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靠山的院子後邊，是一片茂密的蘆葦和灌木，往上，大樹峥嵘鳥雀營巢。剛搬進來時可見到多種類的毛羽，個頭很大的野鴨、山雞，騰空而起發出嘭嘭的聲響，绶帶鳥則行止閑逸，徘徊時透出旁若無人的徐緩。有的在白日發聲，有的則于夜間啼唱無歇。鄰居們相繼裝修，并且向山上挺進，建構棧道，開荒種菜。我對鄰裡的看法向來一緻——相安無事最好。向山上拓展當然是我管不了的事，我也就不勸說。盡管我以為山景如此天然讓人神怡，是不應該去添加人工斧鑿之迹的。人與人的想法相差甚遠，也就不必溝通，真要溝通真是自取其辱。自己希望的，在他人看來無足道；而他人的想法、做法，在我看來也荒唐之至。每個人行走在岔道上，互相不會交錯，隻是自己走去。記得《儒林外史》裡的杜少卿說：“好了，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了。”如此最為開懷。寫字、寫文這一類事更是如此，我認為是自己悶聲不響去做，以不和人交流為上乘。總會有人在報端發表一些心得體會，就算是真實不虛，那也是他的體會，于我是無幹的。我可能沒有什麼體會，或者有了體會也與之截然相反。一個人于文字，個人喜歡就夠了，于是常年寫去，寫得好還是不好，雖然不與人交流，自己還是能夠有所感的；但樂趣還是首要，才可能不辍，要一直寫到寫不動了方才放下，一聲歎息。每個寫者都有自己的鼎盛時段，文章一篇篇寫出來，且都能發表。這裡有确實的寫作之才，也有一些權勢同樣處于鼎盛時段的人，所寫平平，發表卻成了必然。說起來，發表的未必佳好，不得發表也未必不好，隻是時候未到。寫就是滿足一個人生存道途中的一點小願望，借助寫聊申寸緒，能發表當然好，不能發表也敝帚自珍，品味自己的小得，或者小失。20世紀有一個十年我不斷地寫，也不斷地迎接退稿，想起來是給對方添了許多麻煩。我還是一篇一篇地寫，我覺得對方應該接受我這樣的表達方式，應該從中選一篇發表，可是沒有。人的想法相差太多——這種認知就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在文士中，白居易和元稹的關系居然會這麼親密，真是讓我驚異。他們的共同點有不少，從俗常的功名觀到優雅的審美。盡管現在元稹的詩名比白居易小了很多，但隻要一提起“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這兩句詩，還是會狂撥很多人的心弦。二人互為鏡像，此唱彼和，彼唱此和，幾十年間，兄弟般怡怡不散，不像更多的文士始善終隙，見笑于後人。精神生活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心照不宣。如此文士從來少，獨行單幹習慣了，就算有推不掉的雅集，也是抱着應酬的心态，對付一下。文士筆下常寫到内在，希望有一雙慧眼透過皮囊看到内在，元白二人肯定是互見内裡了，才可能融合在一起這麼多年，毫無嫌隙。時代的速度越來越快了，我們面對的人物、事物内在幾何，我想是沒有那麼多時日來研究的。有的一晃而過，不想深交、深知，看清楚外在就很可知足了。外在就是一具皮囊、一篇文章，或者一幅書法作品。語言是如何敷衍的，表義是什麼，這些外在的獲得不會太難。如果要追求内在的啟示義、象征義，那就辛苦了。隻有如同元白二人要成為知己，方須走向對方深處。如果雙方都無此意，隻是擦肩而過，那麼瞥一眼背影已經足夠。每個人都在守住自己的這個攤子，像街頭巷尾那些擺攤的人，有的攤子大些，賣的物品更值錢些；有的攤子太小了，隻有一個小籃子，裡邊裝了幾個自家樹上采下的柿子。各自吆喝，讨價還價。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城管來了，各自帶着攤子狂奔。攤子在，也就平安無事。莊子曾談到壽陵餘子去邯鄲學步的事，新步沒學成，故步反而丢了——憑什麼邯鄲人要教新步于你？我一直認為這就是不自守的結果，把自己這一攤弄沒了。