
他依然嗜酒，常作酣暢淋漓的寫意水墨。遇權貴宴請、重金求畫，他必閉門謝客、避而不見。但興緻上來，左鄰右舍、親友門生以一把菜、一壺酒就能換得他揮毫潑墨。他曾自嘲“數點梅花換米翁”。想必，他已卸去負累，尋覓到自己最為舒展的生命姿态。
《墨葡萄圖》是徐渭的代表作。據研究，畫此畫時的徐渭已至知天命年紀。就在某一天，他心中大恸，拿起毛筆将這一曠世傑作一氣呵成，并在畫上題字：“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抛閑擲野藤中。”
畫中枝葉不見繁茂，葡萄也似分崩離析，筆墨随意疾點，頗有泥沙俱下、玉石俱焚之感。
構圖也非常出格，既不講究平衡，也不講究穩妥。葡萄的枝幹被硬生生插進畫面，似沒有來曆，也沒有去向。題字亦清奇野蠻，字與字之間、文與圖之間全然沒有顧忌和照應。
這幅奇作，隐含了徐渭生命的放達與自由。他在筆墨中釋放自我，将技法從求真的牢籠中解放，萬物之形不再受控于形體，而是服從于情感的宣洩與流動。
徐渭駕馭着一股内向贲張的豪氣，躲避着紙上多餘的編排、刻意的營造，一路驅墨縱橫馳騁。他也不屑于建立宏大的背景——他的背景就是寂寥的空曠。
他隻是順手拗了一串葡萄、一把藤草、幾片蕉葉扔進這空曠裡，任它們開枝散葉、野蠻生長——他以一種狂飙突進的破壞者的姿态，攜水墨闖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中，萬物之間的壁壘消失，自然造化、山林清光、天籁幽微，無不化入筆下。由此，筆墨不再是諸象的工具，而在壓抑的社會規則中，實作了自覺突圍。他有意無意，将墨掀起，建構了一個放逐萬物、又容納萬物的廣義山水。
當然，徐渭的天才不僅僅展現在繪畫這一個方面。
與解缙、楊慎并稱“明代三才子”的他曾自诩：“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且不論他的個人排序是否恰切，其善操琴，通音律，谙經道，詩文、戲劇、書畫皆有獨特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徐渭的草書滿紙雲煙、波詭雲谲，完成了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颠覆；所著《南詞叙錄》，為中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其文别開生面、頗有見地。
而被湯顯祖評為“詞壇飛将”的雜劇《四聲猿》，更是被稱為“明曲第一”，對明代晚期和清代的戲曲創作影響深遠。
然而，作為一個病态的天才，徐渭一方面有咫尺千裡的奇崛想象，另一方面為人又“猜而妒”。
他胸中有極高邁曠遠的清逸之氣，卻又有乖張偏執、氣量狹窄之弊。是以這個沖突之人，在人生的浮沉中，終于由着其出位的生命強度，逐漸走向迷失。
徐渭晚景十分凄涼，他在故鄉深居簡出、與世隔絕，身體每況愈下。他一生未治産業，錢财随手散盡。大約是連作畫也不能了，于是開始變賣家産維持生計。
不久，家中所蓄書籍數千卷，也都被他斥賣殆盡，居處隻餘破席爛帳，最後隻能“忍饑月下肚徘徊”。
或許是感到自己大限将近，徐渭在死前自撰《畸譜》，訴說困苦一生。一個“畸”字，足見他對自己一生所持的評判。
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73 歲的徐渭完成了一生的懸崖孤舞，在凄風苦雨中離開了人間。死時，周身僅餘一床破絮、幾箧殘稿。那條青藤門下忠實的家犬，孤零零地見證了其主人生命潦倒寒涼的最後時光。
值得玩味的是，徐渭的葬身之地，與王羲之雅集的蘭亭，距離不過數裡。
想必那早已化入青山流泉、野蔌幽徑的書聖與鬼才，定常在蘭亭那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間際會酬唱、把酒言歡。不然，中國藝術最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精神氣象，還能去哪裡找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