這個世界還是有許多規定性的，自己和他人不同的那部分就是規定性，以這種規定性行于世——松自然直，棘自然曲，烏不墨而黑，鶴不浴而白，鳥栖于枝，獸伏于穴，魚潛于淵，龜則曳尾泥塗，何況有脾性的文士。一幅書法的終結，我會落上農曆年月，再标明書于“懷安”。有人看了覺得奇怪，因為政府的規定分明是“淮安”。我就笑笑。我住的這個地方，梁武帝來了，就稱懷安。後來有好事者認為臨水，應用淮安。作為個人而言，既然可以選擇，我還是用懷安好，它是有情調附着在上面的，譬如有深沉、柔和、溫暖、愛撫這些成分。而淮安二字觸目，就是一片汪洋。作為行政的字眼，如果能像古時的年号就好了，短命的後漢，就是在僅有的兩個年号“天福”“乾祐”裡，還是讓人撫摸到人情的。有的字眼就是散發着檔案的氣味，辦公室的硬度，那是用來公事公辦的。就像一幅書法，落款是“淮安”，那真是索然無味毫無情緒。而“懷安”，那就是一個深廣的情感世界。像這樣的字眼，有感覺的人瞥一眼就會從心底升起漣漪，接着是聯翩的想象。情調是很個人的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中間隔着一條天河。天下事大抵分為合作與單幹兩種——合作人多勢衆，弄出不小的聲響，最終的成果也是以巨大的形式出現，譬如一個很大的工程，一部很大的書。我參與合作的事少之又少，參加的一次合作是書法、繪畫、音樂、舞蹈諸門類的項目，寫手上陣後領了任務，各自寫去，最後由主編連綴起來。藝術中人本來情調就各不相類，會寫不會寫且不說，寫出來筆調不知相差幾裡。這樣的書還是出來了，連自己都不願去翻翻。可能每個人都覺得是為完成任務而作，但任務是反情調的，任務在拼湊之後就是一堆雜碎——這很像電影裡的友情出演，偶爾弄一兩次，沒有辦法。待到單幹了，自己樂意為之，單槍匹馬，安安靜靜地寫去，那真是沒有什麼牽挂。恨不得過程漫長一點，體驗豐富一點，其中的跌宕波折，足以把玩無端。美國作家卡佛認為寫作就是一種發現、評估、推進，進入未知之域，有神秘感。這就是一個寫者個人的福利，再來一個合作者就無從享有了。文士們雖然都認為自己合書寫之道，遵軌範，有門庭，靈心善感，但說到底還是宜散不宜聚，各自擅其妙，各自領其奧，成為一種常态。這樣，每個寫者就可以放開，恣情任性了。就像我落款“懷安”一樣，同時相繼幾年落了幹支紀年的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醜、壬寅，明年春節一到，我就要以“癸卯”紀年出現了。觀者說看不懂，我隻是笑笑，覺得不要費口舌。
家裡的宣紙已經很多了，連同各種花箋，我不知要用到哪一年才能寫盡。隻是，我還要不時到四寶堂去買一些回來——同樣色澤、厚薄的紙，差異居然這麼大——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其實品質都挺上乘的。有人來家裡，随手禮就是一刀宣紙，我順手摸摸，便不作聲，心裡已經知曉，盡管他說了一個不錯的品牌，我卻想着做練習紙用尚可。當然，有時也會讓我在撫摸時暗暗高興，真的很适宜我。我舉的這個例子，表明一個人在對一枚單薄的宣紙居然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它是靠摸來判斷的，又如何與人說道？一枚适宜的紙可以使人情趣盎然，計劃等會寫一個什麼——一個人的案頭過程可以通宵達旦，往往因情趣起，體力無條件順從之，停不下來。在很多時候我是靠情趣來引導行動的——情趣來了，就不閑着。院子裡的野草在盛夏的熱度裡瘋長，這時我收到了學生寄來的一台割草機。我動用了以前當機修工的動手能力，把這堆零件安裝起來。接下來就有了嘗試的興緻，并不因正午的陽光焦灼難耐而等待傍晚。機器發出了聲響，刀片铮亮地旋轉，橫掃無礙，野草撲地，便開懷之至，以為順個人情性方不被壓抑。黃山谷認為蘇東坡是不怎麼樂意給人寫字的，碰到索字的人甚至還會呵責一頓。米南宮請他吃飯，準備了上好的筆墨、紙張，置之邊上，蘇東坡興起，與米南宮一道，豪飲豪書，直至紙盡。情趣是文士生活的酵母，紙筆這些取自植物、動物身上的材料，可以使人歡悅無量，妙不自尋。說起來蘇東坡、米南宮、黃山谷三人關系還是很笃定的，相聚總是開心始，開心終，但藝文上各有主張，不是靠近了，而是拉開了，使後人從紙面上的詩文、書畫看到了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從這方面揣度，他們又是三隻離得很遠的刺猬。
行止靈便的人不願意旁人過多地幫助，以為多餘。多年前到一個縣采風，那時的蔡其矯行走還沒問題，隻是年齡擺在那裡，主辦友善執意派一位女青年扶他。後來覺得不足，又派一位，形成左右夾擊狀。蔡詩人挺開心，左看看右看看，說個不停，忽略了腳下凹凸，便摔了一跤，膝蓋都破了。我在一旁靜觀，笑笑——或許讓他自己走就不至于如此，是他的獨立性被她們破壞了。一個人還是待到自己無能為力了，再請求合作——這是我對單幹最後的界限。米亞導演的《晨光正好》寫到了一位哲學教授，他老了，視力失明，行動遲緩，記憶喪失。女兒在外邊請他開門需要很大的耐心，因為他要很久才可能把門打開。到了這樣的生存狀态，就不必強求一個人單幹了——那麼多藏書隻是擺設，自己無力去取一本下來閱讀；此前那麼熱愛寫，一個人就可以輕松地寫一篇哲學文章、一部哲學著作，現在連握緊一把筆都困難，指腕不聽話地哆嗦着。他的女兒桑德拉隻有自己做主，讓父親的學生來，把需要的書挑走。時光一天天流逝，結局當然越來越糟，倚仗他人幫助已是必然。算起來一生可以真正獨立的日子并不是很多——當然包括精神獨立。在不少日子還瞻徇顧盼，行止都如優孟衣冠，譬如寫一堆套路文字、說一些違心話語，全然不是從自己肺腑中流出。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瑣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必然要與許多人打交道。于是選擇藝文生活，成為嵌入俗常生活的一點小超脫、小風雅，看到自己一點小小的力量——總是要有一種形式，使人有所不同，也讓自己透透氣。如果需要舉個例子，那就是趙孟頫，一方面是宦海中聽鼓應官，合作行政，心境何其依違；另一方面是自作主宰，筆尖點染幾多清淚，讓人窺見其不羁的神色。如果沒有後者，永遠也看不清趙氏是個什麼人。很多年過去了，作為官吏集團中的趙孟頫已經模糊得看不清了，而作為個人筆下的趙孟頫卻越發神氣活現，他的詩書畫擡舉了他，不被時日的煙塵覆寫。他每每從官府中出來，滿臉倦怠；待到進入書齋，拈筆濡墨，方又萌生快意——精神如此兩極，最終隻有一極是可靠的，那就是他單幹的這一極。每一個城市的藝文圈，恍如生态。每一行都有前輩在焉。這些前輩在年輕時是一個人數不少的群體。如果不說理想，至少也可以看到自覺地想使自己成為一個藝文兼備之士——那一代人專注于舊學，手上功夫也跟得上，便彼此伯仲，誰也不知何人勝出。和任何一代人一樣，一群人中先天就産生了差異，門第不同、條件不同、教養不同、才華不同，隻是各自做去，讓時日漫過。人是很容易老的，從意氣風發到老氣橫秋，似乎隻是幾場風雨。到了六七十歲這個節點上，有的人水落石出聲名彰顯，而更多的當年同行者，被剔了下去。沒有人把等第區分出來，是時間如此為，并讓人覺得理應如此。那一年有位老先生和我談起他的詩書，我也覺得佳妙，但俗常還是以為低高士一等。這低一等如何斷？是時日之斷，不是誰可扭轉的。時日彰顯了天道，天道在許多時候摒棄了人的情感好惡，超出了人能了解的分寸。一個文士特立獨行，自由是存在的，聲名卻相距甚遠。聲名大者繼續張揚，餘下的漸漸無名，惘惘不甘。曾國藩曾談到運氣的效應——如果有一點點來自外在的力量相助，效果會好得多。曾國藩說過兩句大白話，一句是“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進”，一句是“人生事無巨細，何一不由運氣哉”——運氣是和人緊密相連的。他家人就是倚仗曾的位高權重而高人一等，胞弟曾國潢自诩湘鄉第一鄉紳，包攬錢糧，起滅詞訟，一時風光無兩。文士盡管斯文得多，還是要托關系找貴人，助其聲名。曾國藩同情地說：“夫事至求人，其氣便餒，便予人以排擠輕視之路，知命之君子弗為也。”但知命之君子無多，更多的是投贽幹谒、利祿祈進的事實，斯文反而成了次要。不求人而得遇，方才謂之運氣，就像王世镗之于于右任，那才是一位清寒之士的運氣到了。王傾心章草數十年，下筆便有古拙味。書法有味了，日子卻寡淡無味，聲名不振。他雖然善天文曆算，但長年外有不通之境，内有不申之情，恐怕他也算不出自己未來如何。運氣的到來，是從于右任看到他的書法開始的，于氏大為驚歎，以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并”，王世镗的困厄迎刃而解。于右任幫王世镗洗冤，推介、出書，廣為延譽，盡出其所藏碑帖與他研賞，怡怡無間——這真是王世镗一生最好的時光。我素來是沒有什麼運氣的人，聽人說運氣活靈活現，便覺得挺神奇，還是笑笑。金克木曾談到自己問學的無奈：“我好像蒼蠅在玻璃窗上鑽，隻能碰得昏天黑地。”玻璃窗是透亮的，清楚地看到外邊的無限景緻，讓人有出去的欲望，想去享受一把。可是，玻璃堅硬、冰冷，縫隙了無，柔軟的身軀是過不去的。人生的很多壁壘都是要面對的，有的人就折回了，有的人則要破堅發奇——畢竟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雖名無成，求心可足，也甘之若饴。是不是金克木的運氣到了，他在碰得昏天黑地之後，“不料終于玻璃上出現了一個洞，竟飛了出來”，一時砉然開朗風雅鼓蕩。更多的人還是被玻璃擋在了另一邊，盡管他們同樣盡力，最後還是沒能飛出來。所幸，都是做自己喜愛的事，不會為之失落。不志于仕而志于藝文，除了暢懷，就是消日——這是歐陽修說的，他喜好書法，就是為了消日，那麼，他永遠不會舍棄。我認得一位捏泥人師傅，幾十年來就是捏泥人，從大阿福始，手藝漸入佳境有了名聲，晚年就多捏古典戲曲人物了，貴妃醉酒，水漫金山，穆桂英挂帥，色澤缤紛，栩栩如生。有人說如果早年制紫砂壺，獲利不知多多少。她說是啊是啊，接着埋頭繼續捏泥人，覺得自己就是做這個最适宜，别無他好。一個人所思專注，也就深固不徙，至于最後會達到什麼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人生不滿百，何必懷千歲憂呢。本來覺得人生草草做不成什麼事，卻不料親近藝文，能如一員大将，調遣筆下千百兵馬，旌旗金鼓，皆為統轄，号令之下，或高歌猛進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或低吟淺唱，如萬騎忽斂，唯聞弦外之音。最是靈性來時，筆不能停，骎骎而走，使一幅中百曲千折吞吐往複，竟在在意料之外。每于此時，便覺美好。
朱以撒，1953年生于福建泉州。著名書法家、書法評論家，散文作家。l981年畢業于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留校從事書法創作、教育和理論研究工作。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書法篆刻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書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曾任全國書法篆刻展覽評委、中國書法蘭亭獎評委。2009年被評為“中國書壇年度人物”，2014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評為首批“福建省文化名家”。發表書法論文數百篇，出版書法著作《朱以撒書唐詩小楷》《曆代行草名作賞評》《書法創作論》《書法審美表現論》《書法百說》《書法名作百講》《中國行草名帖一百講》等多部；在文學領域， 在文學刊物發表散文三百多萬字，出版《古典幽夢》《俯仰之間》《紙上思量》《腕下消息》《如風吹過》等多部散文集。《古典幽夢》榮獲首屆冰心散文獎，《流水》榮獲全國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硯邊六題》榮獲2014年全國散文獎一等獎，《腕下消息》榮獲2011年中國散文排行榜第七位。散文入選一百多部散文選集。